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挨罵因其失道——懂得道義才能正確博弈，中華復興就是實現以公道蒞天下

　　柴靜挨罵因其失道——懂得道義才能正確博弈，中華復興就是實現以公道蒞天下

　　過去我說《楊瀾挨罵因其缺仁》。這次就要說柴靜因為其霧霾調查《穹頂之下》挨罵，因其失道。且幻想用錯誤的市場化道路解決中國環污染治理問題。天命尚在人為，難道說真有一個萬能的市場可以治理中國的環境污染嗎?不可能。因為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利益驅動。而一個以利益為驅動的市場必須要一個以義為利的政府才能穩定。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個市場的運動名以上是供求關系，本質上是利益關系，利益驅動。而少了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的政府國家天下就會亂了套。通過三十多年來對市場經濟從理論到實踐的觀察，造成的問題如：食品安全問題.資源的濫采濫掘.環境污染嚴重等等。市場經濟已經把中國帶入了一個互坑時代。“今天你用毒大米毒饅頭坑我，明天我用毒火鍋毒膠囊坑你。為了錢財殺雞取卵自相殘殺，哪管道德良知和什么未來!坑吧，全坑死了拉倒，咱們都一鍋毒水煮了下地獄，誰都別想跑!”

　　誠如柴靜調查的所言中國相比西方國家耗費了巨大的能源，但這些能源這些能源財富真的用在了中國人身上嗎?不是。難道在美國生孩子的柴靜沒有發現美國有那么多中國制造的日用品?中國早在七十年代就注意到了西方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當時中國總理曾經說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重復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為什么造成今天的污染霧霾?因為中國的工業化三十多年來失去了獨立自主原則。一些中國當家人信奉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租不如打工，打工不如賣資源，賣資源不如做夫妻的理論。從上至國家下至平民百姓為了省錢賺錢而制造污染。正是改開以來流行的私有產權理論造成的。在先富論和私有產權理論下人們總想挖光.掏光這片土地上的財富而個人致富，再把財富移民海外。所以說只有在共富論與共有產權理論.共同繼承制思想下才可解決中國的污染和霧霾問題。所以我說只有李嘉誠的落幕才是中華近代史的徹底完結。因為李嘉誠是中國沒有帝王后，私天下最大的成功者。他經營起了自己的財富帝國。

　　西方人習慣講權，中國人習慣講道。現在如柴靜等公知們都習慣用西方話語講什么價值和權利。關注霧霾解決環保問題本來是公利的事業，而柴篇從開頭到結尾，卻始終站在了私利的角度。世界上并非柴靜有兒女，也并非柴靜不在了，而兒女還要在這個星球上生活。而且柴靜狹隘的柴靜好像忘記了“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中國人好說一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話。按照人類基因邏輯，我們將來的子孫后代生命中也有現在你素不相識的人的基因。現代基因學也可證明現在不同的家庭的后代，五百年后可能組成一個家。那么我們現在為什么要讓私有占有和私有繼承這樣歷史悲劇重演呢?為了眼前的私利而爭，其實就是只謀一時而不謀萬世。這就印證了那就古語——不謀萬世者，不足義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義謀一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只有遠慮，長遠的打算才能真正解近憂。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拯救世界保護環境還需要公天下大仁義思想的革命。

　　談論價值是西方人的觀念，包括馬克思都以價值論來立說。但談論價值不是中華文化的觀念。人類生活面對各種利益紛爭。但中華文化在指導人在人類社會的活動時，不是以什么有價值.無價值來指導決定人的行為。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為才總是用價值來衡量。

　　人的生活中總要面對價值與利益的取舍。所以中華文化是用道.德.仁.義的思想去指導人怎樣去獲得正確的價值。中華文化對人的社會行為講的是人的道行與德行，仁與義的觀念是超越價值的無價之寶.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無私。。“仁”是處理自己與他人關系的一種態度。仁的思想不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個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則為義。每個人在處理面對的利益分配問題時以仁.義思想來相接。所以說利者義之和也。

　　有德之人的行為是對利益追的的舍棄，對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如果用價值的說法就是有德總是放棄看似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行為不是得價值，而是得人心。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所以才有《馮諼客孟嘗君》中薛地市義的故事。個人的自由與人權不能侵犯公道與正義。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義的自由。個人追求的自由應該如音樂需要和旋與旋而律。沒有旋而律的不是音樂是噪音。所以說個人追求的自由與人權還是離不開道。要為自由立道。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義?復興中華文化的思想革命應該是——拋棄舊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拋棄舊仁義重建新仁義。所以說不要把中華文化道與德.仁與義的處世思想與行為原則說成是價值觀。

　　西方的有些人還是蠻夷文化只會言說價值而不會言說道義。所以推崇什么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西方人權思想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要著權要那權也即爭取自己利益。所以有些主張人權思想的人動不動就說要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價值。而以中華文化來思考這種說法不公道，也很缺德。因為人面對各種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所以說人權思想是種無道的思想。無德的思想。個人的人權與自由是否該有個邊界呢?他們從來沒說過。也許在他們看來，有了邊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個人成不了世界，個人必須和眾人生活在一個世界上。怎樣去正確對待個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還是離不開道.德與仁.義思想。堅守道義才能正確博弈，中華復興就是實現以公道蒞天下。

　　法的思想產生就更是在人類思想失道失德，不仁不義之后才出現的。法的思想總想以一種外在的，人為的強制束縛去規制人的行為。以道御人，人皆有道。以德御人，人皆有德。依法御人，人皆知法而未必守法。此時人皆無道又無德。為了滿足私利變著法的鉆法律的空子，法還管什么用?無道無德之人也編不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之網——他們追求的法的籠子去束縛住人的行為。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義法的社會再鼓吹人們追求價值，什么正確的價值觀也不可能有。所以說大談什么價值觀不能實現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現在我們講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眾人之事以眾人的意志為主才是民主。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個人私愿就說你不民主。所以這些要所謂民主的民主小人應該叫民主強盜。民主之賊。

　　民主不是大家選主。我認為：民主是人民參與國家的管理，而不僅是通過票選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說香港人應該側重于民主實質而不是僅要民主的選主形式。要創造香港人民參與香港管理的新思維。新方式。不是糾纏于誰治港，而是要關心以何治港。不是糾纏于什么普選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樣才能選出一個德才兼備的香港特首。所以說香港的利益小人蠱惑青年們去“占中”追求的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實質。

　　什么是自由?我說這個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沒有“自由”。自由的小人們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個人私愿才叫自由。個人的自由與人權不能侵犯公道與正義。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義的自由。

　　什么叫人權?一個人不受剝削壓迫。不受奴役的權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因為日月運行之道是循環往復，所以有道之人講的是互通有無的交換，無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國人在明代就有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這并沒有使中國走向奴役世界之路。而中華文化的復興實現以公道蒞天下的世界人民共和，必將是對西方錯誤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的討伐。

　　附：2010年，柴靜在央視節目《面對面》中專訪了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就“什么是公平的減排方案”展開了對話交流。

　　節目視頻文字實錄：

　　2009年12月7日，舉世矚目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來自192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這次大會。由于2010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行將到期，國際社會希望在本次大會上對下一步溫室氣體減排達成新的方案，就2012到2020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達成一項新協議。然而在歷時近2周的會議中，參會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官方注冊的一萬五千人，會場內外硝煙四起，一片喧囂，直到接近尾聲的時候仍然沒能達成共識。

　　記者：這次哥本哈根給人的感覺一直是尖銳和激烈的爭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仲禮(中科院院士)：其實吵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今后不同的國家，還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記者：這個排放多少，實質又是什么?

　　丁仲禮：簡單一句話，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和能源問題連在一起，和發展問題連在一起，所以說爭半天就是我還能排放多少，我還能使用多少能源，簡單就是這個。

　　記者：您的意思就是這個排放就意味著未來的發展權?

　　丁仲禮：這個是肯定的了。

　　記者：這個排放權對于普通的國民又意味著什么?

　　丁仲禮：意味著生活的改善，意味著國家的發展，你的福利能不能/進一步地增加，也意味著你有沒有工作。

　　排放權的分配，追本溯源，還要從IPCC評估報告說起。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表明，在全球普遍進入工業化的近100年來，地球地表平均氣溫升高了0.74℃。全球氣候如果升溫1℃，澳大利亞大堡礁的珊瑚將會全部死亡;升溫2℃，將意味著格陵蘭島的冰蓋徹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基于IPCC報告對于氣候升溫的預測，哥本哈根會議提出，相對于1750年工業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攝氏度是人類社會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溫，所以一定要在本世紀末把地球增溫控制在2度這一安全值范圍以內。但丁仲禮認為這里所說的2度只是一個價值判斷，并非是科學判斷。

　　丁仲禮：許多人都把它理解為是一個科學的結論，這個二度是怎么來呢?二度是計算機模擬出來的，計算機算相當于算命先生的水晶球。

　　他不會去考察地質歷史時期時候的升溫降溫時候的變化，他就計算機算，算完以后，出一個結論，假如升溫兩度，就會產生多少多少物種的滅亡，這是英國有一個研究做的，這個結論就是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后，慢慢變成一個價值判斷了，我們不能讓它再增溫了。

　　記者：如果它模擬計算機這一切是可信的話，那不是一個依據嗎?

　　丁仲禮：你怎么知道它可信。

　　記者：我們幾乎是信仰實驗室里所有的數據?

　　丁仲禮：它不是實驗室，它是計算機，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記者：丁院士，我們當然知道科學界有反對和懷疑的聲音，但是給我們的印象是，因為IPCC這樣一個研究的組織，它也是各國的科學家在一起，拿出一份報告，而且也是因為有這個報告作基礎，全世界的國家會到那里去一開個氣候的大會，所以給我們的印象，它是得到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

　　丁仲禮：科學家有主流嗎?

　　記者：我們理解的主流是?

　　丁仲禮：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定的嗎?科學是真理的判斷。

　　丁仲禮之所以強調這只是一個價值判斷，是因為他認為在IPCC報告原文中，并沒有100%地確認氣候變暖就是由于人類活動產生二氧化碳帶來的結果，也沒有精確的數據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對氣候變暖有多大的影響。但是對于未來排放空間的計算卻要建立在二氧化碳升溫效應的基礎上。根據2度閾值的共識，到2050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最高峰值只能控制在450PPM以內，也就是說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空間是大約8000億噸。

　　丁仲禮：當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以后，我就馬上意識到，這個數量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說比如說我打一個比方，我們現在是人均排放1.4噸碳，不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是有個3.67(倍)的系數，如果是450PPM這個目標定下來以后，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0.8噸碳。

　　記者：就是說這是一個天花板，對嗎?

　　丁仲禮：對，一下子你掉下來，就是從你1.4到0.8，這個是人數還不能變，還是65億人口的時候，如果人口還要增加的話，你這個數字(差距)還要往上加。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提出7種減排方案

　　發達國家率先制定減排指標其中暗藏哪些玄機

　　記者：但是我們也看到，有發達國家的首腦在當時就表達了比較強烈的意見，他會認為說，我給我自己定指標還不行嗎?

　　丁仲禮：那當然是不行。你定指標就是你要取一塊更大的蛋糕。

　　利益各方進行博弈

　　該如何建立公平的國際責任體系

　　記者：在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

　　丁仲禮：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個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間。

　　面對面柴靜專訪中科院副院長院士丁仲禮正在播出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前，IPCC、G8、OECD等國際組織或科學家提出了多個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方案，特別是IPCC、G8方案，對發達國家規定了減排的具體目標，對發展中國家沒有做具體要求。但丁仲禮認為，這些看似公正，似乎是在照顧發展中國家的方案卻是暗藏玄機。

　　記者：不過我是看到這次IPCC在方案當中并沒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求啊，他并沒有要求你減多少，不是嗎?

　　丁仲禮：它確實是沒有對發展中國家減排設定絕對量的，他對發達國家設定了量，中期，2020年有25%到40%的減排，到2050年要有80%到95%的減排，他是有這個數據。但是它有一個總量，就是全世界還有8000億噸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丁仲禮：那么等于這個蛋糕的數量是定下來了，那么我IPCC對發達國家有一個定量的排放的控制，那么等于是先他定量地切走一塊兒蛋糕，這就明白了吧，這個切走的蛋糕不是很大，IPCC不是很黑，他的結果是2.3倍，2.3倍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說今后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權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我們說二氧化碳是累計起來的排放，前面還有差別，前面差別是多少，前面差別是7.54倍。

　　記者：你指的是歷史上差別?

　　丁仲禮：從1900年到2005年這105年之間，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是發展中國家的7.54倍。

　　記者：但是IPCC這個方案是不算過去的，它只算當下，而且他認為發達國家率先減了，減了80%，還不行嗎?

　　丁仲禮：就是說這里面我們先不跟他去爭論，咱們把以前的事放一放，那我們就看今后。減排就是這個詞說起來很好聽，從我剛才講到的(跟)排放權分配是一回事。這個很好理解，8000億噸的蛋糕是定下來的，

　　丁仲禮：盡管減80%，一步一步往下減，但是你基數大呀，你的基數是發展中國家的4.8倍，你就往下這么切蛋糕，它就馬上就是切走，是你的二點幾倍了，所以說這里面是包含了一個非常大的陷阱。

　　記者：陷阱?

　　丁仲禮：就是一個陷阱。

　　丁仲禮：如果是今后的排放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國際上的限制的話，那么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權就會變成一種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

　　記者：就是你想要排有可能……

　　丁仲禮：你不夠排你就得買，如果是你承認二氧化碳排放配額是一種稀缺商品的話，

　　記者：真金白銀。

　　丁仲禮：那么這個8000億噸分配的過程當中，多分一點，少分一點是多大的利益。

　　(世界人口大國1900——2005年人均累計排放二氧化碳量圖表)

　　從這張圖表中，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在過去百年間的工業化進程中，人均累計排放量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由于基數巨大，發達國家在此基礎上承諾的減排指標實際上為自己明確了還是相當大的未來排放空間。

　　記者：但是我們也看到，有發達國家的首腦在當時就表達了比較強烈的意見，他會認為說，我給我自己定指標還不行嗎?

　　丁仲禮：那當然是不行。你定指標就是你要取一塊更大的蛋糕，那我以后這樣定指標行不行，我以后人均排放跟你一樣多，這我不過分吧，我歷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后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樣多，或者中國說得更白，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行不行。

　　記者：那他可能就會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么一乘那個基數太大了。

　　丁仲禮：那我就要問你了，你就是說中國人是不是人?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了，為什么同樣的一個中國人就應該少排，你這個是以國家為單位算的，還是以人為單位算的。

　　記者：也可能他會覺得說現在常規的算法都是以國別計算。

　　丁仲禮：那么行了，那我就不跟你算了，我沒有必要跟你算了，為什么?摩納哥多少人，我們中國跟摩納哥比行不行，那你還講不講理了。

　　記者：他現在提出的一個概念就是說，我不管你是人均，還是說貧富，現在只以碳排放大國來算。

　　丁仲禮：我可以承認說我是碳排放大國，那你給我們一個數，我們能排多少，你發達國家你要排多少，你為自己分配了一個數，你這個80%就是分配了一個數了，你是把你分配得大，給我們分配得少，我就說，我們如果是一樣的行不行。8000億噸的這么一個蛋糕，根據G8的方案，他27個發達國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44%。他多少人口，他11億人口，余下的55億人分56%的蛋糕，那么你說公平不公平。

　　記者：它這個方案本身就沒有按人口計算。

　　丁仲禮：你要問問默克爾本人這個方案公平不公平，我沒有機會，要我有機會，我要問問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本人，你覺得這個方案公平不公平。

　　記者：現在除了IPCC這個方案之外，不是一共有7個方案嗎?有沒有一個是……

　　丁仲禮：沒有一個。IPCC的方案還是最好的，其他的方案是越來越黑。

　　中國科學院對這7個減排方案進行了評估，他們認為這些方案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6.7倍的人均累計排放權，而且都沒有考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差別巨大的事實。根據丁仲禮的計算，如果按照現有的幾個方案，中國的排放空間只能支撐大約10年，也就是說從2020年起中國就需要購買排放空間了。2009年12月16日，作為中國代表團科技顧問，丁仲禮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中國新聞與交流中心發表了演講，直接指出這些減排方案有失公允，而且很激烈地表示，如果這些方案成為國際協議，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記者：您現在是在直接指責IPCC?

　　丁仲禮：為什么不能指責，科學就是可以批評，既然你承認你是科學，你就得能經受得住人家的批評，我在中國科學院寫的文章，我就是直接批評IPCC第三(工作)組的。

　　記者：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詞……

　　丁仲禮：非常嚴厲。

　　記者：其實很激烈的，有這么嚴重嗎?

　　丁仲禮：那你算賬。假如告訴你，中國今后從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萬億人民幣去買二氧化碳排放權，你會怎么想，你覺得公平不公平?

　　記者：一個科學家在談論一個科學問題的時候，為什么會用比較激烈的，帶有情緒色彩的字眼，這樣是否合適?

　　丁仲禮：你批評他們的方法不公平，他們是不會理你的。所以我必須用非常激烈的語言引起別人的重視。

　　記者：當時您在大會上演講，您去提出這些觀點之后，場上有什么反應?

　　丁仲禮：場上就是有一個美國人，他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現在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可能要考慮的是什么樣一個行動的問題。中國該怎么行動?

　　記者：您怎么回應的?

　　丁仲禮：我就是說我也同意行動第一的，我說中國很簡單，如果我要對中國政府的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制定一個雄心勃勃的長期排放的承諾。這個長期排放的承諾，就是一句話。

　　記者：什么話?

　　丁仲禮：從1990年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堅決不超過發達國家同期水平的80%。不管你怎么減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并且你發達國家已經把所有的基礎設施建完了，中國很多還沒有建，那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背景下，中國應該提出這樣的方案，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我們要比你們雄心勃勃多。后來美國人也沒有辦法跟我爭了。后來有個比利時的人告訴我，他說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贊成。

　　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最后24小時里，一份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作為被注意到的文件記錄在案，在這份協議中，各方同意全球增溫應低于2攝氏度，發達國家減排目標的具體數字沒有被寫進協議。各方希望在今年年底召開的墨西哥氣候會議上，能夠達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丁仲禮認為，要建立起國際責任體系，必須是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

　　記者：在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什么是公平?

　　丁仲禮：我對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權視為發展權，視為基本人權，所以我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個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間。

　　柴靜：您看您原來研究古氣候的，都是很專業的科學家，但實際上這次氣候談判，您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讀，是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別人也許會對你的身份提出各種疑問，覺得適當還是不適當，您覺得?

　　丁仲禮：你就說我搞科學研究的，就不應該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記者：這倒不是，他們可能會覺得，科學家甚至不應該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應該比如在人類共同利益的這個前提下去制定方案?

　　丁仲禮：我沒有否定人類的共同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保障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落實，這難道不是人類的利益嗎?這是國家利益嗎，這是個人利益嗎?我從來沒有這么想。

　　記者：假如像您所說的，現在這個方案，發達國家又不接受的話，如果它就這么拖下來，這幾年下去，會不會情況變得更糟了?

　　丁仲禮：我很樂觀。我是地質學家，我研究幾億年以來的環境氣候演化，這我很樂觀，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跟拯救地球是沒有關系的，地球用不著你拯救，/地球比現在再高十幾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高10倍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不是這么演化過來?都好好的。

　　記者：毀滅的只是物種?

　　丁仲禮：毀滅的只是物種，毀滅的是人類自己。所以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

　　記者：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最核心的東西，最終取決于什么?

　　丁仲禮：取決于文化、文明。人類應對各種挑戰的時候，人們有一種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彈性的一種文明的產生，或者是我們現有文明的很好的發展。

　　主持人尾語：

　　前兩年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聲音說，氣候問題太重要了，所以我們不能夠再花時間去討論了。但是現在有另外一種聲音占了上風，人們說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太重要了，所以我們不能不去花充分的時間去討論。因為充分的討論才能夠意味著讓不同的學術觀點呈現，也才能夠意味著讓不同的利益方來開始博弈，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博弈、交鋒、碰撞、呈現，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共識。我們都知道，真理來自于此，而公平也來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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