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當你問大學生，尤其是臨近畢業、即將走入社會的應屆大學生就業愿望，除了家有“金礦”的“富二代”，或不愁捧“金飯碗”的社會人脈廣博的高官后代，大多數學生、尤其是出身寒門的學子都會選擇報考“公務員”，其次是報考電力、鹽業、煙草之類“旱澇保收”的國企，再次之就是“華為”之類擁有較為健全管理機制和薪酬、福利保障制度的樹大根深的大型民企；如果問農村農民、城里充斥各類私企和各種私營作坊的“打工人”，最羨慕什么工作、什么職業，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在政府上班、端公家飯碗的“公務員”和有充分生活保障的國企。就是當今男女基本的婚配嫁娶，其擇偶傾向都向“公務員”和“國企員工”傾斜。
為什么當今社會人們擇業、擇偶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是因為市場經濟觀念經過數十年實行的市場化改開政策，已深深浸入社會肌體，在人們的腦子里形成迥異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定式。身子處在市場經濟的今天，而思想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追求社會主義體制的庇護，追求有國家制度保障的有規律性和組織性的穩定、健康、有尊嚴的生活。
今天，我們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即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更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歷史實踐和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今天乃至在實現人類社會終極理想形態——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所有歷史階段的政治制度和手段，都不應背離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人民為中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
事實上，自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至已歷經改革開放數十年的今天，貫穿我國政治制度的“紅線”始終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現實社會、在人民群眾的心里從未離開過。人們的憧憬、向往就是社會意志的體現。
二
“公務員”稱謂，是改開后替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一件“與國際接軌”的“新馬甲”，其實，今天的“公務員”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政治資產”在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傳承。
我國自1993年正式頒布實施《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縱深推進，社會治理呈現新格局。新形勢下，出于政治和社會治理需要，由體制改革派生的社會管理職責日益增多，“公務員”隊伍隨之日益壯大。“公務員”是維護國家政權、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權力的國家政治“機器”組成部分，其工作性質和工資、福利待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直接體現。在“公務員”身上，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釋義是，“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它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鐵飯碗”在實行改革開放的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延續，它和今天國企尚存的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管理制度和職工勞動分配機制一起，向世界頑強地展示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我國“公務員”隊伍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隨著時代前進腳步不斷朝著更加美好的目標推進。為解決“公務員”隊伍內部由工齡、職位高低產生的薪酬、福利待遇差別，最大限度平衡“公務員”干群之間利益，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公平公正”基本原則，2019年，國家正式施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規定”徹底彌合了“公務員”隊伍薪酬、福利待遇上的“干群”差別，一個人只要進入“公務員”隊伍，即使終身與領導職位無緣，只要在自己崗位上恪盡職守，在政治上不犯原則性錯誤，其“職級”將隨著工齡延長而穩步提升，而“職級”是決定“公務員”（無論干群）薪酬和享受各種福利待遇的根本參照標準。由于實行“職務”“職級”并行制，“公務員”隊伍里即使“普通一兵”，無論在職還是退休，其薪酬和福利待遇也不亞于“領導”。“按勞分配”“公平公正”“干群平等”，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傳統內涵，“公務員”隊伍“職務”“職級”并行改革，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新時期發揚光大的具體體現。
三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頻發，尤其是全球歷經“新冠疫情”掃蕩，世界經濟跌入低谷。危難時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效用全面迸發，起到了“定海神針”“力挽狂瀾”作用，“全民團結如一人”，徹底粉碎了以美帝為首的內外敵人企圖通過發動生物戰顛覆共產黨政權、擊垮我國經濟的狼子野心。
由于改開數十年來，我國打開國門擁抱世界，主動學習、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成功經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相互交融，使得我國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形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資本主義烙印，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成為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道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且正式成為全球“市場經濟俱樂部”里的一員。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和“新冠疫情”重擊，世界經濟重挫下行，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我國當然不能獨善其身，而長期以來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絢麗外表迷惑，以及美西方資本主義敵對勢力蓄意收買、著力培植的國內買辦集團，親美、親資的市場派主流經濟專家，肩負西方主子顛覆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政治任務的“第五縱隊”，在改開上有計劃、有目的的實行政策性誘導，加之自身政治道路在紛繁復雜、迷霧重重的國際形勢中時有迷失，導致在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為自己埋下隱患。
它主要反映在民營經濟領域和金融領域，西方資本巨鱷勾結“內鬼”，在中國股市上倒海翻江，數度血腥收割，抽取中國金融（經濟）血液，使中國金融市場遭受重創，一遍哀鴻的股市被國人譏諷為擁有官方通行證的“騙人游戲”。民營經濟在國家政策長期擁躉下，累積諸多矛盾和問題（如力推發展民營經濟的寬貨幣寬信用政策加持，后來全面蛻變為龐氏騙局的P2P網貸行業），這些矛盾、問題，在世界經濟下行，國內經濟被內外資本勢力聯合打劫等多方壓力下集中爆發，往日浮于空中的繁華的海市蜃樓消失了，露出巨大的空洞。
經過由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社會的不斷拷打，遍體鱗傷、身心俱疲的普羅大眾在被市場時潮裹挾走出太遠的途中，重新回望計劃經濟時代，重溫在社會主義制度庇護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治組織溫暖懷抱里，工作、生活有國家制度保障的無憂無慮、揚眉吐氣的幸福生活，而在滿目市場的現實社會中，這樣的工作、生活存在于哪里？答案似乎是唯一的，那就是“公務員”階層，還有殘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體制余溫的國企。于是，一年一度、愈演愈烈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公務員”“國考”“省考”，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奇特風景線。
史料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建立“公務員”制度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國策的持續推進，青年學子報考公務員人數由起初的平緩上升漸至爆炸式激增，繼2009年公務員國考報名人數突破百萬大關后，到2023年，國考報名人數連續15年達到百萬以上；自2022年開始，國考人數更是突破200萬人大關，2023年國考報名人數達250萬人，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飆升到290多萬人，創歷史新高。
報考“公務員”由改開之初人們淡然處之到今天的炙手可熱，是制度變革的結果。改開之初，實行近3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形成的政治文化意識尚存人們心里，城鎮工人端的是有國家政策保障的“鐵飯碗”，農村農民在以生產隊為基本單位的集體農田勞作，同樣過著生產、生活有國家政策保障的安穩日子。工人住房、醫療、養老等關乎生老病死的生活福利待遇由國家統籌提供，農民涉及政治身份、社會地位和生產、生活等各種權利得到政治制度充分認可和保護。這一切，足以讓廣大工人、農民產生國家主人公的優越感和自豪感。雖然，包括國家各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內的全體人民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是受社會主義制度庇護的祖國大家庭里的一分子，在薪酬和福利待遇上基本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此大家對“吃行政飯”的政府工作人員及其職位關注度、欲望度不是很高。改開后，隨著上層建筑、經濟基礎逐漸發生結構性改變，原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締結的界線分明的城鄉二元和社會生產關系隨之打破，在農村，分田到戶使農業生產重回小農經濟時代；在城里，推行企業市場化改革，改掉了工人“鐵飯碗”，改掉了工人由國家免費提供住房、醫療、養老等福利待遇。在消除工農頭上“體制性光環”的同時，也消解了他們崇高、神圣的社會政治地位，工農“社會主體”的政治地位逐漸成為一種有名無實的政治性象征。城市下崗工人、農村從田地里解放出來的富余勞力，作為市場經濟社會必需的勞動力“商品”，以“買賣契約”進入資本化市場，在生產、生活上成為喪失國家制度庇護的“單打獨斗”者，像一只只漂浮在大海波峰浪谷間的小船，時刻面臨被風浪掀翻的危險。
這就是改開以來，“公務員熱”為何一浪高過一浪的根本原因，也是神州大地“毛澤東熱”為何長盛不衰的原因。人民懷念毛澤東的主因之一，是懷念那個時代，歸根結底，是懷念工作、生活有國家政治羽翼庇護的社會主義制度。“公務員熱”現象本身就說明了這一事實。
四
毋庸置疑，今天，最能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是“公務員”隊伍。由國家依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額定的工資標準和提供的各種福利待遇，雖不能使“公務員”暴富，但相比普通百姓收入，絕對處于中上水平，外加良好的工作環境，具有規律性的勞逸結合的工作時間和充分享受國家規定的節假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今市場化的社會環境里，“公務員”除顯性工資、福利之外的“隱性福利”，其“含金量”更是體現出體制外人們難以匹敵的“硬實力”，如國家政策規定的“五險一金”中，單是醫保和住房公積金二項，就足以輕松搬掉當今壓在普通百姓頭上的“醫療”“住房”兩座大山。其二，“公務員”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而“水漲船高”的薪酬、福利待遇的可靠性、穩定性，在體現社會主義制度伴隨改革進程不斷優化、完善的同時，更是向資本主義國家展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國家對“公務員”隊伍在工作、生活上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當今以金錢、地位為標志的社會分層的大環境中，更加凸現其優越性。“公務員”的優越性在當今社會里，兼具“計劃”“市場”雙重利好，在“計劃”制度里盡情沐浴社會主義陽光，在“市場”機制下，又充分享受“頂層設計”帶來的人性化關懷。由國家財政提供的“包保式”優渥條件，成就了“公務員”優越的社會地位，使“公務員”一詞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無形“資產”，在社會上辦理各種涉私事情時，是最吃香的“信用憑證”。
社會主義國家對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確立政治主人地位、保障工作權利、維持貧富相對均等等制度要素，都在“公務員”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同時，也在殘余計劃經濟時代管理制度“余暉”的國企里得到較好的體現。今天，在為數不多的國企里，哪怕是在其主導下的“二級單位”，職工工作時間和薪酬、福利待遇均嚴格按照國家明文規定的相關政策執行。當然，多年來，在改開政策步步進逼下，市場之“水”對國企肌體的滲透、侵蝕無孔不入，今天的“國企”早已不可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相提并論。——這里所說的國企職工是相對于國企聘請的“合同工”“臨時工”而言的“正式工”。當今國企用人機制，首先是消化改制前遺留下來的“正式工”這一“歷史尾巴”，二是抬高“正式工”準入門檻，最大限度壓減“正式工”名額，以從勞務市場聘用“合同工”為主。雖然國企“合同工”薪酬、福利待遇較私企職工相對優渥，有保障，但與同在國企工作的“正式工”比較，在分工、薪酬和醫保、年終獎、退休金等待遇上卻有著巨大差別，“正式工”多占據領導崗位和工作相對清閑的基層管理崗位，“合同工”則多處在又臟又累的生產一線，且在企業推行的“計件”“計時”等市場化生產機制鉗制下，每天工作時間多超出國家規定的八小時，且國家規定的每周雙休日和節假日休假時間大打折扣，月工資不到“正式工”工資的一半，“五險一金”中住房公積金基本空缺，醫保、養老保險繳費也與“正式工”有著巨大差別。
“國企”里有著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職工共同締結而成的社會“細胞”，可視為一個“小社會”，它堪稱由各階層人群組成的“大社會”的縮影，與“大社會”占總人口絕對小部分“公務員”隊伍相對應的，是國企里的絕對少數的“正式工”群體；而占全部人口90%以上、被納入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廣大民眾相對應的，是“國企”里的“合同工”，以及薪酬、福利待遇更劣于“合同工”的“臨時工”，他們被排斥于優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陽光不能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普照到他們身上。共產黨追求“共同富裕”的政治宗旨，在現實中并未得到體現。不僅如此，現實給予我們的認知反而是，長期以來，國家堅持推進市場化改革，造成社會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距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我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利益”似乎也成了一個空洞的政治噱頭，如改開以來，官場從上到下愈演愈烈的系統性腐敗事件層出不窮，貪腐官員級別越來越高，貪污金額越來越大，貪腐事件所涉及的范圍、領域越來越廣，“工農兵學商”，無所不及。
五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引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建立在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基礎上，這種許可蘊含著給資本家提供生長的政策性、社會性土壤，意味著允許資本家、私營企業經營者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以馬克思資本論闡釋，即是允許資本家對勞動人民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榨取，而國家出臺 “最低工資”標準，與其說是為90%以上進入市場的普通百姓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倒不如說是為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間。因為依照馬克思通過長期實踐和縝密哲思得出的關于資本的唯物真理，無論社會生產力多么發達，物質財富多么豐饒，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將永遠恒定在維持工人自身生存和延續后代的“最低工資”標準線上，沒有更高，只有更低。三年前，觀察者網發表了一篇署名“子思”的文章《社會主義中國的“馬云們”到底是什么身份?》，給資本大鱷馬云戴了一頂“人民富豪”的帽子，引起社會一片“倒彩”，社會主義制度下崇高、神圣的特定稱謂——“人民”，怎么能同一小撮暴富的資本家劃等號？今天，在大力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社會里涌現的“人民富豪”“社會主義富豪”柳傳志、許家印們，竊國盜民，吃里扒外，大肆揮霍通過各種伎倆盜取的國家財產、榨取的民脂民膏，過著驕奢淫逸、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與李克強總理在2020年提到的我國約10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其中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的生活艱辛的普通百姓相比，迥然天壤。對于“人民主體”來說，特色社會主義象征“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涵比重，以絕對優勢壓倒象征社會主義經濟內涵比重，客觀形成“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本末倒置現象。
多年來，推進市場化改革的主流經濟專家，如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鄭必堅說什么“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亡國之道”；曾擔任全國人大、政協常務委員，2018年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經濟學家厲以寧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 這些高高在上、各種榮譽等身、享受國家特殊待遇的主流經濟專家，真不知道對人民群眾懷有怎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講出這樣令百姓齒冷，與黨章、國家憲法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完全背離的混賬話來。正是這些市場派主流專家長期搖唇鼓舌、耕云播雨，干擾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為補充，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路線，打“特色”擦邊球，模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改革終極目標，造成政治亂倫、經濟紊亂，制造黨群矛盾，不斷強化人民群眾對黨、對國家的“離心力”。
鼓吹“市場萬能”的市場派主流經濟專家，為何一邊盡情享受社會主義制度“紅利”，一邊卻大肆販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豈非自相矛盾，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其實不然，這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絕對不會做損己利人的買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潛意識，早就在自己和勞動人民之間劃清了界線。在他們看來，自己在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上享受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保障是理所當然，他們是制度設計的智囊、推手，是國家、人民的救世主，人民血汗、國家財政不供養他們供養誰？他們只嫌社會主義制度給予他們的過于吝嗇了，不及西方資本財閥及其豢養的吹鼓手從社會榨取的更多。他們的真實意圖是分兩步走，以高舉的“改革開放”大旗作掩護，以時間換空間，以空間換成效，“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以時間之水沖淡共和國顏色，步步為營地漸進式偷換共產黨改開初衷，毀掉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親自擘畫的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宏偉藍圖，最后，以國家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在經濟領域和人們主觀意識里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客觀反映的實在，即共產黨本質的空心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名存實亡，水到渠成地達到從政治到經濟全盤西化的目的。屆時，上文提及的今天“公務員”隊伍和國企里殘存的社會主義制度余暉，將隨著資本主義的黑夜降臨消失殆盡。在社會主義大船被鑿沉之前，市場派主流經濟專家要在體制內利用社會主義制度賦予自己的政治特權繼續鑿船。
六
在實現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終極目標途中，所有的階段性歷史變革（包括已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都只是為實現偉大的終極目標的必要手段。改開以來，政經體制改革改掉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工農生產、生活的保障和庇護 ，將“公務員”群體和工農大眾以“體制內”（工作、生活由國家安排、保障）和“體制外”（工作、生活由自己尋找、保障）區別開來，計劃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在總攬全局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兼容并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們在工作、生活保障和待遇上迅速拉開距離，越來越形成對比鮮明的兩個階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官民”平等的融洽關系，逐漸變成了不平等的對立關系。——這是在彼此工作、生活待遇不平等的鐵的現實作用下的必然結果。
如企業職工工資連漲10多次，增加額卻不及“公務員”一次增加的多；國家實施基本養老保險全覆蓋，即包括企業職工在內的全體公民都納入了養老保險范圍，卻唯獨“公務員”是國家財政用納稅人的錢替他們購買養老保險，而普通勞動者須自己掏錢養老；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國家實行低工資高積累政策，企業發工人工資前都預扣了社會保險費，其中包括上繳至國家的養老保險費，實行統賬結合改革后，企業退休職工的“視同繳費”賬戶長期空白，相應的統籌基金也長期空缺、空賬運行；只對企業職工及其他公民養老金實行“低水平，廣覆蓋，保基本”原則，而對“公務員”實行特殊優待政策；20年雙軌制造成的“公務員”階層和普通百姓待遇差距巨大，背離了“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黨章規定……
寫到這里，心頭不禁涌起疑云：市場派主流經濟專家之所以在我國推進改革開放中，誘導國家出臺與改革初衷、與共產黨根本宗旨、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相違背的政策，是否故意制造“官民對立”的社會矛盾，造成社會混亂，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動搖共產黨執政根基，擾亂建設全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改開既定路線，以便伙同西方資本主義敵對勢力趁火打劫、聯手“推墻”，達到他們潛藏心中的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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