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導讀：大企業不僅可以而且往往會利用市場支配力獲得轉移收益，這會扭曲合理的財富分配并進而抑制整個社會的價值創造，因而大企業應該且會遭受反壟斷行為的審查。同時，由于經濟全球化使得大企業依其市場支配力獲得的轉移收益也不再局限于國內，利益受損者也可能主要是他國民眾，因而世界各國的反壟斷行為也呈現出明顯的傾向性。事實上，盡管那些知名外資大企業憑借其規模經濟為中國社會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提高了國人的消費剩余和經濟福利，但也因獨占市場而擠壓了國內相關企業和產業的發展空間，從而會造成長遠的國家福利損失，因而當前中國政府的反壟斷調查也集中在具有市場支配力的大型外資企業身上。
一、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于2007年8月30日通過并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它由三部門共同執法：發改委負責與價格相關壟斷行為的查處，這包括價格的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國家工商總局負責除價格以外的壟斷行為查處;商務部負責經營者集中的審查。《反壟斷法》的實施力度在2014年上半年有了顯著的增強，其中的一個標志就是，2014年8月20日國家發改委開出的天價罰單：日本住友等8家零部件企業因價格壟斷行為被處罰8.3億余元，日本精工等4家軸承企業因價格壟斷行為被處罰約4億元。同時，三大反壟斷機構所展開的反壟斷調查并局限于日本企業，而是廣泛涉及到了奔馳、奧迪、高通、微軟等知名外資企業。
然而，由于中國近期接二連三對一些知名外資的反壟斷調查，這些反壟斷審查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和廣泛爭議。批評者認為，中國反壟斷監管已成為騷擾績效企業正常運作，甚至淪為保護國內企業利益的工具。果真如此嗎?
首先，反壟斷并非是中國政府的獨特行為，而是世界各國尤其發達國家的例行性行為。例如，2013年9月26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對包括三菱電機在內的九家日本企業所承認的國際價格操縱陰謀罰款超過7.40億美元，到2014年6月3日已有34名汽車零部件企業高管和27家零部件制造商認罪并遭到超過23億美元的處罰，其中輪胎制造商普利司通承認在2001至2008年期間操縱汽車零部件銷售價格而同意支付4.25億美元的罰款。再如，歐盟從2012年起開始對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展開反壟斷調查，并于2013年7月對日本矢崎、德國萊尼、日本矢崎下屬的S-Y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古河電氣公司這4家汽車零件商進行處罰，2014年3月18日又對5家密謀組建汽車軸承卡特爾聯盟的零部件供應商進行處罰。同樣，2014年8月20日，加拿大競爭局宣布日本汽車配件供應商電裝公司因串謀投標違反加拿大《競爭法》而被罰款245萬加元，同時，自2013年4月起至今加拿大相關法院總共裁決的罰款額達5200萬加元。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推進《反壟斷法》的實施只不過是在與國際接軌。
其次，中國政府的反壟斷行為并非只是針對國外企業，選擇性執法并不如有人宣揚的那樣明顯。例如， 2014年9月，浙江省23家財產保險公司以及其行業協會聯合就因壟斷被發改委處罰款1.1億元，創下了保險行業被處罰的新紀錄。同樣，2014年9月，吉林亞泰集團水泥銷售有限公司、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冀東水泥吉林有限公司三家因實施價格壟斷被依法罰款共1.1439億元。此外， 2013年初貴州茅臺、四川五糧液公司層因強令各經銷商保價而被發改委處以4.49億元人民幣罰款，2013年8月老鳳祥等5家金店因壟斷金價而被發改委罰款1009.37萬元，2013年8月廣州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6家乳粉生產企業因價格壟斷行為而被發改委罰款6.6873億元。實際上，截止到2014年9月，發改委查處企業及行業協會組織共計335家，其中外資企業33家，約占其查處企業總數的10%;工商部門立案查處的外資企業只有微軟公司涉嫌壟斷案和利樂公司涉嫌壟斷案2件，而案件當事人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公司制企業和行業協會等的則有37件，占其案件總數的95%。同時，自2013年年初以來，中國反壟斷開出了約29.4億元的罰單，其中國內企業占絕對份額。
當然，不可否認，任何國家的反壟斷都有一定的傾向性。尤其是，在汽車等領域，跨國公司占有市場絕大多數份額，因而在這些行業受到調查和處罰也主要是外資企業，這也使得中國政府反壟斷的傾向性顯得比較凸顯。而且，這種傾向性也不僅出現在當前中國政府的反壟斷調查中，而且也是現代各國反壟斷行為的普遍特征。那么，為什么會存在這種傾向性呢?這就涉及到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問題。因此，本文對為何要進行反壟斷以及各國反壟斷為何存在某種傾向性進行政治經濟學的解讀。
二、為何要進行反壟斷干預？
反壟斷政策在經濟學界一直引起爭論乃至非議，因為壟斷的性質是多樣的，有經濟性的、自然性的、資源性的、行政性的以及國家性的等等。一般地，不同類型的壟斷產生的經濟后果是不同的，從而應該采取不同的具體政策。如果是資源性壟斷，就會產生因資源租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合理，從而應該對資源重新進行分配;如果是行政性壟斷，就會產生因管制產生的租金以及相應的尋租行為，從而應該對特許權的分配進行改革;如果是國家壟斷，那么就涉及到是否符合國家利益以及利益是否為全民所分享，從而應該對收入分配規則和監督體系進行改革;如果是自然性壟斷，就會因規模報酬遞增而產生更高收益，從而只能借助財政等政策進行收入再分配而不是企業分拆;如果是經濟性壟斷，那么就會因先入優勢而限制競爭和創新，從而必須加以借助法律加以調節和干預。在當前中國，石油、電力、通信等領域的央企大多屬于國家性和行政性壟斷，涉及到的是有關監管體系、分配體系等相關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因而目前反壟斷調查主要針對的是自然性壟斷和經濟性壟斷。
然而，目前最引起爭議的恰恰是自然性壟斷和經濟性壟斷，因為兩者往往難以區分，這就涉及到對企業行為的認定和監管。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規定了三類壟斷行為：(1)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2)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3)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尤其是，第五條和第六條分別強調：“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事實上，國家發改委對8家汽車零部件企業和4家軸承企業進行處罰的理由是，這些企業為減少競爭而達成并實施了汽車零部件、軸承的價格壟斷協議，不正當地影響了我國汽車零部件及整車、軸承的價格，損害了下游制造商的合法權益和我國消費者利益。例如，2014年9月10日，100多家歐洲汽車零部件生產商就宣稱，在中國汽車零部件只能銷售給汽車制造商授權的4S店，而不能銷售給獨立的維修店，這導致4S店的銷售價格一般是獨立維修店的兩倍以上，而在歐洲兩種銷售渠道的價格差距不會超過20%。
因此，反壟斷并不是簡單地反對規模經濟，反壟斷法也不等同于反對大企業的法律。問題是，企業規模大了以后，它就開始擁有了市場支配力，從而可以利用這種支配力來攫取更高利潤。在很大程度上，這部分高額利潤并不是通過創新等進行價值創造的結果，而是從其他企業或消費者身上進行價值轉移的結果，從而也就會扭曲合理的財富分配并進而抑制整個社會的價值創造。從這個角度上講，盡管大企業并非必然會遭遇反壟斷法的審查，但反壟斷審查卻往往與大企業有關;究其原因，往往只有企業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搞壟斷，才能利用市場支配力實施捆綁銷售、提升自身產品價格以及壓低供貨價格，等。
斯蒂格勒指出，現代大公司(美國)沒有一個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并而成長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通過靠內部擴張成長起來的。[1]那么，企業組織為什么需要、又為什么能夠實行兼并呢?傳統經濟學認為，實現規模經濟是企業進行兼并的主要原因，同時，規模不經濟又是限制企業兼并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傳統經濟學認為，只有存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才會有真正的企業兼并行為。但是，斯蒂格勒認為，只要不存在顯著的規模不經濟，即兼并形成的大公司和兼并前的小公司的成本相比，既不更低，也不更高，兼并仍會發生，因為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能獲得壟斷利潤。[2]更為甚者，即使大企業沒有濫用市場支配力，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也會導致要素市場失靈，阻礙更有效率企業的進入。
在下圖中，AC是小企業的平均成本，MC是小企業的邊際成本，完全競爭下的均衡點為F，此時沒有利潤;而在所有這些相同企業聯合起來形成一家大企業，此時獨家壟斷企業的總需求曲線AR，邊際收益曲線為MR，該企業的均衡點為G，可得利潤OC×DE。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新的企業開始進入，壟斷企業的需求曲線左移，利潤減少，甚至直到價格恢復到原來的OB，此時的壟斷企業是虧損的。因此，這種兼并使得企業凈利潤為：前一階段的壟斷利潤和后一階段的壟斷虧損之和。斯蒂格勒認為，如果新企業的進入不是太快，兼并者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獲得壟斷利潤;雖然新企業進入以后兼并者將永遠處于虧損狀態，但虧損現值不一定大于以后獲得的壟斷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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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一體化擴張中的壟斷收益
事實上，隨著規模擴大，該企業的產品市場占有率就會相應提高;同時，市場占有率的提高顯然可以增強它在要素市場上的談判地位，從而就可以壓低其他企業供應的原材料以及中間產品的價格。馬克思就指出，“大資本家總是比小資本家買得便宜，因為他的進貨數量大，所以，他賤賣也不會虧損。”[3]加爾布雷斯在《豐裕社會》、《新工業國》以及《經濟學與公共目標》等書中也指出，現代大企業成為市場的操縱力量，消費者主權也被生產者主權所代替：現代大生產者不僅能自行設計和生產商品并規定價格，而且也可運用廣告和推銷術以勸說消費者按照他們設定的銷售計劃和價格來購買商品。相反，小的競爭性工商業卻缺乏這種力量，而只能受大工業的剝削和壓迫;這不僅造成收入的不均等，而且還會使得兩種體系的不平衡加劇，這表現為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剝削以及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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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轉移收入效應下的企業規模均衡
注：上面的平均成本是指以社會平均工資按雇傭工人計算的社會平均成本，每個企業組織的平均成本并不一致。顯然，如果企業組織中的轉移收入效應越大，企業的實際平均成本越低。
可見，從社會角度看，壟斷企業通過規模擴張而獲得轉移收益，往往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前提，因而社會總福利是下降的。(1)在短時期內，通過市場占有率提高企業規模對單獨的企業是可行的，它可以掠奪其他企業的財富;但是，長期來看，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為這種短期效率僅僅是建立在收益分割的基礎上，而不是做大整塊蛋糕。(2)從單一國家的角度上看，通過市場占有率提高企業規模也是可行的，因為它可以轉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收益;但是，對全人類社會而言，卻可能存在不合理一面，因為這是以抑其他國家民眾的福利損失為代價。因此，對企業的壟斷行為進行抑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這是有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
三、現代反壟斷為何有傾向性？
上面指出，規模的擴張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市場支配力，而壟斷企業往往會借助于這種力量來獲取轉移收益;結果，這不但損害了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還會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降低。正因如此，大多數國家都會對這種擴張行為加以限制，這包括頒發各種反托拉斯以及反卡特爾的法律。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過去二十年間各國政府的反壟斷審查有了很大的變化：對本國企業組織的一體化兼并及其壟斷行為的管制出現了明顯的放松，但對外資企業的兼并和壟斷行為的管制卻愈發嚴厲了。現代政府的反壟斷行為為什么會這種明顯的傾向性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壟斷企業所獲得的轉移收益之來源出現了轉向：從國內市場向世界市場。早先，企業競爭主要是在國內市場上進行，轉移利益為壟斷企業所占有，損失則為本國消費者或其他企業所承擔，因而西方各國政府的反托拉斯法較嚴;在全球化的今天，企業競爭是在更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進行，盡管轉移利益歸本國壟斷企業所占有，但損失卻主要由其他國家的競爭企業或消費者所承擔。因此，西方各國逐漸放松了對本國跨國企業的壟斷限制，但對業務主要在國內的那些大企業仍然有較嚴的壟斷限制，而且特別限制他國企業對本國企業的兼并和壟斷行為。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呈現出鮮明對比的兩個案例。
例1.作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商，微軟在美國國內一直面臨著反壟斷調查。1997年10月，美國司法部起訴微軟公司將網絡瀏覽器與“視窗”捆綁在一起銷售，限制了競爭;2000年4月3日，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官宣布微軟公司從事了“排他性的、反競爭的和掠奪性的行動以保持它的壟斷權力”，企圖壟斷網絡瀏覽器市場，違反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2000年6月7日的正式判決，命令微軟公司一分為二，其中一個負責生產和銷售Windows操作系統軟件，另一個生產和銷售應用軟件等其他產品;嚴禁微軟公司因個人電腦制造商采用其他競爭公司的產品或與其他競爭公司交易而對其進行報復;對Windows操作系統實行統一定價;給電腦制造商以自由采用Windows操作系統的權利;禁止微軟公司以銷售Windows產品為條件來銷售網絡瀏覽器等其他產品;禁止微軟與其潛在的競爭對手達成瓜分市場的協議等。
例2.與微軟境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波音公司對麥道的兼并獲得了美國政府的積極支持。1996年12月14日，波音以133億美元收購麥道，將麥道變成波音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這一合并計劃立即遭到了歐盟委員會的強烈反對，因為合并將形成航空航天行業的全球性“巨無霸”，新波音公司的資產總額達500億美元，將獨占全球民用飛機市場65%以上的份額，這一超級壟斷企業明顯違反了《反托拉斯法》，尤其是嚴重威脅到空中客車的市場生存空間。因此，歐共體委員會于1997年3月7日作出決定，禁止該計劃的實施，但美國政府卻支持合并。此后，經過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美國司法部、國防部多次溝通與磋商的情況下，歐盟委員會于1997年3月19日依據合并控制條例第6條第1款啟動程序，在對麥道與波音公司附加一定的義務后作出決議批準二者的合并計劃。
顯然，美國政府在上述兩案例中的態度和政策是明顯不同的，為什么會如此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微軟壟斷和波音壟斷中所造成的收益-成本分擔是不同的：美國的軟件產業在世界上處于絕對優勢，這方面的壟斷所構成威脅和損害的主要是美國本國的其他公司的利益，因而就產生了對之拆分的壓力;相反，受波音-麥道兼并損害的是歐盟空中客車的利益，因而美國政府反而會積極促成其合并行為。事實上，歐洲空中客車公司本身就是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四國政府用各自的航空制造企業組成的壟斷企業，并獲得政府固定補貼、免稅優惠、研發補貼等政策支持;到1994年，空中客車的訂貨還首次超過波音公司，占市場份額的48%(波音為46%)。正是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積極維護本國大企業的利益，從而在后臺積極支持和參與了波音公司兼并麥道公司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巨無霸波音公司的出現還是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友誼促成的結果。例如，為了促使兩者的合并，1996年11月，五角大樓把設計2l世紀戰斗機的合同交給了從來沒有獨立研制過戰斗機的波音公司而不是具有強大的戰斗機設計、生產能力的麥道。
可見，正是基于一國自身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利益考慮，現代世界各國的反壟斷行為具有明顯的傾向性。相應地，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當前中國展開的影響巨大的反壟斷調查似乎主要集中在一些知名外資企業身上。事實上，在競爭全球化的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不再局限于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競爭，而主要根據國際市場結構來評估壟斷行為以及和采取相應的對策;尤其是，由于企業規模擴展或者捆綁銷售等幾乎都是以損害他國利益或者全球消費者福利為前提，受益者是本國公司或者公司所在國家的消費者，因而各國都努力保護和壯大本國的公司。例如，2005年美國司法部批準最大家電企業惠而浦公司以17億美元并購第三大家電企業美泰克公司時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美國家電市場已不僅限于國內，而是全球化的市場，盡管兩家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在美國白色家電市場將占有70%的市場份額，但它仍面臨著韓國LG、日本松下、中國海爾等外國同行的競爭壓力，而合并將使美國企業在全球家電行業競爭中更有力量。相反，2001年7月歐盟則否決了通用電氣試圖以470億美元收購航電儀器企業的計劃，其理由是，通用成功合并Honeywell的航機租用部門后將會壟斷航機引擎及航電儀器市場。
四、反壟斷是否會危害經濟發展？
現代各國的反壟斷行為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問題是，這種傾向性的反壟斷行為是否有利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呢?實際上，一些經濟學人之所以極力反對當前中國政府發動的反壟斷調查，主要基于這樣兩個觀點：(1)目前遭到調查的那些大企業基本上是自然壟斷或經濟壟斷性而非行政壟斷性企業，都是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企業，它們不僅有很好的運營績效，有著巨大的品牌聲譽，而且還往往引領社會技術創新;(2)那些知名外資大企業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提高了本國人的消費剩余和經濟福利。尤其是，在這些經濟學人看來，中國具有明顯傾向性的反壟斷調查實際上會導致自由貿易政策的逆轉，這不僅會促使外資企業的退出，而且還最終會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中斷和國民福利的下降。
那么，現實果真會朝這些經濟學人所預知的方向發展嗎?顯然不盡然。在很大程度上，上述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犯了“破窗理論”的錯誤，沒有全面審視壟斷行為產生的長期后果，也沒有考慮外資企業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長期和短期、全面和局部的影響，更沒有考慮不同行業的市場競爭特征。
確實，一些企業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當然，更主要是因為面臨著反壟斷調查的威脅)，它所制定的價格確實不算太高，甚至比其他小企業的價格還低一些。例如，在遭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起訴時，微軟公司就認為，它的行為只是眾多市場競爭行為中的一種，并給消費者帶來了凈福利的不斷增加。產業組織理論專家理查德.斯默蘭(R.Schmalensee)就指出，如果微軟要實施其壟斷力量，完全可以將視窗98的銷售價格定在2000美元以上，而微軟的實際定價遠低于這一水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大企業的行為就沒有壟斷性，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危害。事實上，微軟公司通過將產品價格定在一個較低水平上而力圖在短期內大面積占領市場，同時又將大量資源投入到新產品開發中而不斷更新自己的成熟產品，從而通過這種不停的創新活動來阻止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顯然，大多數人往往只是看到目前獲得的低價格產品，只關心暫時享受到的低價福利，卻不容易看到其他競爭者所遭受的損失，看不到這些企業的壟斷行為對社會創新產生的潛在抑制，開不到對社會福利的長期影響。
事實上，隨著市場不確定性的加劇和需求的不斷變化，越來越多的創新已經不是發生在已有的、技術力量和資金雄厚的大企業，而是產生在那些看上去既無技術力量、又無資金的小企業。例如，在個人電腦市場，新概念更多是來自蘋果、太陽電腦以及其他新創立的公司，而不是IBM，個人電腦操作系統最初是IBM向微軟購買的。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姆森總結說：“作為一般規律，一種行業的四個最大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比例和生產力上來說均比不上緊隨其后、小一些的對手們”。[5]曼斯菲爾德發現，在汽油和煤油行業中，創新對企業規模的比例在第六大企業中達到最大，而鋼鐵業中這一排位還要低許多。[6]問題是，由于小企業在創新之初往往難以獲得規模經濟，從而就難以獲得有利的價格競爭優勢;尤其是，如果某行業的市場規模具有明顯的上限，那么這些創新就會由于原有大企業對市場的占有以及其他壟斷行為而遭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的很多創造發明都因此而無法的誕生或夭折，而這些后果往往都無法為一般社會大眾所能夠看到。
尤其是，從社會福利和產業發展角度看，國際貿易和資本引入對一國社會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也是雙面的，尤其需要針對具體領域和行業分別提出有針對性的對外經濟政策，而不是簡單籠統地爭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利弊。一方面，通過資本輸出和并不平等的貿易規則，西方發達國家從中國社會獲取了大量的財富的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因資本、產業和技術的轉移而獲得諸多好處：訓練了的勞動者生產技能，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基于這一維度，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總體上是非常有利的：西方社會看似獲得了暫時的利益，但長期來看卻是有弊無利，這在當前世界的經濟競爭形勢已經可以看出了。但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盡管在短期內獲得了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但在某些領域卻會產生路徑鎖定的發展影響，在長期上使得某些產業從此喪失市場和發展機會。從這個角度上說，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資本輸出來發展產業和生產力，關鍵取決于它的具體行業和應對方式：在不同行業如果應對不當，那么，就不僅會損害巨大的財富，而且也會嚴重制約產業和生產力的未來發展。
這里借鑒朱富強的一個模型加以分析。[7]在下圖中，由于外資的引入使得一國的經濟狀態從原初點0發展到E狀態，這種變化在使得外資企業X收益增進的同時卻沒有損害本國企業Y的收益。因此，根據帕累托原則，這種變化獲得外資企業X的贊同，而本國企業Y則似乎也不應反對。問題是，這種認知是短視的，顯然，如果考慮到這種改變對未來發展的影響，那么，本國企業Y就有理由強烈反對。究其原因在于，從O點轉化到E點的狀態改變，極大地影響了本國企業Y未來所獲收益的可能范圍：F上面的區域都被排除在外了。也即，盡管從每一次孤立的交易行為或制度安排來看，國內企業Y似乎沒有損失，甚至還會因技術外溢等獲得收益;但是，如果從長遠看，本國企業Y卻因為未來發展空間受到壓縮而嚴重受損了。更為極端的情形是，路徑依賴效應(如既得利益者力量的不斷壯大)會使得未來的制度安排沿著橫軸線向右延伸(從O點一直推進到A點)，而不是沿著折線前進;最終結果就是，外資企業X獲得了所有的利益，而本國企業Y則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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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價值與發展空間的替代
事實上，正是由于每一次漸進式制度安排往往會進一步強化既得利益者的收益，結果，社會收入分配就沿著橫軸線從O點一直推進到A點，處于縱坐標上的社會大眾就很少能夠享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收益。由此，我們可以審查外資企業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影響：外資的輸入雖然往往可以提高中國大眾的絕對生活水平，但也很可能會限制國人未來的發展空間，從而導致長期收益的喪失。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私人汽車業的發展：市場的無限制開放使得國外汽車幾乎占領了整個中國市場，中國汽車業則沒有了產生和發展的空間。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這些外資汽車的利潤來源就行了，[8]正是為了在中國攫取更多的高額利潤，越來越多的跨國車企巨頭把亞太區總部設在中國。同時，正是由于大部分市場已經被占領，中國汽車公司就無法上規模，從而不僅無法降低成本，也無法進技術創新。
顯然，上述的分析就有助于澄清兩大重要問題。
第一，傾向性的反壟斷是否會損害本國產業的發展。賴納特指出，制造業幾乎都與技術變遷、規模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相聯系，因而不受限制的市場開放也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本國相應企業的成長。[9]因此，他主張一個國家應該通過保護來發展本國制造業。確實，從歷史實踐來看，西方社會一直從17世紀延續到20世紀的下半葉基本上都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其中實行“自由貿易”的實踐僅為6%，因而被視為“自由貿易時代”的19世紀中期只不過是貿易保護主義原則的一個例外，而且此時實際上是溫和的貿易保護主義。[10]尤其是，一直被認為通過自由貿易而建立起經濟帝國的英國，在斯密《國富論》出版后的一百多年里實際上實行了比絕大多數國家都高得多的關稅;[11]同時，不僅英國如此，德國、美國等的制造業發展都是依靠保護政策，如美國在自獨立之后實行了150多年的保護政策。實際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工業品的進口關稅一直保持在40%-50%，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是全世界實施保護主義最積極的國家，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12]
第二，傾向性的反壟斷是否會損害本國人們的福利。上述模型表明，漸進式帕累托改進呈現出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先行者通過對資源的累積性占有而限制后行者的發展空間，并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化。顯然，忽視未來福利(發展空間)的現象已經在廣泛的社會實踐中得到了體現，這是產生當前社會經濟一系列困局的根本原因。例如，在“帕累托優化”原則的社會運行下，社會經濟發展的絕大多數收益最終為少數人所占有，而廣大社會大眾卻受益甚少，這導致了西方社會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并最終爆發了經濟危機以及衍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事實上，1979-2007年，美國最高1%收入者的稅后收入增長了275%，而第21%-80%使得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還不到40%，最底層20%的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只有18%。[13]同樣，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幾乎具有明顯的近視性：通過承包、入股、買賣等方式獲得國有資產的既得利益者，在先富了之后又開始進一步擴大對自然或社會資源的占有，從而極大地限制了其他人致富的機會，以致造成了當前收入分配日益兩極化的現狀。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 2012年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14]
可見，一個政策的推出不僅看到短期利益，更要看到長期影響，這也是當前各國采取傾向性反壟斷政策的基本依據。事實上，盡管資本輸入往往可以增進本國的交換價值，甚至在總體上提高本國的生產力，從而可以使得國人的生活水平獲得提高;但是，這種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暫時的，因為外資的進入很可能會擠占了市場，從而限制了國內產業的未來發展空間，這最終反而會導致該國長期收益的喪失。同時，不同行業的市場特性是不同的，外資進入對本國行業發展和福利提高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從而應該采取選擇性的反壟斷政策。一般地，如果某領域或行業的市場規模是不斷拓展的，且因缺乏規模經濟而主要是以小企業生產為主，那么，外資的進入并沒有多少先占優勢，國內資本和企業會逐漸取代外資企業;但是，如果某領域或行業的市場規模具有明顯的上限，且該行業的生產又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那么，外來資本和企業就會因先占優勢而形成對該行業市場的全面控制和占有，因而不加限制的資本流入將會嚴重窒息未來本國企業的發展空間。因此，在制定對外交易的產業政策時，就不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當然，一些經濟學人認為，中國政府傾向性的反壟斷審查會促使外資撤出，從而影響整體經濟和產業的發展。但現實顯然不盡然：第一，外資不會輕易撤出，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并且仍處于發展之中，而撤出后想再進入就要困難得多，甚至從此失去這個最大市場;第二，外資撤出并不會造成災難，相反，這恰好為本國資本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甚至會促進本國品牌的迅速崛起。事實上，憑現有的技術水平和流動程度，本國資本很快就會填補這個空缺;即使還存在一些關鍵元素的不足，這也會迫使中國政府化大力氣解決這些障礙。正因如此，中國政府開展反壟斷調查之后，各跨國公司不是選擇對抗，而是主動配合調查甚至紛紛降價“示好”。例如，梅賽德斯-奔馳調低售后服務價格，捷豹路虎下調了廠家指導價，一汽大眾奧迪下調原裝備件價格。從歷史經驗看，日本汽車之所以能夠在歐美領先的領域異軍突起，也就在于當豐田公司在1933年開始進軍汽車業不久，日本政府在1939年就驅逐了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公司，并用央行的錢來援助豐田公司。所以，劍橋大學的張夏準(2009)說，“如果日本在1960年代初接受了自由貿易經濟學家的教導，肯定就沒有凌志車，今天的豐田公司最多也不過是西方某個汽車制造商的小伙伴;更糟的情形可能是，它已經被淘汰出局了。”[15]目前，中國關鍵在于，有一批能夠充分利用市場機會和發展空間進行創新的企業家。
五、簡短結語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們在審視反壟斷行為時，不僅關注它對現有福利的影響，更主要是要看它對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基于對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角度，對大企業依靠其市場支配力實行的收益轉移行為進行抑制是合理的和有必要的;同時，基于國家利益的本位觀考慮，現代各國采取的具有傾向性的反壟斷審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盡管那些知名外資大企業憑借其規模經濟為中國社會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提高了國人的消費剩余和經濟福利，但也因獨占市場而擠壓了國內相關企業和產業的發展空間，從而造成長遠的國家福利損失，因而當前中國政府的反壟斷調查也集中在具有市場支配力的大型外資企業身上。
當然，具有傾向性的反壟斷調查對本國社會經濟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其中，關鍵取決于不同產業結構的市場特性。一般地，如果行業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那么，該行業就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例如，人們往往都說，華為只是模仿朗訊，騰訊只是模仿臉書，阿里只是模仿ebay，甚至百度也是模仿谷歌;但顯然，阿里已經超過了ebay，百度也將谷歌擠出中國市場，在不久的未來，騰訊會超過臉書，華為也會超過朗訊。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迅猛的發展，就在于中國政府對IT行業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保護。[16]相應地，就操作系統而言，微軟的退出盡管可能產生暫時的陣痛，但很可能會構建出中國的“生態系統”。事實上，如果操作系統實際使用率超過3%就可以形成推動生態系統的建設和發展了，而目前國產操作系統在民用和消費市場上份額不到0.1%。
進一步地，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在全球化時代，一個落后國家究竟如何培育和發展生產力?一般地，這有兩條路徑：一是從外引進，二是自力更生。那么，究竟應該采用何種路徑呢?首先，如果依賴開放政策下的從外引進途徑，那么，正如上面分析的，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1)由此損失的具體交換價值究竟有多大?過大的損失對一國經濟發展是不利的。(2)由此造成國內產業被擠占的市場空間有多大?過大的市場空間擠占將導致整個產業的萎縮。其次，如果依賴保護政策下的自力更生途徑，這也涉及到這樣兩個問題：(1)是否存在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他們是否致力于產業和技術的創新，否則依靠保護來獲得租金反而會窒息生產力的發展;(2)依靠自力更生獲得創新的速度如何，能否趕得上全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步伐，否則處于保護的封閉社會中反而會被世界所淘汰。事實上，如果微軟的退出，即使中國建立了自有品牌的操作系統，它能否提供像微軟一樣有效的產品，也在于中國社會是否存在有效的創新體系。同樣，在外資汽車公司退出后，本土汽車公司能否利用機會迅速壯大發展并樹立品牌，也在于它的創新機制和創新精神，否則保護只會造就一個更為貪婪且更無效率的壟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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