電視劇《繁花》終于花了幾天時間看完了，之前直到大結局了我都還一集沒看…
也是巧合，第30集剛看完，視頻網站立刻自動切換到下一部電視劇：《黑土無言》。
在同樣的一個90年代，東北與上海，如劇集切換一般完成了隱喻、呼應與角色轉換。
三十年前，北方國營工廠的一座座煙囪應聲倒下，巨大的灰塵和黃沙也蓋不住黃浦江畔東方明珠電視塔的拔地而起。
在南方“下海潮”滂沱的造富聲浪中，北國的“下崗潮”則愈發無人問津，連上海本地達百萬之巨流離失所的紡織工人都難入《繁花》劇組的法眼，遙遠東北地區的千萬工人階級更是品嘗不到黃河路上彌漫的酒香。
從這個意義來說，汪小姐這個角色其實才是《繁花》真正的劇眼，一如她的名字“汪明珠”，同東方明珠塔一起“成長”著。
不論是育于父親的處處照顧卻被劇情淡化無視，還是與港商寶總的官商茍合卻被劇本高度美化為你儂我儂的情愫纏綿，亦或是攜帶從政資源成為滬上“旋轉門”的下海一員……
一個有悖于政策與時代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回避的：三十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并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
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劇中的“明珠公司”或現實里的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
正像《黑土無言》中的嚴家，雇兇殺害了捍衛公有制的劉建剛，并在鯨吞國營化肥廠的財富之后瀟灑轉身，成為了下海大軍中流光溢彩的“民營企業家”……
《繁花》里，當我們看到連汪小姐“水江水暖鴨先知”得提前知悉匯率改革而一夜翻身這等反動劇情，都可以被主創團隊用一句“小聰明”便輕描淡寫的帶過，所有被編劇妄圖強行降智的觀眾就應當意識到這部劇到底在獻禮什么，歌頌什么，粉飾什么。
自19世紀開埠引資，到殖民時期的“孤島經濟”，直至90年代自始至終不滅的“滬上腔調”，在今日更是誘得官媒親自下場趨炎附勢——然而，這“腔調”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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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說過一句話：
杭州是后花園，上海才是橋頭堡。
2022年3月31日，滬上疫情淪陷中，西方列強們曾給予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封“通函”——結合那兩天前的“丁丁保衛戰”，真是讓人有感“恍如昨日，魔都依舊”
上海這座城市的西洋殖民史是漫長且深入的，不論是歷史長度還是嵌入深度，都是中國近代以來“橋頭堡”般的存在，其影響確實流傳至今，無法忽視。
1845年，英國駐滬領事與上海道臺簽訂了《上海土地章程》，約830畝土地被劃給英國人作為居住地。
久而久之這塊土地就形成了「租界」。
當時規定，英國人可以在上海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區、辦廠。
租界理論上并不屬于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也不設立總督，而設置了一個“道路碼頭委員會”對租界實行自我管理，實際上控制了租界范圍，劃定了英國的勢力范圍。
1860年以后，隨著國門進一步被打開，中國又增設許多通商口岸，也增加了一批租界。
最多的時候全國共有二十六個租界，其中上海獨占三個，分別為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
1863年，上海的英美兩租界合并為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又改名為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的公共租界被認為是“國中之國”，有一整套自己的自治機關、活動剛要、武裝依靠。
還記得那塊著名的牌子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上海外灘公園的招牌。
曾有人洗地這是“偽傳”，但根據1903年9月11日周作人的日記里記載：
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圍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同時，孫中山在《中國內亂之原因》里也有：
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并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
1927年，北伐軍武力接收九江、漢口租界后，兵鋒直指上海。而英國為保衛上海租界，從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調一個旅，移駐滬上。
英美等國那個時候還制定了多種應對方案，包括將上海變為國聯管理下的“自由市”，保持中立；或在工部局增設中國董事，讓華人參與租界管理。
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清晰可見。
在西方人看來，以外灘為代表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國人廢置的沼澤，是洋人們用大量資本花了幾十年時間平地起高樓，設立了自治的市政機構、修建了完善的公共設施、興辦了現代化的貿易企業，將落后的上海帶動成為一座“連接中西方”的都市。
因此，在作為“國中之國”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數西方人也過著比在歐美故鄉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適的生活。
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本國國內原本只是普通的官員、商人，甚至有的瀕臨破產，但是來到中國、來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后，搖身一變成為新貴，統領著江浙滬一帶的民國買辦，登上“人上人”的巔峰。
1915年時，上海的外國人數據不過兩萬人，1931年達到六萬人。1937年淞滬會戰后不斷有日本人進入上海，至1942年上海的外僑總數一度超過十五萬。
其中英國人自然是上海租界的傳統“霸主”，早在1871年他們已在此開設了超過兩百家公司，很多在本國面臨失業危機的英國青年也來到上海尋求發展。
路透社記者愛德華·沃德于上世紀20年代從倫敦來到法租界，他發現這里的工資竟然翻了一倍，生活費卻只需要過去的一半。
英籍猶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先是受雇于猶太人開辦的沙遜洋行，后來他靠五百美元起家，成了上海有名的銀行家。
在上海，英國僑民的生活簡直讓本土化人嫉妒，漢學家L·A·里奧即說：
上海的英國居民是一群被帝國寵壞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繳納少得可憐的一點地稅，他們既不向中國，也不向英國納稅。他們享受英國法律和外交庇護，得到英國艦隊（甚至有幾年再加一支專門衛隊）的保護，而所有的開銷他們都推給英國納稅人，自己分文不付。
30年代后，美國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開始重要起來。
1936年時，上海已經聚集約3700名美國人，占全部在華美國人的1/3。
同樣為尋求就業機會，日本人也一批批跟著侵華日軍的腳步來到上海，成為滬上人數最多的外僑群體。
他們之中既有人管理著橫濱正金銀行、三井銀行、日本郵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業，也有人在虹口、閘北經營著飯館和商店。
1940年時，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工廠商店等達到了596家。
在《繁花》中，作為帶著“留洋日本務工”身份的商業海龜玲子，同樣承擔起大部分宣揚日式文化、展現改革開放時代“日流”進入中國的角色任務。
在劇中，玲子甚至后期直接將本幫菜館改成了日本料理店…
需要看到，西方僑民曾經不僅在上海奮斗，更在上海享受。
專門研究上海英國人的哈瑞特·薩金特曾說：
在英國受雇的年輕人被派往中國工作四年，他們能在商行和其他駐華機構內得到一份美差。那些有能力、有教養的人很快就會融入圈子，了解這個城市的政治內幕。他們輕而易舉地躋身上海總會的長吧臺，坐在光潔的凳子上一邊飲酒，一邊發號施令。
而上海租界中也有極其下流的娛樂場所，比如來自舊金山的資深“老鴇《雷西·蓋爾，她在上海開辦的Line就極負盛名。
Line里擺著明清家具，鋪著波斯地毯，供應法國香檳——但是卻雇傭著許多中國女人，半強迫性的讓她們淪為洋人胯下的玩物。
在公共租界內，中國人顯然是沒有話語權的。
1904年，一名在租界與洋人發生口角的中國人被關在站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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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底色源于殖民時期，但又同樣為新中國有所保留。
還記得這句話嗎：
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
這是以小平同志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以陳毅同志為市長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經濟建設及工商業處理上所定下的總基調。
推導開來則是“解放上海十六字方針”：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遲了一個月，這在整個三年解放戰爭中顯得非常特殊。
在各種準備尚未做好前，我們考慮以盡可能推遲半個月到一個月入上海為好。
陳毅同志在1949年4月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報告中稱，他擔心倉促進城會讓新政權“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
當時集結在上海城外的我軍部隊駐扎在震澤（現湖州一帶），而華東局機關、華東野戰軍指揮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陽待命。
曾擔任20軍58師172團政委的丁公量后來回憶：
總攻發起前，我們每天做的就是學習，包括各種文件和紀律。
長達一個月的“丹陽集訓”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體現了華東局、新的上海政府對上海這座資本重鎮的重視。
比如那四十輛裝滿整整四億元人民幣的美國道奇卡車在丹陽的靜候——由于渡江之后戰線推進太快，鐵路運輸跟不上，這批由東北、華北、華東印鈔廠印制，集中調運到濟南，再轉運上海的首套人民幣和十二種樣票遲遲未到。
進城之后，這些鈔票將成為陳云同志麾下“另一場戰爭”的武器。
事實上，早在國民黨政權1927年設立之初，上海同樣也是他們要面對的第一場超級大考。
1925年孫中山逝世時未竟的“建國計劃”的中心點，就是要在上海建立特別市政府，因為那里“資金厚實、實業良廣、與西洋通商利捷。”
1927年7月7日，蔣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別市市長黃郛的就職大會上發表訓詞：
上海特別市，非普通都市可比，此乃東亞第一特別市。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為根據。若上海特別市不能整理，則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即不能有頭緒。
從1843年上海開埠、被動又主動得引入西方資本以來，這座在中國歷史上此前并無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隨著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海權時代降臨，其特殊性逐步體現。
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對于任何一個新政權都具有在上海進行“制度試驗地”和“制度回避地”的價值。
長期的被殖民史和商業開發史在這個城市的角角落落留了深刻的痕跡，它比中國其他的商業口岸要呈現出更復雜的面貌。
近代上海崛起于鴉片貿易，19世紀50年代以前其作為沿海鴉片運輸的樞紐港，處于半公開的地位，鴉片或者鴉片訂單在上海幾乎和白銀有同樣的功能。
隨著都市化加速，20世紀前三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龐大的人群卻一直生活在四種不同的統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個不同的城區。
恰如2022年疫情之下截然不同的上海眾生相。
就很有代表性：
外國租界中的治外法權、有限的城市面積和市區人口過度膨脹的沖突，都為這座城市的冒險、犯罪、投機提供了土壤。
輪船招商局獲得晚清特許海運漕糧，便讓過去活躍在京杭大運河上的漕運水手大批失業，他們轉投其他諸如私鹽、鴉片、妓院、賭場這些行業，而他們的舊組織——青幫的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并從一開始就與這座城市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正因為上海作為全國最重要的條約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時已成為那些占據中國沿海進行國際貿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種“在華象征”。
誰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權就將獲得一個擁有強大造血和融資功能的財政機器。
但是，在這樣一個擁有“三個政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多種階層、兩個社會（大都市社會、地下社會）、政治經濟與民間勢力錯綜復雜的上海，啟動并駕馭這臺機器從來都不容易。
英國學者庫壽齡在《上海史》中說：
國民政府當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試圖整理財政，尋覓新稅源，于是他們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稅捐。
但關稅和鹽稅彼時仍然作為戰敗賠款與借款的擔保，早已被把持在西方帝國的手中，國府的稅收新政受到了各個外國使館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是國民黨所謂“黃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但整個政府預算也不過只有GDP的8.8%。
蔣介石最后選擇了妥協。
財政上沒有出路的他開始寄希望上海“警察國家化”，這也是其法西斯專權的試點城市。
蔣介石通過重組警察系統、設立專業化的警察、重申路權與司法權來控制上海的無序和動蕩，他強力改造公共衛生、住房、交通、娛樂業以及解決各種居高不下的犯罪問題。
但最后的結局卻是重操軍閥體制的老路子，他不得不從鴉片貿易和幫會分子那里尋求幫助（比如1924年開始取代黃金榮壟斷毒販生意的杜月笙），這也凸顯了蔣府的政治底色。
如此動作的回報是豐厚的。
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屠殺讓杜月笙開始了在上海政治舞臺的“處子表演”，四年后蔣介石又出資百萬讓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反共組織，同時杜月笙在長江流域的販毒壟斷權也被合法化。
這樣，杜月笙不僅是黑幫頭子、法租界華董、國民政府的要人，而且還控制上海的勞工組織。
上海，進一步被“特殊”，哪怕這是在國民黨的體系里。
待到1949年春夏之交，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已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點在農村的中國共產黨也已陸續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這些城市都不可與上海等量齊觀，有限初步的城市執政經驗對上海這座當時擁有六百萬人口的亞洲最大城市是否適用，也尚待檢驗。
上海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源地之一，是第一批受到西方成熟資本主義制度熏陶的地域，曾涌現大批著名的民營資本家，如火柴大王劉鴻生、粉紗大王榮德生、棉紗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吳蘊初、顏料大王周宗良等。
盡管受到多年戰爭沖擊，但是在我黨我軍解放上海前夕，上海的資本主義比重依然不可小視。
1949年5月，上海擁有民營工業企業年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比重達83%，占全國民營工業總產值也有36%之多，民營商業零售額占全市商業零售總額的比重更是達到92%，是國內民營工商業最集中、民營經濟發展最發達的工業重鎮和商業中心。
實際上，1949年元旦之后，上海許多金融機構的董事長、總經理、經理等主要負責人如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得懋、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浙江第一銀行董事長李銘等叱咤一時的上海灘金融巨擘，均已陸續離滬。
一方面是先前蔣經國的“打虎亂棍”和蔣介石的濫發金圓券弄得資本界失序，另一方面則是懾于共產黨的解放事業（當時的香港是主要逃離目的地）。
對此，陳云率先提出：
接收一個大城市，除方法對頭外，需要有充分的準備和各方面稱職的專業干部。
基于此，接管上海的準備從1949年2月就開始，以小平同志為領導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大批量抽調了近兩千名財經干部組成準備接管上海財經系統的“青州總隊”，由原山東省財政廳廳長顧準擔任隊長，南下到江蘇丹陽地區開展集訓。
他們學習了解當時能夠掌握的所有關于上海社會經濟現狀的信息資料，后形成了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秘書長駱耕漠，財政處處長顧準，金融處處長陳穆，貿易處處長徐雪寒，重工業處處長孫冶方等一大批黨內知名財經干部，“誓死保衛上海秩序”。
由此，有側重地穩定和發展上海民營經濟以帶動全上海乃至全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就成為當時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任務。
為此，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決定對重要的及經營面臨困難的民營企業以原料供應、產品收購、以貨易貨、銀行信貸等政策手段進行有針對的扶持。
具體包括組織聯營、下鄉采購、轉口貿易、重點貸款、訂購產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銷等措施，成效顯著。
至當月9日，民營工廠中已有鋼鐵、制革、面粉、碾米、鉛器等363家開工，占各業工廠總數的一半以上。
也是在1949年6月1日，上海市商會致電毛主席和朱老總申明政治立場，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會主義良好基礎”。
次日，包括盛丕華、胡厥文、榮毅仁、侯德榜等在內的八十多名工商業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請，在外灘中國銀行四層會議廳舉行座談，時任市委書記饒漱石，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曾山、韋愨等市領導悉數參加，堪稱解放后上海的首場大型民營資本家座談會。
會上，陳毅開宗明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資本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要有利于國計民生，私有財產應該被容許存在和發展。并保證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前提下，政府會考慮資本家們所擔心的問題。
陳毅的講話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給民營企業恢復發展注入了信心。
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和化工大王吳蘊初，紛紛返回上海恢復了企業運營……
1949年7月，民主建國會創建人之一的胡厥文，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創辦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學習會；12月，在上海商界擁有重要影響力的盛丕華又被任命為上海市第一任黨外副市長，這對上海的資本家們而言無疑更是一個強烈的信號。
上海民營工商業和民營經濟的恢復發展，使得資本家抱團聯合的需求日漸強烈。
8月5日，六百多名代表與會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進入最后一天，盛丕華在會上提出“組織工商業聯合會”的建議。
會上審議通過了“請組織工商聯合會”提案，該提案由姜鑒秋、王志莘、項叔翔、嚴諤聲、劉靖基、楊立人等共同提議，連署人包括包達三、陳叔通、徐永祚等二十四人——這等于在5月27日市工業會和市商會聯合組織成立“上海市商會、工業會臨時工作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基礎上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8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市委所發關于準備成立工商業團體電報上批示：
以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為好。公營企業主持人員也要參加，但不要占多數，以利團結并教育私人工商業家。
今日遍布社會主義中國大江南北的“商會”、“XX會”其源頭淵藪或許可以追溯到這里，也彰顯了上海在當時全國工商業中的地位。
在《繁花》中，神秘的滬上金融游資組織“麒麟會”，同樣是歷史脈絡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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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國后，上海一度是作為先進政治力量的階級高地而存在過的。
只是這段歷史后來越來越被埋沒和變相否定。
根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表明，革命造反派掌控的所謂“重災區”上海，其經濟在大革命時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三五”期間（1966—1970年），上海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四五”期間（1971—1975年），上海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41．9％，平均每年增長7.38％。
1966年當年，上海國民經濟即取得較大進展。這一年全市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65年增長15．7％，其中工業增長16．2％，農業增長1．7%，主要工農業產品絕大部分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計劃，全年新增固定資產3．59億元。
上鋼五廠500、1250軋鋼工程、閘北電廠5萬千瓦和吳涇熱電廠10萬千瓦電站工程、上海焦化廠年產45萬噸煉焦工程等重要項目，先后建成投產。
多種難熔金屬和高溫合金的冶煉技術得到了突破，第一座純氧頂吹轉爐煉鋼車間建成，合成苯和石油發酵脫蠟也都研制成功并投入生產。
這一年，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30．95億元，比上年增長6．4％；調往各地工業品53．40億元，比上年增長12．8%,出口商品總值8．7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2％。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7959元，比上年增長12．2％，地方財政收入70．83億元，比上年增長12．6％。
1967年上海國民經濟有所下降，與1966年相比較，工農業總產值下降9．4％，其中工業總產值下降9.7%，鐵路貨運量下降28．9%，水上貨運量下降13．1%，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下降42．3%，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下降12．4％，地方財政收入下降20．9%。
但是要看到，1967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的當權走資派操縱保守派工人，在上海全面實行停水、停電、停交通的“三停”，掀起經濟主義的陣陣妖風。
而后在上海楊浦發電廠造反隊接管了全廠生產指揮權后，隊員日夜奮戰在第一線，擔起了31號和18號汽輪發電機組的大修任務，并提前完成——在用電量大增的情況下，保證了全市的安全用電。原計劃用三十六個小時卸完的煤車 ，僅用十八個小時就完成，經濟也逐步恢復到“抓革命，促生產”的基調中。
1968-1970年是"三五”計劃的后三年，上海國民經濟得到發展。
1968年，上海市革委會主任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號，促使1968年上海工業生產有所回升并超過了1966年的生產水平。
1969年和1970年，全國政治局面開始趨于穩定，武斗之風逐漸平息，工農業生產逐步回升。同時，這時期由于突出備戰，加快三線建設和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積累，1970年的基本建設規模也隨之擴大。
上海作為我國裝備性工業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生產任務和建設投資的增加，工業生產得到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那兩年，上海工業總產值比上年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7．3%，和14．8％，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分別為5．3億元和7．7億元。
那一時期，上海在搬遷工廠、為大三線提供工業裝備的同時，本身也進行了基礎工業的改造和原材料基地的建設。
此外，上海還根據備戰要求，在民用工業中，建立了軍工動員線，擴大了常規武器的生產能力。
“三五”期間，上海國民經濟計劃從產值、產量來看大部分完成。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其中工業為10．2%，農業為3．9%。
在二十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上海完成和超額完成“三五”指標的有鋼、鋼材、發電量、水泥、電石、燒堿、農藥、塑料、金屬切削機床、大型拖拉機、發電設備、棉紗、棉布、化纖等141種，沒有完成的有硫酸、合成氨、氮肥、汽車、機制紙和銅等6種。
“三五”計劃期間，上海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業和機電儀表電訊等裝備性工業有了較快的發展，機械工業已能生產120噸純氧頂吹轉爐、5噸真空電爐、12．5萬千瓦雙水內冷發電機組、4000噸臥式壓鑄機、各種程序控制機床、回旋鋼錠細紗機、噴氣織機、32噸載重汽車等裝備性產品，以及能為年產50萬噸鋼的聯合企業和年處理100萬噸原油的石油化工企業提供成套設備(其中鋼鐵聯合企業設備的配套率是80％)。
1971年和1972年，上海的經濟繼續發展。工業平均每年增長8．1％，其中重工業增長13．1％。以1972年與1970年相比；鋼產量從301．42萬噸增加到388．71萬噸，原油加工從231．57萬噸增加到336．84萬噸；礦山設備從15106噸增加到22440噸。
隨著大三線建設的展開，上海機電、儀表等工業繼續為攀枝花鋼鐵廠(四川)、昆明鋼廠(云南)、第二汽車制造廠(湖北)等國家重點建設單位提供配套裝備。
在原材料基地建設方面，除“三五”期間已經開始建設的梅山(江蘇)、張家洼(山東)、大屯(江蘇)等3個煤鐵基地外，為了解決硫鐵礦供應問題，1972年又增加了對新橋硫鐵礦基地(安徽)的開發。
根據毛主席批準的國家計委關于引進一批化肥、化纖成套設備的報告，上海從1972年6月開始籌建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第一期工程。
在1971和1972兩年中，全市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13．8億元。
對外貿易方面，1972年上海口岸的外貿出口總額為13．3億美元，比1970年增加53．4％，平均每年增加23.9%。1971年和1972年全市重工業投資分別占當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60．5％和66．4%，同時，生產性投資又分別占當年基建投資總額的92．8％和88。2％——上述比重都是上海解放以來最高的年份。
在“四五”時期的后三年中，由于國家給上海下達的任務、投資和原料、燃料是逐年增加的，因而上海的工業生產水平繼續得到提高。
這一時期，國家的投資重點已從建設三線逐步轉向從國外引進成套設備的大中型項目。除了有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的建設任務外，還承擔一部分其它引進項目的國內配套任務。
此外，1973年前后，是我國對外援助最多的時期，上海承擔的援建項目也較多。這一時期，通過承擔支援國防軍工、支援農業、支援基礎工業、重點項目配套和援外設備制造等任務，上海工業的產品面貌和配套能力有了變化，已經能制造年產150萬噸鋼的120噸純氧頂吹轉爐設備，30萬千瓦的火力發電機組、年產15萬噸的化肥設備、年產75萬噸的煤礦設備和每秒鐘運算100萬次的電子計算機、高精度機床、數控機床等大型產品和精密產品。
從1973—1975年，上海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速度為6.6％，其中工業為6．8％，農業為1.7％。1975年上海鐵路局有12項經濟技術指標超過了1974年，客運和貨運分別提前26天和11天完成了全年計劃。
上海的工業生產在24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2種產品的產量比1974年增長，其中鋼產量增長6.1%，發電量增長10％，水泥增長15％，手表增長11.4%。
“四五”期間，上海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41．9％，平均每年增長7．38％。其中，工業增長42．4％，平均每年增長7．48％。財政收入增長36．3％，平均每年增長6．26％。這一時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55．3億元，比“三五”時期增加1倍多。
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一些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以1975年與1970年相比，鋼從301．42萬噸增加到398萬噸，增加了近100萬噸，原油加工從231．37萬噸增加到362．01萬噸，增加了60多萬噸；發電設備從83．4萬千瓦增加到171萬千瓦，民用鋼質船舶從15．15萬噸增加到33．1萬噸，都增加了1倍多。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是上海市永恒的發展答案，歷史如此回答，今天更是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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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原著中其實還有兩條聚焦底層的內容線，但遺憾的是，操盤電視劇版本的王家衛，其大部分唯美似幻的鏡頭、高對比度的畫面、斑影離亂的燈光，都對準了黃河路上西裝筆挺的資本客。
其實即便在電視劇中，我作為觀眾還是十分為玲子的夜東京餐館以及圍繞在她身邊的那一群市井小民的煙火生活而吸引。
在我看來，玲子的精于算計，菱紅的愛貪便宜，葛老師的裝腔作勢，陶陶的死不正經——夜東京的魅力值要遠遠勝過燈火通明但卻充斥著幼稚裝X和虛情假笑的至真園。
只不過令人扼腕，玲子的后期竟然也將接地氣的上海本幫菜館改成了物丑價貴的日本料理店……
從烹飪的角度看，這里的劇情倒是十分貼合現實的：日料（刺身/壽司/煮面）、韓餐（烤肉/拌飯/煮面）、西餐（牛排/各種烤物）等的烹制難度，相比于對各類做菜功夫（刀功/炒功/炸功/蒸功/腌功/釀功）要求極高的中餐，確實是低到塵埃里。玲子這么一個零基礎的女子能夠秒變“餐廳主廚”、“日料仙人”，這倒真確符合日料/韓餐/西餐等領域的事實，是哉斯言。
但唏噓之處，正如成為了“新夜東京”股東的陶陶所言：
沒意思。
這也就引出了《繁花》難以回避的“裝容追求”：它必須精致，必須高端，必須雋雅，必須光彩奪目，必須一塵不染。
恰似寶總在驚聞汪小姐“下放工廠”（“下放”，這詞真有意思）時的驚憂：
不行的，她坐辦公室做習慣了！
似錦的《繁花》，又怎會將目光瞄準黃河路之外更多的歷史角落呢？
上海青年作家周嘉寧去年5月27日在上圖東館作“城市變革與個人史書寫”講座時曾說：
電視劇《漫長的季節》讓我想到，上海也有過這樣的歷史階段（下崗潮）和一連串的事件，但沒有被很好地書寫過。
我媽媽這一邊的整個家族都是紡織業的從業人員。照理來說，這一段歷史對我們家的震動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到現在也沒有再聽到過他們討論這件事情。
近年很多年輕人喜歡聊原生家庭問題、女性主義問題。其實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可以把一部分的目光放到父母這一代人的經歷上，了解一下是什么樣的困難、什么樣的命運造就了他們。
上海是近代中國工業發展的絕對龍頭城市，新中國后的工業發展更是突飛猛進，以家用品來說，“永遠牌”自行車、“鳳凰牌”縫紉機、“紅旗牌”收音機、“上海牌”手表、“大白兔牌”奶糖、“中華牌”牙膏（不是今天的那個名不符實的“中華牌”）、“友誼牌”香脂（鐵盒裝），還有上海產的麥乳精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而在上海各工業門類中，又以紡織業尤為聞名。
但隨著產業結構變化，上海的紡織業在90年代迎來大調整。
1993年12月31日，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中國紡織總會發布《關于解決棉紡織行業存在問題的意見》，提出：
加快調整地區和產業結構，壓縮棉紡生產能力1000萬錠，實現產需基本平衡。
對于下崗潮那段歷史，上海作家程小瑩2014年出版的小說《女紅》有很多詳細的描述，小說第三章專門有一節叫《砸錠》。
那個階段上海的紡織“富余人員”的特點是年齡偏大，特別是工業重鎮老閘北區和閔行區，工人平均年齡超過38歲，36~45歲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職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為“老三屆”，她們將自己的半生都獻給了“廠子”，而在一紙政策面前均淪為被拋棄的螻蟻。
作為時代硬幣的反面，等待她們的除了天崩地裂的被失業，別無其他。
三十年前，從東北到華北，從西南到上海，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黑土無言》中，優秀且光榮的化肥廠工人趙新國在“國企改制”后淪為資本家的保安，并隨之完成了身位與認知的雙重改造——一個曾被廠子評為優秀職工的老工人，居然會頤指氣使得沖著渾身污臟的闖客怒斥：
嚴總的名字是你叫的嗎？你個破要飯的！……
由此而悟，關于那段身后路的評價，很顯然需要跳出“人性”而進入對歷史與制度的清算。
相比于在外交政策、經濟改革、政治環境等多重影響下就業業態并不算貧乏的上海（許多紡織女工穿插于各行各業甚至是“空姐”“空嫂”），90年代東北大地的下崗工人則要清苦和悲情得多。
1998年3月19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正式提出：
本屆政府的任務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一個確保”，就是確保1998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小于3％，人民幣不能貶值；
“三個到位”，一是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確定在三年內徹底改革金融系統，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目標要在本世紀末實現；三是政府機構改革的任務要在三年內完成。
“五項改革”，是指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改革。
三年后，入世前夕，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著名的猶太大鱷喬治·索羅斯。
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這是一曲時代的悲歌。
它在中華大地曾經以三十年前北方鄰居轟然坍塌的背影為教訓，卻又竟然在陰差陽錯之間成為了自己的“世紀先聲”。
2010年，劉仰在《國企改制的一個經典案例》中曾披露過一個事實：
牧羊集團原先是揚州市邗江區糧食局下屬的邗江糧機廠，創建于西歷1967年。1996年初，從工廠制變為公司制，成為江蘇牧羊集團有限公司。
這時候的牧羊還是一家國有企業，但在2001年，牧羊實行“股權優化”，國有股比例從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東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
這是令我困惑的一個地方，為什么國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雖說國企私有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這一突然私有化的過程中，究竟有什么沒有公開的事實？
據我所知，一些國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權分給員工，但是2001年時，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東數卻只有19人。
據牧羊現在的介紹，目前它有員工1380人左右，2001年時可能不是這個數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團當初從國企變成私企，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操作方式？
另有數據顯示，當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擁有的股權74.84%屬于經營班子。
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對不對：當初國企的廠長、書記等管理班子，在國企私有化后，成為了私企的老板。兩年后，西歷2003年，包括許榮華在內的5位大股東擁有牧羊集團全部股份的85%。可見，在這兩年中，大股東人數持續減少，其中應該有一個“兼并”的過程。
我的問題是：國企原管理班子成為經營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們分別以設么方式、什么價格持股？分別實際出資多少？
我看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數字，許榮華當初出了50萬，便擁有了15.51%的股份。這實在是有點令人驚訝。按照媒體說許榮華在看守所里被迫轉讓了價值1.5億的股權，等于是說在4、5年的時間里，牧羊集團私有化后，個人股東的財富暴漲了300倍！如此驚人的財富增長速度，恐怕世間少有。
這與蘇聯解體后一眾前蘇共高官搖身一變成為寡頭私企的高管，何其相像。
2000年底，中國資本所有權結構中，國有資本只占26%，集體占9%，個人資本占有57%，港澳臺和外資占有8%；到2008年，全國資本性資產中，國有資本只占10.50%，集體資本占2.76%，個人資本占79.92%，外商資本占6.82%。
然而實質上，這個“個人資本”當然不包括昔日作為領導階級而存在的工人與農民……
以致于到今天，我們依舊在承受二十余年前經濟大地震帶來的歷史遺留災難。
回看90年代，早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中央就提出所謂：
國有經濟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行業布局上有進有退。
東北三省隨即開始進行“嘗試”，到2003年時，遼寧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剩2000戶左右；黑龍江省2002年初統計結果是地方大中型企業484戶，其中國有獨資超過半數，初步實現多元產權的133戶企業中，72戶國有股絕對控股。
對此，時任黑龍江省委企工委副廳級巡視員的李必鑫甚至公開發聲：
黑龍江省這幾年資產流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敢。
電視劇《黑土無言》的對照省份，正是黑龍江（劇中汽車車牌為“墨X”，拍攝地為牡丹江）。
還記得曲婉婷的母親張明杰嗎，這家人發生的故事同樣是在黑龍江。
直到2021年上半年，曲婉婷其人居然還在微博一如既往地為她媽“鳴冤”。
數年如一日，我只能說人至賤則無敵。
2017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里高小琴伙同祁同偉、丁義珍買賣土地、變更土地性質的案件，就可視為張明杰案的藝術翻拍。
張明杰曾任哈爾濱市道里區政府副區長，主管農村征地工作，在職期間利用職務與哈爾濱市東江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謀，在齊齊哈爾鐵路客運專線工程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哈爾濱市土地儲備中心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過程中，虛構哈爾濱市原種繁殖場土地使用權已經轉移的事實，騙取征地款3.4985億元人民幣。
這些，都是老一輩工人積攢下的血汗錢。
此后，又由他人代表張明杰與魏奇簽訂《合作協議》約定利益均分。
雙方合作股份為各持項目50%的股份及項目利益，經偵查，案發時雙方共同控制的哈爾濱先發置業有限公司賬面資金為人民幣6500余萬元，固定資產為門市房49套(價值人民幣1.1億余元)及途銳越野車一輛(價值人民幣80余萬元)、依維柯客車一輛(價值人民幣19萬余元)，共計折合人民幣1.8億余元。
按《合作協議》約定，上述款物的50%應歸張明杰及另一名被告人所有，二人共同受賄折合人民幣9000余萬元。
這個魏奇是張明杰的老相識了，張明杰任職哈爾濱市建委信訪辦時，就幫他處理過道里區田地大廈違法拆遷的“麻煩”，“平定”數百名上訪群眾……
東江公司在并購原種場后，張明杰在繼續主管原種繁殖場職工安置工作的過程中，又未按規定由轉讓方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
當時，張明杰私自批準同意將6160萬元人民幣違規轉入由東江公司實際控制的以原種繁殖場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中，并由受讓方東江公司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000余萬元人民幣至今未還。
同時，張明杰還利用主管農村征地工作職務之便，收受下屬榆樹鎮黨委書記孫某、鎮長劉某感謝其下撥征地款而給予的好處費10萬元。
2009年，6160萬換來了3.5億：黑龍江省與鐵道部共建的哈齊鐵路貨運專線，以及哈爾濱城投集團，需要用地，便找上了魏奇，出價3.5億。
再然后，魏奇就出逃加拿大溫哥華了。
在早先庭審過程中，檢方以張明杰犯罪金額特別巨大及拒不認罪等為由，建議判處張明杰死刑——然而，張明杰的辯方律師以證人與張明杰有利害關系、檢方查案時有“不規范行為”、“應該啟動非法證據排除及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界定模糊”為由，認為張明杰無罪………
東北、華北兩地區整整一代下崗工人、超3000萬人口的失業家庭，翹首期盼“還一個公道”的死刑，依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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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黑龍江的張明杰，三十年前在私有化這股風潮之下，整個東北大地都可謂亂象連連：使用僅一年的10臺原價值248萬元的自卸車，在企業改制評估中確定的成新率僅為50%，僅此一項導致國有資產凈值減少110萬元；一座賬面凈值為463萬元的企業辦公樓，在改制中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后的凈值僅為223萬元，凈值減少240萬元……
國有資產就這樣成了《黑土無言》里嚴紅橋那樣的改制企業的廠長經理們及其親屬暴富的“盛宴”。
由于在資產評估環節人為壓低國有資產凈值、會計師事務所超越職責權限進行資產評估等問題，當年的東北一些地方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國資流失問題相當觸目驚心。
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規和制度不健全，也使國企改制中對國有資產流失的監督約束力被嚴重削弱。
比如當時長春市房屋重置價格每年度應由有關部門根據市場供求和價格情況予以確定發布，但是從1999年發布當年房屋重置價格以來，長春市長達十年至今未發布新的指導價格。
這直接導致了1999年以后的房屋重置價格政策出現空檔，使國有企業改制中對房屋重置價格的評估依據出現問題，甚至給國企改制中一些人鉆政策空子留下可乘之機。
再如長春某區屬國有企業改制時辦公樓賬面凈值在2006年時為463萬元，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后凈值僅確定為223萬元，凈值減少240萬元，其評估依據就是1999年發布的房屋重置價格，沒有新的依據。
而事實上，1999年以來，長春市建材市場及房地產價格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1999年發布的重置價格已經根本無法準確反映2006年的市場價格。
在國企時代，東北幾乎所有的社會公共服務都配合著就業綁定在一起，工廠辦幼兒園、辦學校、辦養老院、辦大食堂，以至于在財政層面的社會福利基本為零的前提下，東北地區實現了水準頗高的整體福利水平。
然而下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會公共服務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國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緊隨其后便是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
與強行解散國企相同步的，是被強制下崗的工人們由國家養老變為現收現付（代際補償制），這同樣是一種單方面的打破契約……
根據2002年2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下崗職工報告：1998-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
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從一開始，新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資金籌措的困難，發生了昔日國有企業老職工的賬戶中沒有基金積累或者積累很少的「空賬戶」問題，并由此引發此后十幾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時需要“花錢退休”——填補賬戶空白，才能退休并領取養老金的亂象。
2009年時，一項針對沈陽國企下崗職工的研究中，隨機挑選了21位被買斷工齡的受訪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強制買斷的，有6位是半強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選擇買斷工齡。
當時，一年工齡的價格在各省不同，東北地區約2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工齡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區區幾萬元錢，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馬路上，舉著“木匠”、“鉗工”的紙板討生活。
而這些東北男人們的妻子，在世紀之交的關內外往往擔負著街頭“賣藝”的家庭職責，以及在各個風月場所里陪酒少婦的角色……
從1998年開始，廣州、東莞、廈門、麗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風月場所，大量充斥著南下掙錢的東北女人，以及尋歡作樂的北京高官、山西/內蒙煤田老板、東北礦山老板。
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損，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階級的尊嚴被碾壓、被踐踏。
在寧浩的電影《心花路放》中，馬蘇飾演的在云南大理從事三陪服務的女人，即操著東北口音。
不知是否寧浩有意為之，但電影場景頗具黑色幽默。
在歐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當大比例的捷克女優——經歷了國家解體的捷克，和中國東北地區如出一轍：遭遇了社會制度變革、休克經濟療法，整個國家的重工業基礎毀于一旦。
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女人，往往就會成為時代翻覆的最直接犧牲品和最現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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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們往往會不屑于東北人曾經的“鐵飯碗”，認為是國家過分照顧、讓東北人“貪了舊制度的便宜”。
事實上，東北人的鐵飯碗從來就不是白端的，鐵飯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犧牲。
計劃經濟，準確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準戰時體制”，以應對北方蘇修和東面美日韓聯軍的威脅。
從抗美援朝到抵御蘇修，沖在最前線的都是東北人民以及東北的國有企業。
國家的要求很簡單：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東北的國企必須能夠迅速轉入戰時狀態、擴大軍工生產、支援前沿戰線。
比如《黑土無言》映射的黑龍江即是典型，包括哈爾濱自動化儀器儀表廠、哈爾濱風華機器廠等黑龍江國營工廠，均專門有一條軍工線，專供戰時。
所以東北的國企工人曾經均是被視為“全員戰士”的。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當年高崗是怎么起勢的？就是在搞建設的同時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在東北后方為彭老總輸血。
結果1991年，偌大的蘇聯突然崩了，中國頓時失去了北方威脅，壓力盡釋，東北國有企業的龐大福利也瞬間成了一種“累贅”，進而壞賬、積債……
同時，自1979年就逐步廢止的知青下鄉政策導致了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里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游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以致于后來又迫于無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這些也是在人為地給東北國企敲響喪鐘。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發難：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
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x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
僅僅十年之后，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80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在《漫長的季節》里，正是宋玉坤這樣的人物。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
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將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廠長取得如下權力：廠長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廠長任免或聘任中層干部；廠長提出工資和獎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業享有勞動招工權，有權決定用工形式；廠長可以制定企業的重要規章制度，可以獎懲職工，包括“晉級獎勵和開除處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
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隨后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有77.6%。
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使企業財產所有權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權；廠長獨攬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獲得了可以開除工人的無上權力，在工廠中形成了“對工人的專制”。
按照毛主席的話說：
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資本的力量一旦在企業中取得優勢，就必然按照獲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快增殖的邏輯發展，管理層盜竊國有資產、私開小工廠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
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它為解體和下崗埋下了伏筆。
如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經有言：
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
瞅瞅曲婉婷她媽那種，涉案金額近3.5億元人民幣，換作了曲婉婷留學加拿大一年20萬、一學就是九年的學費……
曲婉婷這樣的人，她們之所以能夠走上寫歌唱歌的職業燒錢道路，正是源于黑手攫取國有資產的“英雄母親”（曲婉婷自己的話）。
在1999年，那個人均工資只有一千多的時候，張明杰就給女兒曲婉婷買了一架鋼琴——當年的鋼琴價值多少錢？看過電影《鋼的琴》的人都知道。
《鋼的琴》的導演張猛曾回憶：
1999年，我在鐵嶺評劇團看到一架木質鋼琴，是當時他們團里的人做的，那時候我開始想這架鋼琴的故事。
鐵嶺有一個鋼材市場，里面有一大堆失業的工人，他們失業后買了跟自己以前工作時一樣的機床，變成了一個個小作坊，但其實這些工人們又都集結在一起，你想做個什么東西都是在這個市場里完成——兩個“念頭”碰撞到一起，就萌發了《鋼的琴》的創作。
一個人在突然失業后面對社會時最陣痛的時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們把那個時代遺忘掉。
正是在“那個時代”里，張明杰送曲婉婷去了加拿大音樂學院上學，一年學費20萬+，一讀就是九年。
后來，“學成歸來”的曲婉婷回國開演唱會，門可羅雀，無人問津，于是豪氣的張明杰便大手一揮把一張張上千的門票自己買下來，然后白送出去！請人來聽她女兒的演唱會。
2019年8月，哈爾濱中級法院開庭，此間檢方去掉此前指控張明杰的貪污罪，將原有三項罪名變更為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
曲婉婷在2015年接受哥倫比亞大學采訪的時候說：
我的母親是我的英雄，她是一個勤奮的人，她給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的。
曲婉婷奢華的海外生活和昂貴的音樂學費，是數千國企退休工人的安置費、是所有工人養家糊口的救命錢。
而張明杰貪污受賄、賤賣國企土地，卻把那些曾經為了建設國家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國企工人，當作包袱輕輕松松甩掉、斷了數千家庭的生計。
當年種場有566名職工被違規解聘，那些工齡接近20年的老職工，其遣散費不足2000元。
失業之后，所有工人沒有退休金、沒有安置費、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在零下幾十度的哈爾濱冬天這些“被下崗”的國企工人們生活有多艱難可想而知，其中有一名職工因患病無醫療保險治療，最終上吊自殺。
真的是人間悲劇。
而曲婉婷呢？走上歌星之路、收割粉絲韭菜、裹挾輿論流量，就可以化身音樂偶像、洗白資本原罪……
真乃“完美犯罪”。
娛樂圈里像曲婉婷這樣帶著原罪“追尋夢想”的玩意，一點都不少。
比如華晨宇的大伯，湖北鑫銀貴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讓說嗎？
跋
前文有述，《繁花》中的汪小姐是整部劇的價值核心，她與紅顏知己的寶總，一道展示了90年代上海灘的創業者們在代表著舊資本力量的爺叔與官僚資本主義力量的27路“旋轉門勢力”的共同提攜培育下，如何“先富起來”。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象征著傳統江浙資本的魏家（魏總）匍匐在了上海新資本的腳下（魏總死死追求著汪小姐），以上海為火車頭的長三角經濟圈逐步成型。
而港商寶總的股戰失利以及舊愛雪芝在香港的逝去，則隱喻了自90年代開始香港資本黃金年代的消亡。
相比于王家衛早期《阿飛正傳》中對香港在生母（中國）與養母（英國）之間迷茫躊躇的暗喻式提問，至少三十年之后的《繁花》里，“墨鏡王”總算悟透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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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后，上海資本乃至中國資本的主流視角再度由股票轉向了土地，屬于地產經濟和樓市泡沫的時代旋即開啟——但這個時候，寶總已然跌回了阿寶，一如下海潮之初那些從“當家做主”的階級高位跌入下崗求生境地的工人們。
上海這座城市最讓人著迷的一點或許就是「自由」，也就是《繁花》所謂“腔調”在體面、精致、儀式感等表象之下的文化內核。
這種自由的體現，在于任何人群、階層、脾性、志趣似乎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角落。
但是這種自由的側面就是絕對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
在上海，任何踩著別人的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任何被踩在腳下的人也能自得其樂得自圓其說…
剝削者趾高氣揚，被剝削者亦是愿意在燈紅酒綠的“他們吃肉，我喝點湯哪怕聞聞味也不錯”的虛靡感中，尋找著沉醉的快樂。
上海，像極了一座舊世界的貴族遺孤——這里早已沒有貴族，但處處外溢著濃烈的貴族感。
安福路上的街頭薩普也罷，咖啡店里不知所云的“MacBook幫”也好，共同構成了一座容納著“桃花源中人”的CityWalk之城。
2022年的滬上抗疫已然描繪了一幅載體詳實的圖景，“墨鏡王”拍錄數年之久、攝制畫面質感極盡美輪酥雅的電視劇《繁花》，更是給這幅長卷戳上了蓋棺定論的印章。
這樣一座早先于先進政治力量崛起而崛起、早先于強勢意識形態成長而成長的城市，向來是先進文化與進步體制難以登陸、難以打開缺口的堡壘。
或許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宛如“瓷器店里抓老鼠”般艱難的解放進程中，上海就已經奠定了今天的模樣。
這里本是中國包括左翼政治、左翼文學、左翼音樂在內的左翼文化的發祥地與傳播地，懷念所謂“一百年前的上海”也應當是懷念五卅運動，鼓吹所謂“上海是屬于上海人的”也應當是針對帝國主義與買辦勢力，而不是針對除上海人以外的中國人。
但是現實卻似乎在朝著美化《南京條約》與《五口通商章程》、粉飾蔣記民國與杜月笙黃金榮、吹捧周正毅等商界巨賈或網紅醫生等輿論領袖的方向狂奔而去………
它被垂直化得保留了太多野蠻的舊基因以維持“大上海”這個超越共產黨執政意志、分離共產黨執政秩序的城市景觀，最終形成了一幅凌駕七十年的史卷。
它的價值內核從未改變過。
因為被需要，所以被放逐；
因為「曾經百年間」，所以「最近四十年」。
同一個90年代，東北黑土無言，滬上繁花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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