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內百業待興，國際風云詭譎。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負著重建國家和處理紛繁復雜國際事務的艱巨使命。1954年，毛主席提出，需要一個懂英語和國際問題的秘書，中央組織部通過新華社物色人選，組織上選派了我。同年10月金秋季節，我住進了中南海豐澤園南邊靜谷的一個四合院。從這里走過一條長廊便是毛澤東居住的菊香書屋。在見毛澤東之前，毛主席辦公廳副主任兼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曾經給我談了他多年工作的體會，他說：“你要有思想準備，要有坐冷板凳的準備，要刻苦鉆研，充實多方面的知識，否則三、五年內，在工作上可能幫不上主席的忙。”這使我感到作毛澤東的秘書要求比較高，因為我從未做過秘書工作，更不知道毛澤東對秘書工作有何要求，不免擔心是否能作好工作。但我決心全力作好黨交給我的工作。
隨后，我見到了毛澤東，他要我研究國際形勢和動向，此外，還教他學英語。1957年后，他又要我兼顧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的研究，直到1966年。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才華橫溢的詩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都有著巨大的影響。我在他身邊12年的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磅礴的氣概，廣闊的胸懷，深邃的歷史責任感，銳敏的洞察力，深思熟慮的氣質，高度集中的意志，當機立斷的魄力，忘我的工作激情，剛毅、頑強的性格和他那勇于創新，不斷進取的精神。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同時也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錯誤和缺點。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輝煌的勝利，也有挫折和失敗;他對國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有嚴重的失誤。特別是他提出和推行的“三面紅旗”和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國內民主生活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失。雖然如此，他一生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巨大貢獻是不能抹煞的。他的巨大貢獻和某些嚴重失誤都是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份珍貴遺產和鑒戒。
今年是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我主要想從在他身邊工作和生活的某些片斷，來回憶他對青年人的教誨、鼓勵和期待。
廣收博覽――毛澤東鼓勵青年學理論
我初到毛澤東身邊時，主要是閱讀大量的文件、電報、報刊資料，研究國際形勢和動向;幫他篩選文件、資料;綜合及匯報情況，有時是口頭的，有時是書面的。他對我的工作很放手，他只明確任務，但從不做硬性規定一、二、三、四，要我怎樣做，也不劃任何框框，而是讓我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我工作起來比較大膽，心情舒暢。我的工作有個有利條件，就是除了工作，還經常和他一起學英語，因此，接觸多，談話多。他總是不斷地提出問題，討論問題。他經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戰爭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的變化、世界形勢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中間地帶、地區形勢、各國政治、經濟形勢及對外政策等問題，邊談邊議。他不但要求我匯報情況，而且要求我作出分析、判斷、并鼓勵我大膽地談自己的見解，從交談中，我逐漸意識到他不滿足于我向他反映情況，而且要求我從理論上作出分析，從戰略上進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請找列寧《做什么》、《四月提綱》(1917年)兩文給我一閱。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點理論書，你需要學習理論。興趣有，似不甚濃厚，應當培養。慢慢讀一點，引起興趣，如倒啖甘蔗，漸入佳境，就好了。供參考。”
《做什么》一文，今譯《怎么辦?》是列寧1907年撰寫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論述了恩格斯論理論斗爭的意義，特別強調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四月提綱》，即《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一文，1917 年4月7日刊登在《真理報》上。
毛澤東的信，對我既有鼓勵，又有鞭策，循循善誘，期望甚殷，對我觸動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澤東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多日不見，有些寂寞吧？鉆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于你我都有益。略為偏重一點理論文章，逐步培養這一方面的興趣，是我的希望，年紀大起來了，是下苦功學習的時候了，但以不損害健康為原則。請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種文集給我為盼!”
毛澤東寫信的時候，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已經完成，全國開始轉入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面臨的任務是怎樣發展我國的工業、農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新的形勢要求我們強調學習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最初是分管國際問題，以后又擴展到國內問題以及理論問題。我過去的習慣是研究形勢和動向較多，而從理論和戰略高度考慮問題很不夠?，F在由于工作的需要，毛澤東要求我一方面要“廣收博覽”，另一方面要“偏重一點理論”，這樣才能符合他的要求，“于你我都有益”。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讓我閱讀國內報刊的學術理論并選擇有新意、有創見的文章送給他看。
在毛澤東的指導和鼓勵下，我認真學習了一批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特別是我跟毛澤東一起閱讀和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參加由他親自主持的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讀書活動，這使我懂得了理論聯系實際，特別是中國的實際的重要性，認識了理論對于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意義。
毛澤東因對象不同，對學習的要求也不同，對于年輕的警衛、衛士，服務人員，則首先要求他們學習文化，學習基礎知識。為此，在他倡導下，中央警衛局為他們辦了文化補習學校。
他有時也有選擇地讓他們讀一點通俗的理論小冊子。
1960年，毛澤東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馮契①著《怎樣認識世界》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閱讀。請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書，則找別的青年人能夠閱讀的哲學書，要薄本小冊子，不要大部頭。 請你辦一辦，幾天之內找來送我為盼!”
因為毛澤東身邊的青年衛士、服務人員，多半是工、農子弟，他們較單純，但文化水平低，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缺乏，閱讀哲學著作有困難，而馮契同志的書寫得通俗易懂，又不是大部頭，比較適合他們閱讀。
讀無字之書――毛澤東要身邊人員作社會調查
毛澤東不僅重視書本知識，而且更加重視實際知識;不僅重視理論，而且更為重視實踐，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所以，他不僅提倡讀有字的書，而且更提倡讀無字的書，所謂讀無字的書就是進行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
毛澤東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并在1930年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原名《調查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科學論斷。他一生中作過許多著名的社會調查，對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重大問題起過決定性的作用。1961年，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運動受到嚴重挫折，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他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個實事求是年”，毛澤東直接指導和組織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也分別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制訂了一系列政策，對糾正左傾的政策，恢復國民經濟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三年困難時期為什么出了亂子時強調：根本原因是未調查研究，心中無數。
毛澤東除了親自視察或調查外，他還經常讓身邊工作人員到城鄉的廠礦、街道、農村、學校，深入社會，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時間有長有短。
我在他身邊工作時，曾多次到農村參加整社、蹲點，到農村和工廠參加四清。在整風運動期間，我曾被派往十幾所大專院校了解整風運動進行情況并向他匯報。此外，我還經常進行短期的社會調查。
50年代中期，一個嚴冬季節，田家英同志受毛澤東的委托，到老解放區進行社會調查，了解老區人民生產、生活的情況。我隨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當時我還沒有農村社會調查的經驗;而田家英同志在延安時期就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政治上成熟，有豐富的調查經驗。我是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參加的。我們這次訪問了原黨中央臨時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平等地。這次調查，我們除了向縣委說明來意，并聽取縣委一般情況介紹外，沒有任何迎送招待，我們沒有要任何人員陪同，只因為路遠，縣委給我們派了一名司機開一輛小吉普車。我們全部時間都是吃住在農民家中，直接同農民和基層干部談家常來了解情況。有時是一、兩人，有時是三、五人，有時開小會座談。經過長期戰爭，那時群眾生活仍很艱苦，正值滴水成冰，寒風刺骨的季節。夜晚，我們睡冷炕，穿著棉衣，蓋著棉被，還覺著四處透風，手腳冰涼，凍得難以入睡。有時遇到飛雪天氣，中午道路泥濘，早晚道路結冰，崎嶇不平，吉普車非常顛簸，由于路滑，車子行在路上常常橫了過來。當時我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所以，并不覺得苦，就這樣，我們一戶又一戶，一村又一村，有時乘車，有時步行，歷時二十多天，完成了這次調查。路上，田家英曾對我說，這一帶老解放區生產發展比較慢，原因在于當地黨員干部比較老化，擺老資格，不能吸收新鮮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闖勁。像這樣的地區如果不發展新黨員，要比較快地改變落后面貌，是困難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澤東匯報了此次調查的情況。毛澤東對他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和他的意見頗為重視和贊賞。1964年3月，毛澤東在邯鄲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負責同志談話時，仍然記得這次調查，他說：“老解放區有的才不象樣子，有人擺老資格，把持黨組織，不發展新黨員。如河北平山，全縣封鎖情況，下去的干部，他們要考你中央委員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會調查，是1961年毛澤東讓我們到河南參加整社。1960年，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全國城鄉嚴重缺糧，很多地方發生了浮腫病，有些省份出現了非正常死亡。毛澤東心情沉重，憂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這一天，他請我、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松和汪東興七個人同他一起吃飯，飯菜非常簡單，自然不吃肉。吃飯時，毛澤東神情嚴肅，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志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么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么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隱瞞。”
他拿出了寫好的一封信給我們看，信中寫道：
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閱。除汪東興外，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河南省)專區，那里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一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次如何用藥法?；春恿饔驓夂蚺?，比山東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汪東興同志作準備。你們如果很饑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
信陽報告一件，認真一閱。
臨行前，毛澤東跟我談了一次話。他指示我們要過好三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同勞動人民實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要過好群眾關，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反映真實情況。他要求我們下去的同志組成臨時黨支部，要我擔任支部書記。我考慮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長征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解放后才成長起來的年輕同志，我提出是否請一位老同志擔任支書，他覺察到我可能有顧慮，便說道：我看你可以，你是否敢于承擔責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會負起責任的。后來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我建議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羅道讓同志擔任支書，我擔任副支書，他同意了。行前，他同我們下去的全體同志合影留念。
1961年元月16日，我們自北京出發，參加河南省、地、縣工作隊，由于河南信陽專區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階段，所以，我們改去許昌專區鄢陵縣馬欄公社參加整風整社，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羅道讓同志和我參加了省、地、縣工作隊領導小組。
整個工作隊120人左右，進村后農民實行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勞動。工作隊員還要逐戶訪問農民群眾，了解生活、生產、干部作風等問題。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也就是毛澤東講的生活關。不到一個月，全部工作隊員都得了浮腫病。我們每人糧食定量是27斤，實際上連一半也吃不上，這一半還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湯。所謂糧食，最好只是紅薯作的淀粉，根本見不到玉米，更不要說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腫，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們13位同志，絕大多數經受了這場考驗。
在調查中，農民對公共食堂意見很大。因為它是違背群眾自愿的原則，一夜之間由干部強制成立起來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員多吃多拿、浪費和管理不善，農民吃不飽飯。當時公共食堂被視為共產主義因素，要解放公共食堂是要冒犯右傾錯誤的危險的。但我們工作隊領導小組經過研究，從實際出發，主張停辦公共食堂，給省委寫了停辦公共食堂的請示報告。然而，我們下去的同志中有的同志不實事求是(或者是怕犯錯誤)，寫了一個公共食堂優越性的報告。最后，省委還是批準了停辦公共食堂的報告。后來在全省范圍內，迅速推廣了我們停辦公共食堂的經驗，這在全國可能是最早這樣做的。大約在春節前，我們停辦了公共食堂，群眾非常歡迎這個措施。春節前后家家戶戶，都在修整我們入村時已破敗坍塌的院墻。群眾生活初步安定下來。接著工作隊領導小組根據領導小組組長馮明高同志(當時為河南省農林廳長)的建議，發動群眾家家在宅基地種三棵樹(一棵核桃樹、一棵柿子樹、一棵棗樹)，以備災荒之年可以抗災。同時發動全公社農民在全公社廣泛植樹。十幾年后，我從《人民日報》看到一則報道，說鄢陵縣是全國平原植樹模范縣，從照片上看到原來樹木被砍伐光的村莊，被郁郁蔥蔥的樹林覆蓋起來，心中不由得一陣激動。此外，工作隊還分給社員宅基地、自留地，提倡發展家庭副業。
在到農村以前，無論在北京學習的文件和省委的情況介紹，都強調敵情嚴重，全省約有三分之一的社隊為三類社，三類社隊絕大部分為地、富、反、壞分子篡奪了領導權，因此，首要任務是要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奪回領導權，完成民主補課。但我們在群眾中作調查時發現，主要問題是政策上的失誤、五風(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特殊化風)嚴重，在所有制體制上，社隊規模過大，沒有認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沒有實行等價交換、撈勞分配的政策，剝奪了農民的勞動成果，還有高指標、高征購等問題，就是說，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以，我們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從實際出發，調整了社隊規模，認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分配上實行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政策;對刮共產風剝奪農民的問題，分步驟實行了徹底退賠;實行了糧食“三定”，糾正了高指標、高征購。
在干部問題上，群眾意見最大的是瞎指揮、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我們純潔了基層組織和干部隊伍，制止了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現象，轉變了干部作風，并進行了思想、組織和制度建設。在生產上，建立了生產秩序，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組織了夏收夏種等工作?；旧习凑彰珴蓶|的三點指示精神，貫徹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完成了整風整社的任務。
1961年7月中旬，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回北京作總結。由于極少數同志對整社過程中搞特殊化的缺點和錯誤缺乏認識，缺乏自我批評，又不肯接受多數同志的批評，難以作出總結。當時，毛澤東正在江西，我寫了一封信將整社的基本情況和問題以及總結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如實向他作了報告。8月7日，毛澤東作了指示，大意說，我去的信，他和楊尚奎同志已看過了，他同意我的態度，希望下放的同志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脫離群眾，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對極少數同志搞特殊化、脫離群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不要搞特殊化――毛澤東對青年進行防腐蝕教育
毛澤東歷來提倡勤儉節約，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他反對奢侈浪費、以權謀私、謀求制度和規定以外的特殊待遇。因為干部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殊化，不僅是為政不廉的表現，而且是一種腐化現象。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親戚、身邊工作人員。1949年3月5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防腐蝕的方針。同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時，他對周恩來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1951年，黨中央作出了開展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的決定。此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了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這些是人們所熟知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生簡樸，嚴格遵守國家的制度和規定，不為自己的親屬謀求特殊利益，他非常鐘愛自己的兒女，但他自己諄諄教導他們不要有優越感，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現，不要特殊化。他最鐘愛長子毛岸英，并寄希望于他。當毛岸英1946年，闊別祖國19年后，秘密從蘇聯回到延安不久，就要他參加農業勞動。1947年，毛岸英又東渡黃河到山西、河北等地參加土改。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又送毛岸英到朝鮮經受戰火的洗禮。當毛岸英不幸犧牲時，他痛失愛子，但又語重心長地說：岸英是屬于犧牲了的成千上萬革命烈士中的一員，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大事。不能因為是我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中朝兩國人民共同的事業作出犧牲。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李敏、李訥正在學校讀書，她們在學生食堂用餐。他不準用小汽車接送，要她們乘公共汽車回家，我常見她們穿著褪色的蘭色卡其布制服，背著綠色帆布書包回家。有時衛士組瞞著毛澤東派汽車去學校接李訥被毛澤東知道了，他批評衛士：為什么三令五申，還要搞特殊化。毛澤東對他的親戚，也是如此。1949年10月9日，他給他的夫人楊開慧之兄的信說：楊開智先生：希望你在湘聽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這表現了他反對利用職權為親戚謀職務的高尚品德。
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更是經常教誨他們要艱苦奮斗，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勞動者身份出現。1964 年冬，我到河北新城縣參加農村四清工作。毛澤東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化個假名;二是不要當官;三是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我體會這三點都是體現了以普通勞動者出現的精神，我遵照他的要求做了，結果很容易和群眾打成一片，交了許多農民朋友，這更有利于深入群眾，了解到真實情況，使我獲益匪淺。
有位衛士，工資比較低，他與周圍衛士攀比，總覺得自己吃虧。于是在評級時鬧著要連升兩級，領導上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衛士平衡比較，只給他提了一級，他又哭又鬧。在1957年整風時，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標題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某某某哭哭啼啼要兩級》，湊巧毛澤東看到了這張大字報，說了一句：“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提級時啊!”毛澤東這是借《林沖夜奔》這出京劇中的兩句戲文改了幾個字，來教誨這位年輕人不要爭級別、鬧待遇。但事后，他對這位青年的生活困難很關心，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些錢給這位衛士解決困難。這位衛士沒好意思接受。
就連他身邊的衛士結交女友，毛澤東也常勸導他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去考慮，絕不能打著他的旗號，說什么我是毛澤東的衛士，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等等。他告誡這些青年：打他的旗號最后自己是要吃苦頭的。
毛澤東不但注意反對特殊化，而且更為注意反腐蝕的教育。在1962年春，毛澤東找汪東興談過一次話，談話內容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侵蝕。他說，他發覺身邊有老鼠，他提出毛澤東辦公室黨支部開展整風，整頓思想作風，清除老鼠。汪東興召開了毛澤東辦公室黨支部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包括了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時開始整風。在整風中，絕大多數同志都嚴格要求自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覺檢查自己的思想作風不足之處或者缺點，思想認識都有明顯提高。與會同志也揭發出個別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作風，并且有貪污和瀆職的行為，此外，在他隨毛澤東在外地視察工作時，曾向一些地方無償索取各種物品的行為。雖經組織和同志誠懇和耐心的幫助和教育，但他始終不肯做認真的自我批評，他辜負了毛澤東和組織上對他的信任與培養。
毛澤東一貫反對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貪污、瀆職行為。當他知道群眾揭露的事實后，便果斷決定將該同志調離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雖然這位同志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毛澤東還從稿費中拿出幾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賠并道歉，以挽回該同志造成的不良影響。這件事使在他身邊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不因人熱――毛澤東教育青年艱苦創業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澤東剛剛起床，就跟我講起梁鴻不因人熱的故事。梁鴻是東漢人，少孤家貧，經常獨坐，不與人同食。別人先做飯，做畢招呼他說：鍋和灶還是熱的，快煮飯吧!可是梁鴻卻說：我不用別人的熱鍋和灶。他熄滅了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飯。
毛澤東說，過去我跟孩子們講過這個故事，但他們年幼，沒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領會毛主席是借這個故事，鼓勵自己的子女和年輕人，要有志氣，不依靠他人，而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艱苦創業。
毛澤東的一生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他敢于想別人之未敢想，言別人之未敢言，走別人未敢走的路。
毛澤東曾多次贊賞歷史上有政治遠見、不迷信權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創見、有作為的年輕人。他談到戰國時的甘羅12歲時就當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見、有作為。他多次贊賞西漢的賈誼，說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兵策》是西漢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風氣，值得一看。他說賈誼是“英俊天才”。他對賈誼33歲時因梁王墜馬，而過于自責，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為此，他大約于60年代初還吟誦《賈誼》詩一首：“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他還談到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時，也不過30 歲，等等。
毛澤東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贊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我對慧能及禪宗的一點微薄知識，多是得自毛澤東的講授。
毛澤東對我談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 年)，出于貧寒農家。皈依佛門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來，禪宗五祖弘忍尋覓新傳人，要眾僧作法偈，以觀各人的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了一首，深得眾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滿意?；勰芊瓷裥阒?，另作一首，卻得到弘忍賞識，受法衣，為禪宗六祖。
毛澤東為我背誦了這兩首法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毛澤東跟我說，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間本無任何事務，故無塵?？烧?佛性本來是清凈的，怎么會染上塵埃?這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
毛澤東還談了慧能學說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喝佛罵祖”。這種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于創新，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
毛澤東對子女、親戚和身邊工作的青年也同樣鼓勵他們要有雄心壯志，嚴于律己、自立自強，不要依靠他人。
毛澤東1941年1月31日，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有這樣的話：
岸英、岸青二兒：
……你們長進了，很喜歡的。岸英文理通順，字也寫得不壞，有進取志氣是很好的。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于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做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
1963年1月15日給李訥的信中說：
李訥娃： 信收到，極高興。大有起色，大有壯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評，大有痛苦、傷心，都是極好的。你從此站立起來了。因此，我極為念你，為你祝賀。
1962年6月3日給邵華的信中說道：……要好生養病，立志奔前程，女兒氣要少些，加一點男兒氣，為社會做一番事業，企予望之。
1950年5月12日，毛澤東給文南松表兄的信中說：運昌(即文運昌、毛澤東的表兄)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
對于身邊年輕工作人員，則希望他們首先提高文化，提高工作能力，為人民服務。對學習好、有上進心的青年，則予以鼓勵、表揚。衛士張寶金被送入大學學習，學習成績優秀。張寶金休息時看望毛澤東，他每次必見并同他交談，這是過去的衛士中很少人能享受到的殊榮。毛澤東還經常向身邊青年表揚這位同志有進取心，學習后知識增長了，眼界開闊了，思考能力提高了，社會經驗豐富了。對于不愛學習或上進心不強的青年則諄諄誘導、鞭策、有時還要批評，最后還是堅持送他們去學習。
堅持真理不怕鬼――毛澤東對青年進行黨性教育
1957年整風前后，毛澤東曾多次和我談到一些科學家的故事，說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堅持科學真理，甚至不惜為此而獻身。他說，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創立了科學的“日心說”，否定了在西方統治了長達一千多年的“地心說”，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神權統治。意大利的哲學家布魯諾、物理學家伽利略，他們也都因為堅持真理而遭到羅馬教廷判刑懲罰。1959年10月，毛澤東對我說：“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們不怕孤立，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最后證明他們是正確的。”他還對我說過：“遇到尖銳的問題時，要堅持原則，旗幟鮮明，不能怕丟失選票，而有人保持兩邊都不得罪的態度，結果，反而要失去選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澤東還同我講了許多不怕鬼的故事。有兩個故事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終生難忘。一個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是《席方平》的故事。這兩個故事都出自《聊齋志異》。
約在1958年5月初，毛澤東有一天對我說：“世界上有許多鬼，也有許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我說，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說：“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聊齋》上有一個故事，毛澤東邊說邊生動地比劃說，一個狂生夜坐，有個鬼披頭散發，面黑似漆，很難看，瞪著眼睛，嚇?？裆?，舌頭伸得這么長?？裆趺崔k呢?他笑著研墨，把墨涂在臉上，涂得像鬼一樣黑，也伸出舌頭，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著眼睛，這樣對視著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那個鬼見嚇不倒狂生，就跑掉了。(這個故事出自《聊齋志異》中的《青鳳》，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澤東說時繪聲繪色，略帶夸張。)他說完故事后說道：“作者蒲松齡是在告訴我們，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來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動人心，更加感人，發人深省。毛澤東問我是否看過這個故事，我說，我看過《聊齋志異》但不記得這個故事。他比較詳細地講了這個故事。他說：“席方平的父親席廉為人憨直，得罪了鄰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幾年，賄賂了陰司官吏，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絕，決心到陰間為父伸冤。席方平來到陰間一牢獄門口，遠遠看見他父親望著他哭訴：獄吏全受賄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又向城隍、郡司告狀，因他們都受了賄賂，不僅案子不受理，而且受盡了拷打，又被押回陽間。席又溜回陰間，告到閻王那兒，閻王不容他訴說，就責令打席幾十大板。席大喊：“誰叫我無錢，應當挨打!”閻王惱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放到燒得通紅的鐵床上去烤。閻王問席還敢告嗎?席說，大怨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閻王大怒，叫兩個鬼卒把席的身體鋸成兩半。席痛不可忍，但硬是一聲不吭。鬼卒說，真是條硬漢子!掌鋸的小鬼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鋸到他的心，鋸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鋸成兩半，閻王叫鬼卒把席的身體合起來去見他。閻王問席還告嗎?席恐再遭到毒刑，謊說不告了。席又被押回陽間。席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聽說二郎神是玉帝的貴戚，聰明正直。便又回到陰間找二郎神，誰想又被閻王抓住，把他強行投胎為嬰兒，席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他的靈魂又跑到陰間告狀，結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趕快判決。最后二郎神判決將貪臟枉法的閆王、郡司、城隍，助紂為虐的鬼役以及為富不仁的羊某分別治罪。同時，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義，并增加陽壽三紀(古代十二年為一紀)。
毛澤東講這些不怕鬼的故事，實際是在喻人。他是針對當時的國內外情況而發的。在國內當時正在進行整風運動，黨的各級領導大多數都能認真地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改善領導作風，改進工作。但也有一些基層單位少數負責領導工作的黨員，壓制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和批評，甚至對整風中提出積極意見的同志進行打擊報復，采取違法手段，羅織罪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分子或右派分子、反黨集團或右派集團。毛澤東察覺了這種情況。所以，他講了許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別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說，老實人，雖然歷經磨難，只要敢于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問題終會弄清，冤案終能昭雪。他還講，共產黨人要有堅持原則的勇氣，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幟鮮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職、不怕勞改、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做班房和殺頭。只要準備了這幾條，看破紅塵，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澤東以后提出要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擔了這個任務，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編成。毛澤東還要他寫個序文。1961年初，毛澤東請何其芳到他的臥室談序文的修改。毛澤東說，你寫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系起來了。毛澤東所說的“現在的形勢”是指1959年春季帝國主義國家、各國反動派和某個超級大國聯合的反華浪潮。他修改的序文最引人注目的有兩處，一處增加了這樣一段：
“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歡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毛澤東對序文的另一處修改是增加了這樣一句話：
“事物總是在一定條件之下，向著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
毛澤東還對何其芳說：“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工具。”他還讓何其芳在序文中增加幾句講半人半鬼的話。他說：“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收到了何其芳的修改稿，當天看完退回并批示：“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此書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整風運動的干部們閱讀。在退稿中把他上次增加的這句話：“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向著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改成：“事物總是在一定條件下通過斗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②這一修改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的精微和周密。就是說事物的轉化除了其他條件外，還需“通過斗爭”這個條件。這是他根據當時國內整風和國際斗爭總結出的重要經驗。
1958年，毛澤東還不只一次地同我談過“二王八司馬”的故事。他談到中唐時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權，四方藩鎮割據，土地兼并加劇，苛捐雜稅很重，社會生產凋蔽，民不聊生，中央集權受到極大削弱。社會危機四伏，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趨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適去世，太子李誦(唐順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韋執誼和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劉禹錫、柳宗元等。他們一度執政，韋執誼被任命為宰相。他們反對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主張加強中央集權，為此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懲處貪官污吏，免除苛捐雜稅，廢止掠奪、擾民的宮市，謀劃剝奪宦官的兵權，削弱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史稱永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鎮等守舊勢力合謀發動政變，迫使久病的順宗把皇位讓給太子李純(唐憲宗)，王叔文革新派僅僅執政五個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殺，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陳諫為臺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韓嘩為驍州司馬，當時稱為八司馬。王安石《臨川集》中的《讀柳宗元傳》說：“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澤東對二王八司馬的永貞革新頗為稱道。他不僅推崇柳宗元、劉禹錫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而且對他們的許多詩文也很欣賞。
1959年3月1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刊登了一篇論柳宗元的文章。毛澤東閱后對這篇文章的觀點發表了他不同的看法。他對我說，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于他的《天論》，這篇哲學論著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論點，反對天命論。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而這篇文章無一語談到這一大問題，是個缺點。
毛澤東對劉禹錫的許多詩也是欣賞的。如《石頭城》、《烏衣巷》、《再游玄都觀》、《西塞山懷古》等經常吟誦。他還用毛筆為我手書了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有贈》七律詩一首：
巴山楚水凄凄涼地，二十二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這份手跡，筆力蒼勁飄灑，我一直珍藏著。
?、亳T契，當時是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哲學教授。
?、诤纹浞迹骸恫慌鹿淼墓适隆?。
(作者：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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