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家門口來了三位村上的人，一位是總支委員兼村婦女主任，另二位是辦事員。來做啥？叫我動用一下作為選民的我的權力。女辦事員對我說：“這是張選票，上面的人要調任鎮人大工作，你同意的話，就畫個圓圈；不同意就打個叉叉。”一張選票，一個“候選人”，我還從未聽說過他，但這不要緊，因為事情畢竟好辦，別看我平日在網刊上有點“義正辭嚴”，在此時卻與人為善了。因為我拿不出畫圈的理由，同樣也無打叉叉的依據，五成對五成，也就只有與人為善、成人之美——畫圈了。圓圈剛畫就，男辦事員立即遞過來一張嶄新的5元rmb（從90年代的2元漲到了今天的5元。）于是，他們跟我、我跟他們道了別。入夜，吃飽了飯的我回想起白天參與政治的事來。咱村是大村，約莫半萬人口，方圓3平方公里以上，選民證有好幾千張，為一個鎮官卻得花費一萬好幾千元的“選金”，這可是村里的錢，我也有份的哦。民主，我就此想到了民主。而這幾乎是人人向往的民主，就是無以計數的人想要逃離、遠離和厭惡的政治。
反毛的“逗士”們所一致公認的就是這么一條：毛澤東是專搞政治運動的高手，經濟建設他是七竅通了六竅——“一竅不通”的。為了挽救“瀕臨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于是就樹一群懶到了骨頭里的農民為榜樣，號召人們朝幸福美好的“錢途”奔去。90年代前半期，四川、貴州的年輕農民陸陸續續地來到本鎮打工，并說山水是他們家鄉的好，錢是我們這里多，所以他們不遠幾千里地來我們這里掙錢了。但是，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已經參與了具有轉折意義的政治運動——改革開放——中國第三場“偉大革命”。草民僅僅是草民而已，并不懂得一般的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和關系，但或多或少、半明半暗地知道一些其實經濟是離不開政治、政治也離不開經濟的道理。從國民黨、蔣介石的敗北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沒有民主的腐敗的獨裁統治，加上經濟建設的極度落后，以及民心向背，是其敗北的最基本的決定因素。“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反內戰、反饑餓”，繼炮火連天的戰場之后的第二條戰線也順理成章地在國統區形成了。蔣介石成了“流血的政治”即戰爭和“不流血的戰爭”即政治上都輸了個精光的雙料失敗者。歷史是鏡子，不照是不行的。
毛主席是希望農民們在自己的家園里好好搞農業建設，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美好愿望的。但從改革開放以后，身處比較貧窮之地的農民漸漸地遠離了家鄉，拋棄了農業生產，而他們并不知道，作為農民，一旦與土地告別，就等于是告別了農村民主，在工廠、工地、窯礦中，農民工只是牛馬苦力，而非昔日農村的主人了。換言之，在名義上冠冕堂皇的“人口自由流動”，實際上是讓幾億農民自愿地進入“gdp主義”布下的口袋陣，成為替私有化做嫁衣裳的主要力量，所以，農民工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估量的。“新政治”之下的農村基本已無社會主義的色彩，真正的農村民主也就沒有了。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就是顯得這般的緊密和必要。毛主席在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意義深遠的政治運動中，毛主席也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和“要文斗，不要武斗”（草民認為，所謂“要文斗”，應該就是指要講思想政治和道理吧）。可是，“貓論”是不講政治、或者是避開政治、其實是暗藏政治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看似勢不兩立，而有一點卻相通，即前者為直截了當亮出觀點，后者則不動聲色地潛埋著政治。這么說并不表明草民認同兩者的提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積幾十年觀察之結果，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前者是以社會主義革命促社會主義建設，后者是以“中心”論誘導人們“放棄政治”而只為掙錢疲于奔波，這是十分有效的巧奪人民之民主權利的好辦法。曾有一網友寫過一篇題為《人民群眾是最不靠譜的》的文章，草民自然是絕不茍同其觀點的。老百姓不是政治家，即便是有些革命的老同志也在當時被弄暈了頭腦，故而在“陰謀政治家”的蠱惑下，在奔資的路上迅跑的老百姓是沒有歷史責任的。從我們老百姓對共同富裕的期盼，失望后對毛主席的重新再認識，從而掀起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毛澤東熱浪”，已經充分地說明了問題。謊言和折騰只能騙、搞一時，不能騙、搞一世，這就是明確的結論。
應該說，現在的人民群眾太無辜了。
魚兒須臾不能離開水，人民群眾須臾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政治和民主。厭惡政治，想遠離、逃離政治的意念，不僅極其的幼稚，而且毫無可能。如果認為自己已經在主觀上遠離、逃離了政治，那將成為終生的糊涂蟲。“鳥為食亡人為財死”終究是可悲的，但決不會久長。一年一度蔚為壯觀的人類最大規模的“候人”大遷徙又將開始，而回到故土家鄉的人們每年都有些什么感想呢？雖然他們仍將背井離鄉，去實現那遙遙無期的夢想。
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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