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經常遇到需要說服人的場景。有些時候能說服人，很多的時候并不能說服人。
周恩來：“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
連偉人也經常不能說服人、只能等待，可見說服人的困難。
毛主席：如果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中國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一種是正面教員的說服，一種是反面教員的說服。可見反面教員說服的重要性。
我們用辯證法來研究說服人。
第一、選擇說服對象
我們對說服對象進行一分為二，就得到了對方和第三方。說服對方？還是說服第三方？這個時候就有兩種策略。
要說服對方，就說明和對方存在某種對立，所以，在實踐中，對方隱含著某種“敵人”的性質。根據辯證法，敵人和朋友構成了一組正反面，根據辯證法以正面勝反面的原則，說服第三方——即是獲得朋友，此時，即使不能說服對方，但說服了第三方，那么也是健康的。
比如，
毛主席：我們不要完全拒絕談判，這是要考慮到人民覺悟的問題。那時可能有兩種情形，或者拒絕和談，或者進行和談。但現在就要對國民黨可能搞的和談騙局進行揭露。如果群眾覺悟，要打下去，認識到和談就是讓敵人休息后再打，是費力的，那我們就打。如果群眾沒有這種覺悟，要和，那就進行和談，一面談，一面打。并在談判中教育群眾，向群眾解釋和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實上還是要繼續打下去，不上敵人的當。
這里，首要選擇的是說服第三方——人民群眾，其次才是說服對方——國民黨。
比如，
毛主席：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
破裂，即是不能說服對方。而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即是瞄準了說服第三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
比如，
他認為大會是另一個制造有明確傾向性的輿論的工具。
這里的目標，也是著重在說服第三方。而不是說服大會中的對方。
比如，很多擴大會議
毛主席：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兩位。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后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是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
決定性的遵義會議，正是通過說服第三方，并且通過說服第三方、使對方發生分化，從而最終獲得勝利。
當然，要說服第三方，首先要獲得說服第三方的資格和舞臺。
毛主席：你們已經有談判的資格了，談成談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我們也取得了談判的資格，我們正在和美國談判臺灣問題和中美關系問題，地點在華沙，已經談了九年多。
沒有這個資格，那么試圖說服第三方，那也是沒有希望的。
由此可見，說服第三方，更具決定性。由此，就可以得到兩個推論，
推論一
敵人和朋友的正反面，第一重要的是要實現——朋友面，然后才是敵人轉化成朋友。
推論二
正反面兼具的原則，要高于、要優先于走向反面的原則。
技巧一
當己方不能說服對方的時候，并且己方也沒有獲得說服第三方的資格時，就可以——用反面教員去說服對方，此時需要等待。
比如，
毛主席：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么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
反面教員的說服作用很大，既能說服對方、也能說服第三方，因為現實是無敵的。
技巧二
當己方不能說服對方的時候，但是己方已經獲得說服第三方的資格時，就可以——使對方成為反面教員、來說服第三方。
比如，
毛主席：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
這就是利用對方為反面教員、來說服廣大的第三方。
作為領導，關鍵是爭取第三方，說服第三方，而不是說服對方。能說服對方，當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不能，只要能說服第三方，也是沒有關系的。此時，可以利用對方當反面教員。
第二、選擇說服的問題
不論是說服對方、還是說服第三方，選擇要說服的問題，往往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在說服第三方的時候。
通過對問題的一分為二，使問題更精確、或者得到對對方的靶點，從而說服對方和說服第三方。這種辯論方式，本身并不是為了說服對手，而是和對手爭奪第三方，把第三方的力量加到自己身上，自然就能在說服中勝出了。
它的原理是——問題往往是一個鏈條，這個鏈條上的各個節點都是打擊點。所以，通過一分為二，就把問題鏈條化了、從而得到對對方的打擊點，并以這種說服力爭取說服了第三方。
把在和對手的辯論中，把事物一分為二，尋找一分為二中的各種正面和反面，讓自己處在正面、讓對手處在反面。這就會在爭取第三者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優勢。而不懂這一點的對手，就會大敗虧輸。
比如，
斯大林：反對派大叫黨內民主，同時要求全國性的爭論，以為這樣就是實 現黨內民主，事實上卻是反對派代表黨內極少數人強迫黨內極大多數 人進行爭論，極粗暴地破壞了任何民主原則。
這就是強調少數和多數的正反面，從而提供了對反對派的靶點，借此說服了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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