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康生戴著“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全國人民愛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多頂桂冠離世，一度生榮死哀；1980年后卻被塑造成“迫害狂”“野心家”“奸佞小人”“心恨手辣”“中國的貝利亞”，兩種評價天壤之別，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其中原因令人費解，直到近期看到幾條紀檢干部被害的消息后，才似有所悟。
網上有很多紀檢干部被害的消息，如2014年11月，安徽省績溪縣一紀檢干部被殺害肢解；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紀檢干部夫婦疑遭報復殺害；2020年6月，山東省齊河縣紀委常委關某在東莞查案時被殺；2020年11月，河南省中牟縣一紀檢干部被殺后拋尸黃河，類似案例還有很多。最典型的案例，是中紀委和廣東省紀委多名參與調查“汕頭走私案”的紀檢干部，2000年7月在汕頭市迎賓館2號樓的大火中被燒死或重傷，后被認定“人為縱火、蓄意謀害”。
紀檢干部被害多是報復行兇，其原因多是他們或觸犯貪官利益或刑訊逼供或其他原因，但以第一種情況居多。如很多貪官被舉報后，有時知道誰在舉報，有時不知道，但無論怎樣，多會本能地對抗紀檢監察部門調查，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因此，紀檢干部有時會面臨人身財產威脅甚至有生命危險，他們被誣陷、被殺害、被逼自殺的案例屢見不鮮，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漢東省反貪局長侯亮平辦案時被誣受賄即是典型案例；現實官場中，某市紀委書記由于辦案力度過大、查辦貪官較多，遭到該市少數官員聯手抵制，他們通過私自安裝竊聽器、錄音器、GPS定位儀及派人跟蹤等手段，對該書記進行竊聽跟蹤，搞得他不勝其煩，只得調離該市。可見，紀檢監察干部因正常的職務行為，就可能遭到一些被調查處理的官員的忌恨喝殘酷報復，少部分紀檢干部出于自保需要而違規泄露舉報信息，也是這個原因。
由此想到康生。康生曾跟隨周總理、顧順章等人做情報工作，后做過中央特科負責人；延安時期再次擔任中央情報工作負責人，是王稼祥、葉劍英、李克農、潘漢年等人的領導，還親自對延安“紅色特工”和保衛部門工作人員進行培訓，是中共情報界貨真價實的大佬和精英。中央鑒于康生的特殊經歷，讓他負責審干和整風工作，算是業務對口。審干和整風雖然有利于黨的建設，但與紀檢監察工作一樣容易得罪人，因此，雖然康生最終出色地完成了保衛延安和黨中央的任務，但也得罪了一些人，并在仕途上遭遇挫折。
新中國成立后，康生1956年9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政治局內主要負責情報、審干和意識形態工作；1962年9月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66年5月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8月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9月任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1973年8月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16日去世。期間，無論工作如何變動，長期負責審干工作，因對許多領導干部知根知底，有可能抓著他們的“小辮子”，又因被毛主席、周總理等人尊為“康老”，受到領導干部的普遍尊重。當然，這種尊重部分來自職務權力，部分來自人格魅力，部分來自被抓“小辮子”帶來的壓力，并非全都發自內心，但康生去世前黨內地位很高、受人尊崇卻是事實。
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正因為康生曾分管審干工作，并在最后幾年分管組織工作，許多舉報（或誣陷）老干部的線索證據都匯集到他那里，許多老干部被隔離審查、被處分、被抓捕、被下放農場勞動的命令也多出自康生，不是康生愿意碰這些爛事臟事，實在是分工所致、職責所系，其中也包括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信任。
如文革期間，有人舉報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曾“被捕叛變”，鄭位三、陳少敏“中原突圍”時曾指示干部可以“自首”。對類似舉報，康生不受理是瀆職，一旦受理并啟動調查程序，某些人大概率會被隔離審查、處分逮捕，即便最后被證明純屬“子虛烏有”，但正常的工作生活肯定受到影響，必然得罪一批領導干部。因此，對許多案件，無論康生的處理是否得當，無論處分逮捕的意見是康生本意，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指示，抑或是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決定，多數領導由于保密紀律限制不知內情，他們都認為是康生搞“迫害”，都會痛恨康生及后來接替康生分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和經辦人中組部長郭玉峰。
可見，康生、紀登奎、郭玉峰等人在文革后受到處理，有“代人受過”的成分。尤其是開國少將、64軍政委出身的原中組部長郭玉峰，原本是功勛卓著的老干部，只因文革期間被周總理選調進中組部后，并勤勤懇懇、不折不扣完成康生、紀登奎等中央領導交辦的任務，文革后便被戴上“迫害開國元勛”的帽子受到調查，最后被強制轉業、開除黨籍，每月僅發150元生活費。老將軍對此并不認可，他認為所謂的“迫害”僅是職務行為，而他自己辦案時小心謹慎、有理有據，并未隨意捏造、違規違紀，由此很不服氣并多次申訴，但直到2000年1月郁郁而終，都沒有等到想要的結果。
但站到眾多受“迫害”的老干部的立場上，康生、紀登奎、郭玉峰等人是一路子貨色，康生是“害人狂”，郭玉峰則是康生、紀登奎的爪牙和“迫害”的經辦人，必須受到嚴懲。人心就是政治，雖然康生、紀登奎等人文革期間的很多行為確屬職務行為，未必真有大錯，但在墻倒眾人推的形勢下，康生被負面評價，紀登奎被降職使用，郭玉峰被開除黨籍實屬必然，原因是他們觸犯了很多老干部的利益，此時已沒人管他們的處理是否得當，反正都是康生在搞“誣陷、迫害”。
康生夫人曹軼歐1981年3月因受康生影響而被撤職，心中憤懣不平，彭真曾開導說：“我并不是全盤否定康生，只是現在大家對他有氣，等人們普遍地冷靜下來的時候，康生會有比較準確的結論的”，彭真的話無意中說出了真相。
其實，康生絕不可能只搞“誣陷、迫害”而不干好事，既然他一直分管組織和審干工作，那文革中、后期很多老干部被“解放”并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應該有康生的功勞，不知為何，這些事很少有人提及并表示感謝，這說明康生目前仍被全盤否定，彭真“有比較準確的結論”的愿望并未實現。（2024-1-8）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