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讀到了一位網友（今日頭條：愛旅游的芒果條，2023-12-13 10:59）談到的陳永貴和大寨人在受災之后三次不要國家給予的救濟款的事跡。文章中引用了陳永貴的原話：“我們真的傻？我們不傻。”“國家是我們的國家，集體是我們的集體，人民是我們自己的人民，我們自己能夠戰勝的災情，能夠辦到的事情，為什么要依賴國家呢？不能只看到當時國家給我們那么多財富，要看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那樣下去，會不會使大寨的貧下中農社員養成遇到困難就依賴國家，躺到國家身上呢？”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在人民公社條件下的新型農民一一勞動所有者的特點和訴求。
在小私有制的條件下的農民，類似于小資產者，他們既可以發展成為剝削者的資產階級，也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產主體的勞動所有者。作為既有一定田地的、又自己勞動的小生產者，他們需要靠著自己的勞動和經營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當然，如果有不用勞動就可以享受的物資，當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勞動是辛苦的事情，如果能夠通過土地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享受某種福利而不用勞動，這是小農經營者的理想之一。因此，小生產者很容易轉變為資產者。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小生產者都只能淪為雇傭勞動者。
從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一家一戶的種植方式經歷了二千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的小農意識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經過合作化運動之后，許多人還是難以轉變過來。因此，一旦出現災難，農民自然是希望能夠有救助的物資發放。
但是，在經過人民公社的實踐，在事實上集體經濟按照”誰勞動誰受益“的基本原則建立分配制度，從而客觀上使全體農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形成了靠勞動吃飯的勞動所有者的觀念。隨著這種環境的形成，農民或早或遲地轉變為真正的勞動所有者。
相比于小生產者，勞動所有者的一個重大區別在于他“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財產”（馬克思 《哥達綱領批判），因此，他們的行為方式，就是用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己的消費需要。而由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因而，勞動所有者通常需要與其它勞動者聯合起來，進行集體生產。這就形成了“鍋里有、碗里才有”的這樣一種集體與個體相互依存的關系。由于集體生產的好壞直接影響每個人的個人利益，因此，作為勞動所有者的社員必然需要關注集體生產狀態，關注管理者的管理行為等等。因此，這里體現了勞動所有者兩個不同于個體農民的特點：第一，把自己的消費需要的滿足建立在依靠自己勞動的基礎之上；第二具有集體生產觀念和關注整體生產管理狀態的責任性。在這里，關心集體，促使集體生產和經營狀況向好的方面發展，并非與個人利益無關，恰恰相反，正是社員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才需要把集體搞好。要不別的生產隊0.70-0.80元一工，你的隊里只有0.20-0.30元一工，你能容忍？
生產隊能不能搞好，對社員而言，一是要有勞動觀念，即把一切需要建立在自己更多、更好地為集體、為社會提供勞動的基礎之上；一是要有集體意識，即只有把集體搞好，個體才能更好，因而必須關注和監督集體的生產管理狀態，從而促使集體生產朝著有利于大家的利益要求的方向發展。
想透了集體與個體的關系，因而拒絕“等、靠、要”的懶惰思想，這正是作為勞動所有者的固有的行為模式。看起來好像很傻，實質卻是勞動所有者比之于小農意識更具有大局觀的表現。
由陳永貴和大寨的事跡，使我們想起了華為公司的經營思想。任正非說：“我們建立各項制度的基本假設是，員工是努力奮斗的，而公司決不讓雷鋒吃虧”，“華為價值評價標準不要模糊化，堅持以奮斗者為本，多勞多得，你干好了，多發錢，我們不讓雷鋒吃虧，雷鋒也是要富裕的，這樣人人才想當雷鋒”（《華為奮斗密碼》第98頁。楊愛國著，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陳永貴和大寨人拒絕救助款，有人說傻；而任正非呢，在這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中卻要培養雷鋒。兩者的道理其實是相通的。他們是形成了勞動所有者的意識，從而把企業或生產隊的發展，建立在依靠每個員工自己勞動、為自己利益奮斗的基礎之上的。
大寨不要救助，但卻做到了了“三不少”：“即社員口糧不少，勞動日分值不少，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號完全兌現。”而任正非不讓雷鋒吃飯，使華為人的收入在同類企業處于前列。很顯然，當真正建立了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制度時，事實上也就把每個勞動者變成了雷鋒，變成了勞動所有者！
認識勞動所有者的特點和利益要求，并建立體現勞動者利益要求的基本制度，這是形成比之于傳統生產方式和產權企業更具優勢的關鍵所在。無論是大寨大隊還是華為公司，他們的實踐證明，只有充分調動了全體勞動者作為主人公的積極性和責任性，我們的企業才能有更強大的發展動力和適應市場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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