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追問最終落腳到社會關系上。社會關系是如何生成的？唯物史觀從物質生產出發，客觀揭示了人的社會性，并呈現出從個人主體到國家主體、從直接生活到全部生活、從意識外的存在到意識界的存在的三重延伸。以生產關系深化對社會關系的理解，“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人的本質。基于物質生產、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經濟結構等一系列概念，唯物史觀發現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
關鍵詞：社會關系；人的本質；物質生產；經濟結構；社會形態
任何一種徹底的理論或者哲學在闡釋人和世界的關系時，都要面對一個基礎性、前提性的問題：什么是“人”、什么是“世界”？“人”總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對“人”的追問勢必以個體為出發點而超越之，以便抓住個體中的普遍，即“人的本質”。唯物史觀認為，“世界”是人參與其中的世界，是“屬人”的世界。它既是人們創造的前提，又是人們創造的結果；它表現為在錯綜復雜的、持續存在的、變化發展的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以及人與物之間的現實聯系。人和世界的關系問題自然地轉變為“人的本質”和“社會關系”的關系問題。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費爾巴哈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妄圖從單個人身上抽象出人的本質。如果把“人”等同于“單個人”，就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切斷了個人的社會關系，由此得出的所謂“人的本質”必然是片面的、抽象的。個人和社會是密切聯系的，務必要在個人和社會的互動中把握人的本質和社會關系的豐富內涵。如果脫離了人的本質而單純地研究社會關系，那么社會關系固然可以被提升到本體論的高度，例如“馬克思哲學是社會關系本體論……一切人和物都是在社會關系的以太中顯示出自己的獨特的存在方式的”[2]。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遮蔽了個體的現實性（其生存狀態、人生目的、生活意義等），弱化了現實的個人對既定社會關系的反思和重塑。因此，我們需要從整體上重新認識“人的本質”和“社會關系”的完整圖景，特別是在唯物史觀視域中重新理解“社會關系”的生成機制，進而科學認識社會形態的演變機制。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兩頁手稿
一、基于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分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首次對唯物史觀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述。“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年，第171—172頁
這一論述勾勒出唯物史觀的概念框架：物質生產、生產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會、歷史的基礎、國家的活動、意識產生的過程、完整地描述事物（即認識事物）。從建構社會關系的角度看，這些概念呈現出一條顯性邏輯關系：以滿足單個人的直接生活需要所進行的物質生產，作為原初的起點和驅動力，逐步建構起與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市民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說：“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4]；就此而言，社會關系的建構有一定的自發性；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這是歷史的基礎；同時從“國家”的視角描述市民社會，描述宗教、哲學、道德等意識形式得以產生的現實基礎。它既強調個人的直接生活、把個人主體當作社會關系建構的邏輯起點，又強調物質生產的基礎性作用、物質生產必然產生一定的交往形式——市民社會；它既有意識地把市民社會當作“國家的活動”，又以此為基礎闡發意識的各種理論產物和形式。由此建構起來的社會關系是：有直接生活需要的具體的個人，在直接的物質生產中建構起現實的生產過程。正所謂“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5]。這種直接的生產方式構成了人與人之間最具主宰性的交往形式，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由直接的物質生產到市民社會的產生是自然的過程和自發的活動，但從國家的視角描述市民社會、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各種產物，則是自覺的活動。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
手稿筆記本第Ⅰ本第1頁
除了這條顯性邏輯關系，唯物史觀的概念框架同時也蘊含著下列隱性邏輯：它關注的側重點實現了從個人主體到國家主體、從直接生活到全部生活、從意識外的存在到意識界的存在的轉變。這反映了社會關系建構過程中，人的本質不斷實現。
第一，從個人主體（即作為主體的個人）到國家主體（即作為主體的國家）的延伸。唯物史觀對社會關系的建構，以個人主體作為邏輯起點，以國家主體作為邏輯終點。雖然未提“主體”這個詞，但“物質生產—生產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會—歷史的基礎—國家的活動—意識產生的過程—描述事物”的每個環節都離不開主體。如果說“直接生活—物質生產—生產過程—生產方式—交往形式”這個鏈條確立起來的是個人主體（或作為主體的個人），那么“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確立起來的就是國家主體（或作為主體的國家）。個人是“生活”“生產”和“交往”的主體；“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則以擬人的方式揭示“國家”也承擔著主體的角色，它要對宗教、哲學、道德等意識的內容和形式作出闡釋。個人主體和國家主體都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之內，個人的存在樣態及其限度、國家的存在樣態及其限度，以及個人和國家的關系等，都是唯物史觀所要闡釋的內容，都是社會關系建構的應有之意。從個人主體到國家主體的延伸，凸顯了國家對個人主體的限制和約束；個人總是在一定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展開物質生產，“社會關系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具有存在論意義上的優先地位”[6]，而國家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復合體，它就是一種現實的、多維度的社會關系。
第二，從直接生活到全部生活的延伸。這擴大了生活的外延，豐富了生活的內涵。“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7]個人作為建構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他們進行的首先是“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但是很顯然，人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不會局限于“直接生活”。如果說“直接生活”關涉個人的生存（生命存在），它建構起人的本質中自然性的一面，凸顯的是作為獨立個體的個人，那么，“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關涉個人的生命意義（意義存在），它建構起人的本質中社會性、政治性和精神性的一面，凸顯的是作為人類社會成員的、與他人處于密切聯系中的個人。直接生活為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創造條件；以直接生活為基礎、個人的生命得以維持，才能進一步建構和發展個人的以及人與人之間社會性、政治性和精神性的關系。直接生活和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一起，構成了人的多維度立體式的存在方式，利用人的本質中生命性、社會性、政治性和精神性等各種要素，既能把人比其他動物的高明復雜之處揭示出來，又能把生命追求、社會習性、政治取向和精神境界不盡相同的人群區別開來。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年，第146頁
第三，從意識外的存在到意識界的存在的延伸。從“物質生產”開始，經過“意識”的“理論產物和形式”，以“完整地描述事物”結束，它提供了物質、意識和事物三個基本概念。如果說任何一個事物都是某種“存在”的話，那么就作為某種“存在”而言，無論物質還是意識，都可以納入“存在”范疇之中，即意識外的存在和意識界的存在。兩者的區別在于：意識外的存在可以被人的感官把握到，因而具有某種程度的感覺直觀性，恰恰是這種直觀性，容易遮蔽意識在把握這種事物時起到的作用；意識界的存在則只能通過人的思維而被把握到，因而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容易遮蔽意識性的存在與物質的關系。無論意識外的存在還是意識界的存在，只有把握到它們產生的整個過程，才能看作對它們“完整地描述”。正因如此，對宗教、哲學和道德等意識形式的把握，要從它們形成的歷史及現實過程出發。
二、以經濟結構為樞紐的社會關系建構
從唯物史觀的經典文獻看，《形態》把為滿足個體直接生活的需要所進行的“物質生產”作為出發點，換言之，把作為生命存在的個體作為論證的起點；《〈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則更強調人們在“社會生產”中表現出來的“物質生產力”水平的高低，換言之，更強調社會關系下的個體、更突出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和交往。《形態》把“物質生產”中產生的交往形式稱作市民社會，并把市民社會視作“整個歷史的基礎”；《序言》則把“社會生產”中結成的關系視作生產關系，并進一步強調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把經濟結構視作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式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012年，第2—3頁
這一論述勾勒出社會生產、物質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結構、現實基礎和上層建筑等一系列概念體系。通過分析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等概念所具有的豐富含義，我們會發現社會關系建構的幾個環節：“生產關系”是媒介，實現了個人與社會的溝通，建構起個人與社會的聯系，使得作為生命存在的單個人成為社會的成員；“經濟結構”就內涵而言是復合性的，是各種生產關系的總和，“總和”概念建構起所有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系；無論作為單個人還是作為社會的成員，“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建構起人的本質中物質性的一面。不過，人還有精神性的一面，這在“經濟結構—現實基礎”中展開，以此實現了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雙向互動。
“生產關系”是社會關系建構的第一步。在直接的物質生產中，個人與個人直接聯系起來，人的本質中個體性的一面和社會性的一面直接聯系起來，作為生產條件的社會關系和作為生產結果的社會關系聯系起來。1847年12月，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對“生產關系”的定義是：“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9]，它“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10]。一方面，在個人和社會生產這對范疇中，這個定義既以“各個人”作為生產的主體，又強調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個人要想進行生產必須借助于“社會關系”；它既凸顯了個人的主體性，又揭示了“各個人”對“社會關系”的依賴性。換言之，人的本質或社會關系的建構中既有獨立性、主體性的一面，又有依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生產關系、生產資料和生產力這組范疇中，生產關系的定義既指出三者之間的密切關聯，生產關系會隨著生產資料和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又強調生產資料和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1859年1月，馬克思在《序言》中對“生產關系”的描述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11]“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發生的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用“人們”來強調進行生產的主體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同時又用“社會生產”來強調生產的條件性，即人們進行的生產有賴于社會提供的相應條件，可以說“社會關系一旦作為生產活動的結果產生出來，便又反過來變成了人們進一步實踐、進一步生產的現實條件與前提”[12]；另一方面，這個描述強調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結成的“生產關系”是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種適應是自然而然的，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達到什么水平，就決定了人們怎樣組織起來進行物質生產，決定了會形成什么樣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
《雇傭勞動與資本》和《序言》各自強調了“生產關系”的兩個不同方面。前者意指“各個人”要借助已有的社會關系進行生產，這種已有的生產關系就是“社會生產關系”，它構成了生產的基礎和條件；后者意指人們所進行的社會生產同時又會結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所結成的新的“生產關系”成為進一步生產的基礎和條件。這兩個不同方面恰好構成一個螺旋式上升：以一定的生產關系提供的基礎和條件進行生產，所進行的生產又結成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生產關系又構成進一步生產的基礎和條件。在這種螺旋式上升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水平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通過“生產關系”概念，我們看到人的本質中個體性的一面與社會性的一面有著必然的聯系。一方面，它使個人由獨立的生命個體跨入社會性存在之列；另一方面，它建構起人的本質中個體性存在與社會性存在的雙向互動。
“經濟結構”是社會關系建構的第二步。如果說個人在生產中結成的關系是生產者之間直接的聯系，那么“經濟結構”作為“生產關系的總和”，它把所有人直接或間接地聯系在一起，把人們從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聯系在一起。要理解“經濟結構”，“生產關系的總和”和“社會的”是兩個關鍵詞。
如何理解“生產關系的總和”？出于個體生存需要而進行的生產固然使個人由獨立的生命個體跨入社會性存在之列，但這種社會性表達的只是個人與個人因生產而結成的關系，這種社會性的復雜程度并不高。就“生產關系的總和”而言，“總和”強調了生產關系的總體性，同時也指出了個人之間結成的生產關系如何聯結成為社會整體的生產關系。《雇傭勞動與資本》從“各個人”進行的生產為“生產關系”下定義，“各個人”即每個相對獨立的個人，是單數概念。每個人所從事的物質生產和所進行的生活是有限的，這決定了一個人只能與某些人，而不可能與所有人在直接的物質生產中結成相應的生產關系。《序言》則強調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結成的。與“單個人”這一單數概念相比，“人們”是復數概念，把諸多“單個人”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人們”。與此類似，把所有“單個人”與他人結成的所有的生產關系集合在一起，即形成了“生產關系的總和”，這就由單個人之間結成的生產關系過渡到社會整體的生產關系，就形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總和”強調了各種生產關系的一般性：每一個人在生產中結成的生產關系，都是經濟結構中的一部分，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1版的扉頁
就“社會的經濟結構”而言，“社會的”這個定語既體現了經濟結構的具體性，又指向馬克思哲學的一貫旨趣。一方面，社會總是處于某個具體的歷史節點：無論單個人和人們所進行的生產，還是由此結成的生產關系，都與上層建筑有著密切的關聯，既以“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提供的基礎和條件作為保障，又受到這些基礎和條件的約束，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上層建筑的變革。把生產關系加在一起時，即由生產關系的“總和”得出“經濟結構”概念時，“經濟結構”所具有的必然性、決定性就得以加強，超越了使生產順利進行、使生產關系得以締結的單純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的因素，超越了單純的社會意識形式的因素，也超越了單純的個人的、自然的以及其他的各種因素。“社會的”這個定語強調了超越各個部分而達到的整體性，即經濟結構是一種根本性的力量，它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整體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馬克思的一貫旨趣是：無論探討哲學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抑或解放問題，唯物史觀關注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某一個階級乃至某一個國家，它追求的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13]和“普遍的人的解放”[14]，而且是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的普遍的人的解放。
“經濟結構—現實基礎—上層建筑—變革”是社會關系建構的第三步。社會本身具有的內在張力，在“經濟結構”或“現實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中，實現上層建筑的變革，推進社會關系的發展。
就“經濟結構—現實基礎”而言，“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5]。在這個邏輯中，經濟結構就是所謂的現實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所謂的經濟結構。再結合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關系”，這個邏輯還強調經濟結構作為“現實基礎”，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以及“社會意識形式”密切相關的。同樣地，社會意識形式與現實基礎（即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除了“相適應”外，也存在相沖突的可能性；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作為社會意識形式的具體表現，與現實基礎（即經濟結構）也存在相沖突的可能性。總的來看，“經濟結構—現實基礎”的邏輯既表明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結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實基礎”，又強調這一“現實基礎”總是伴隨著相應的上層建筑和相應的社會意識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012年，第2頁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通過“經濟關系”闡述了“經濟結構—現實基礎”的內涵。“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16]在這里，恩格斯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視作“經濟關系”，經濟關系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換。生產（生產關系）和交換（交換關系）在時間上有先后之分，正是這種時間上的先后，為交換和交換關系的存在贏得了必要性（若沒有作為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勞動產品的交換，人們的生產或生活就無法進行），為生產和生產關系的存在贏得了條件性（在以往的“階級社會”歷史中，若不通過交換而占有進行生產所需要的條件，就無法進行生產、無法結成生產關系）。通過以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為內容的經濟關系，深化對經濟結構的理解，仍然強調對“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可見，恩格斯和馬克思高度一致，“經濟結構”構成“現實基礎”，就是“現實基礎”。這一社會存在，對于理解人的本質至關重要。
恩格斯：《反杜林論》
三、從生產關系、經濟結構看社會
形態變革
如果說《序言》中的唯物史觀，其前半部分設定了社會生產這一起點，奠定了經濟結構這一現實基礎，建構起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以及現實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既密切相連又有適度張力的關系，那么，其后半部分“經濟基礎變更—上層建筑變革—社會形態”這條邏輯關系則設定了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以及現實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這種張力的臨界點，提供了判斷一種社會形態發展程度高低的標準。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之一，唯物史觀“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這種發展規律的內在機理也是通過對物質生產、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經濟結構的深刻認識得來的。
第一，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闡明了“發展”的基本理念。物質生產力變化的總體趨勢就在于“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理解這種發展的趨勢和必然性？在《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定義“生產力”的：“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17]。質言之，生產力就是與一定社會階段相聯系的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馬克思對“活動方式”進一步說明：“這種活動在行會制度和種姓制度中卻認為是合乎天職的活動，而對于奴隸來說，就像對于役畜一樣，卻只是某種特定的、強加給他的、傳統的活動方式，即他的勞動能力的實現方式。”[18]也就是說，活動方式就是勞動能力的實現方式，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勞動能力的共同的實現方式。由此可知，社會的生產力就是與特定的社會階段相聯系的勞動能力的共同實現方式。
《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筆記本Ⅰ第1頁
每一個社會化的個體都有一定程度的勞動能力，“共同的”表達了與特定社會境況相聯系的個體在實現自身勞動能力上的共識。在特定的社會境況中，這些個體選擇了以同樣的方式實現自身的勞動能力。這種共識是勞動者通過實踐獲得又經過實踐檢驗的認識，即便各種外在的、偶然的力量阻礙個體以某種方式實現自身的勞動能力，但這種阻礙性的力量必將被克服。在社會“共識”下，個體必將復歸于共同的實現方式。就此而言，物質生產力本身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它在穩定中實現漸進式的發展。從社會或共同體的角度看，由于這種共識是勞動者批判吸收歷史發展的優秀成果得出的共識，既浸透到個體意識之中，又滲透到上層建筑以及宗教、哲學等社會意識形式之中，即便外在的、偶然的強大力量扭曲了乃至打破了這種共識，但被扭曲乃至被打碎的共識仍然保持張力，終將得到恢復。就此而言，物質生產力本身具有強大的抗挫性，它有望在受挫折后實現恢復性、復原性的發展。因而總的來說，物質生產力的總體趨勢是向前發展的，這種發展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第二，財產關系。不要把財產關系當作一種法律關系，而要把它當作生產關系。對于財產關系，以時間為順序，在1847年完成的《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中（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與《形態》相去不遠），恩格斯是這樣闡釋的：“每個時代的財產關系是該時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必然結果。”[19]在這里，恩格斯批判以海因岑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完全不明白唯物史觀的一條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經濟結構、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結成了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才會表現為什么樣的財產關系。在1865年完成的《論蒲魯東》中（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晚于《序言》），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對財產關系的總和，不是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上即作為生產關系來把握”[20]。也就是說，財產關系（的總和）的現實形態就是生產關系。在這里，馬克思主張不要從法律表現、意志關系等方面理解財產關系，即不要從社會意識形式的角度理解財產關系，而要從現實形態即生產關系的角度理解財產關系。從意識形式的角度固然也可以理解財產關系，但這種理解只不過片面地從結果論的角度理解財產關系，即財產關系最終表現出來的樣子；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理解財產關系，則是從生成論的角度對財產關系追根溯源，即為什么會有如此這般的財產關系。
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從歷史或時間的不同維度闡釋“財產關系”這個概念：馬克思的著眼點在于社會整體，他強調了財產關系的生成中共時性的一面，在同一時間或同一時段內，所有個體結成的財產關系的“總和”，其現實形態就是生產關系；恩格斯則強調了財產關系的生成中歷時性的一面，財產關系是在歷史或時間尺度內建構起來的，只要人們在某段時間內以某種方式進行生產或交換，那么個人和生產或交換的產品之間必然產生相應的關系。從根本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高度一致——財產關系終歸要追溯到生產關系，就此而言，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和財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是一回事。
第三，桎梏與變革。由于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關系，那么，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一種自然的、天然的傾向。只要人們的生活有相應的需求，就會進行相應的社會生產；人們投身這種生產是自然而然的，在生產時勞動能力的實現是自然而然的，由此結成的生產關系也是自然而然的，因而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力“相適應”是一種自然的、天然的傾向。雖然有這種自然的、天然的傾向，但兩者不相適應的可能性同樣存在；毋寧說，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情況，推動了社會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這種不相適應正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本性造成的；我們試著從空間和時間的維度對生產力的概念一窺端倪。
從《形態》中的定義看，生產力就是共同的活動方式本身。從空間維度看，在每個具體的時刻或時間段，每一個體所進行的活動總是在某個唯一的空間坐標上展開，因而每一個體的活動方式與另一個體的活動方式在空間上被區分開來；在這種區分中，一些個體展開自身活動的方式被歸為同一類，即“共同的活動方式”。然而，“共同的活動方式”也暗示了不同的活動方式同樣具有可能性。無論一些人之間共同的活動方式，還是與他人相比不同的活動方式，只要這些活動方式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那么這些個體在這種活動中結成的生產關系就與他們展現出來的物質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唯物史觀的空間概念不是孤立的，它與時間概念交織在一起，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21]。在特定空間展開的活動以及結成的生產關系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它們在綿延的時間中展開并不斷發展；同時，它們不是孤立的而是聯系的，它們以時空為條件，與他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及結成的生產關系，與社會意識形態和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每一種物質生產方式及結成的生產關系不是靜止的而是發展的，這表現為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人們不斷地改進和改善自己的物質生產方式，這自然而然地對舊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造成沖擊，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舊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另一方面，每一種物質生產方式及結成的生產關系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不同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直接或間接地聯系在一起，正是由于這種聯系，想要突破舊的生產方式、意欲建構新的生產方式時，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就成為可借鑒的因素。我們看到，物質生產力所具有的自然的、天然的“發展”傾向本身也是一種超越自身的天然傾向，它本身也意味著舊的生產關系會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桎梏，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因素。舊的生產關系的解體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是同一個過程，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就是打破舊的生產關系的桎梏、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并逐步建構起成為社會共識的新的生產關系的過程。
生產力是與特定的社會階段相聯系的勞動能力的實現方式。每當諸多個體共同的或不同的活動方式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個體的或群體的意識形式（尤其是上層建筑）起作用的結果，那么在這種活動中結成的生產關系與該階段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之間就存在著張力。這種張力既有可能表現為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有可能表現為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當個體的或群體的意識形式以現實為基礎，進而引領個體結成相應的生產關系、投身物質生產時，這種生產關系有助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相反，當個體的或群體的意識形式脫離了現實基礎，進而引領個體結成相應的生產關系、投身物質生產時，這種生產關系有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誠然，相對于人類歷史來說，具體的個體或者由具體的個體組成的群體是渺小的，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們以唯物史觀的方式把握人自身，在社會關系中實現人的本質；更重要的是，人們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才有可能真正告別“人類史前”狀態，走向人的解放。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頁。
[2] 俞吾金：《馬克思物質觀新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6期。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頁。
[6] 高云涌：《從實踐的邏輯到關系邏輯——馬克思辯證理解方式的范式轉換》，《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1期。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頁。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0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頁。
[12] 孫伯鍨、張一兵、陳勝云：《從“實踐”轉向“物質生產”的邏輯過渡——試析社會關系范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和意義》，《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