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txlr：文革中《相對論批判》批了些什么？

　　文革中《相對論批判》批了些什么？

　　【按：溫暖陽光網友今天在烏有之鄉發了《精英嘲笑文革批相對論，卻鬧了大笑話》一帖。(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zatan/2014/12/334386.html)眾所周知，這種“嘲笑”從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后不久就出爐了，目的是為了證明毛主席的“荒唐”、文革的“極左”。那么，文革中有同志批相對論，究竟批了相對論的什么問題，怎么批的，同愛因斯坦有什么關系呢?對此，這些精英要么渾然無知，要么故意隱瞞，要么裝瘋賣傻。

　　其實，文革時發表的《相對論批判》，主要批的是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以及這些哲學觀點是如何滲透到相對論的物理學內容中去的。愛因斯坦的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哲學觀點，為什么不能批?批了這些哲學觀點，就等于全部否定了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和在社會活動中建立的功績嗎?

　　反過來，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以及現時中國的所謂公知精英們，為什么口口聲聲“言論自由”、“科學無禁區”，卻把相對論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臠，把愛因斯坦當作必須頂禮膜拜的偶像，不許人們有半點質疑和批判呢?

　　列寧早就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奧秘：“只要回顧一下歐洲各國經常出現的時髦哲學流派中的多數流派，哪怕只回顧一下由于鐳的發現而興起的哲學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愛因斯坦學說的哲學流派，就可以知道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及其對各種宗教的扶持，同各種時髦哲學流派的思想內容之間的聯系了。”[《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1922年3月12日)]

　　下面，就讓我們再來讀一下上海《自然辯證法雜志》1975年第2期刊登的《相對論批判》一文(這里是原修改稿)，以及一則有關的背景資料。】

　　相對論批判(修改稿)

　　——中國科學院“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九六九年十月

　　目錄

　　前言

　　一、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和愛因斯坦相對論

　　二、相對論的大前提和哲學相對主義

　　三、相對論的時空觀和資產階級唯我論

　　四、相對論的基本原理被實驗證實了嗎?

　　五、駁相對論的蘇修辯護士

　　六、結語

　　前言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的不朽著作“自然辯證法”的手稿，曾被臭名昭著的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扣押了三十年之久，以致偉大的列寧都沒有看到。但是就在列寧逝世的那一年，伯恩斯坦卻畢恭畢敬地將這份手稿呈給現代物理學的“鼻祖”愛因斯坦，請他予以評價。

　　愛因斯坦在他的答復中，以極其輕蔑的態度寫道：“不論用現代物理學的眼光看，還是用物理學史的眼光看，這些扎記都無特殊價值。”

　　然而，就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中，恩格斯寫下了一句名言：“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

　　膽敢蔑視唯物辯證法的愛因斯坦也總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被譽為現代物理學與理論基礎之一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浸透著他對唯物辯證法的蔑視，這同樣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一、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和愛因斯坦相對論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自然科學做過這樣一個極其深刻的論斷：“自然科學不是上層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滲進一些人的階級意識進去。”(轉貼者注：見《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毛澤東思想萬歲》)

　　純自然科學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自然科學的各種理論體系，并不是具體規律的堆積，而是一定階級的人在一定宇宙觀的支配下，對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獲得的經驗所作的概括、總結和解釋。這樣，就會滲入人的階級意識進去，從而介入現實的階級斗爭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是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深深地滲進資產階級意識并介入現實階級斗爭的一個突出典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斗爭空前激烈。面對著蓬勃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反動的資產階級完全拋棄了他們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曾利用過的哲學唯物論的工具，變本加厲地祭起了哲學唯心論的破爛，妄圖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相對抗。

　　資產階級在哲學上這種進一步的反動，深刻地影響著西方自然科學界，特別是物理學界。

　　當時，隨著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發展，人們在探索微觀領域及宏觀高速領域運動規律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同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古典物理學發生尖銳矛盾的現象，它們猛烈地沖擊著占統治地位的牛頓形而上學的時空觀、運動觀和物質觀。物理學正經歷著一場急劇的變革。

　　牛頓機械觀認為，宇宙中存在一種脫離具體物質的、絕對不變的永恒流逝的時間，叫“絕對時間”。而空間是同時間無關的、絕對不動的空架子，叫“絕對空間”。物體在“絕對空間”中做著“絕對運動”，它們的時間持續性和空間廣延性(即時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屬性都與運動無關。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古典電磁學要求整個宇宙空間充滿著絕對靜止的傳光介質——“以太”。但是，不僅在力學領域內，而且在電磁學和光學領域內，人們當時都無法發現物體(比如地球)相對于那種“以太”的“絕對運動”，相反，科學實驗的成果卻暗示著物體的時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屬性會隨運動狀態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些矛盾(以及在微觀領域中遇到的其它矛盾)迫切要求發展新的理論對問題的本質加以解釋和概括。

　　在自然科學急劇變革的時期，哲學的指導作用總是表現得尤其突出。當時正是這樣。

　　大多數物理學家沿著自發的唯物主義方向，企圖用電磁相互作用的具體變化過程來解決上述矛盾，這是當時新物理學的中心內容之一。

　　以馬赫、彭加勒等人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科學家則趁機否定物質客體的存在，散布“物質消失了”等謬論。他們強調“主觀直覺”的作用，叫嚷要“探求那種盡可能排除物質假說的純粹抽象的理論”，宣稱“到達成熟期的物理學，已經不需要用那些粗糙的形象(按：指研究具體相互作用的物理模型)來膜拜自己的神了。”這樣，就在物理學發展的轉折關頭掀起了一股唯心主義逆流。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從同工人運動內部的馬赫主義者作斗爭的需要出發，對這股“物理學的”唯心主義逆流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并且指出，科學試驗的新成果“不過是再一次證實了辯證唯物主義”。然而，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大多數物理學家都不能自覺地突破牛頓機械觀的束縛，而“表現出對辯證法的完全無知”。

　　正當物理學理論在牛頓機械觀的禁錮下停滯不前，而唯心主義者又切盼能出現一種用“主觀直覺”建立起來的“純粹抽象的理論”來完成他們夢寐以求的“大業”的時候，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一九零五年應運而生。

　　愛因斯坦認為，牛頓力學中的“相對性原理”應推廣成為一個普遍使用的原理：對于一切勻速直線運動的觀察者(物理學上叫做“慣性參考系”)，任何一個物理定律都有相同的形式，即這些觀察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認為這個原理當然也應適用于光的傳播，于是又進而提出“光速不變原理”：一個觀察者，不管他以多么大的速度運動，“真空”中同一束光對于他總有相同的速度，都等于每秒30萬公里。

　　愛因斯坦以這兩個原理為大前提得出：在靜止時完全相同的兩組鐘和尺，如果攜帶他們的觀察者之間有了相對運動，兩人就都會發現對方的尺比自己的短，鐘比自己的慢。而所有這些時空變化都沒有具體的物理原因，完全由觀察者與客體之間的相對速度決定。不僅物體的時空特性如此，物體的質量等屬性也有相應的變化。

　　愛因斯坦用這些結論對古典物理學在宏觀高速領域內所面臨的困難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他的理論蘊含著事物的時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屬性會隨運動狀態不同而變化的思想。這些，在物理學的辯證發展過程中，對牛頓機械觀和牛頓力學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革新。

　　但是，愛因斯坦又深受馬赫主義反動哲學的影響，他十分自覺地把這種反動哲學滲進相對論的理論體系中去。而他對自己的理論所作的哲學概括，則更為荒謬，處處是赤裸裸的相對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的貨色。

　　愛因斯坦認為，時間和空間完全是主觀的和相對的。他說：時間本來是“個人的經驗”中事件的“序列”，對于個人來說，就存在著“我”的時間，也就是主觀的時間，其本身是不可測度的。而為了使不同觀察者的“經驗互相協調，并將它們納入邏輯體系”，可以“約定”共同的對鐘計時方法，這樣，“時間的概念就變成為客觀的了”。

　　因此，在他看來，事物的時間一律是由觀察者的鐘來“定義”的;空間也是一樣，是由觀察者的尺來“定義”的。要研究空間和時間的變化規律嗎?只需要把不同觀察者的鐘和尺的讀數“互相協調，并將它們納入邏輯體系”就夠了，除了這些讀數之外，更本質的東西是沒有的。

　　根據這套時空觀念，相對論公式中不同觀察者看同一物體有不同的時空測量值等，就得這樣理解：既然時空測量值就是時空本身，測量值不同就意味著一事物具有分屬于各個觀察者的不同的純屬相對的空間廣延性和時間持續性，不指明是對哪個觀察者而言的，他們就都沒有意義。

　　正因為如此，愛因斯坦才把他的理論叫做“相對論”。他得意洋洋地宣稱：相對論“去掉了空間和時間最后一點物理客觀性”。

　　機械唯物論是抵擋不住唯心論的進攻的。在相對論(以及隨后誕生的量子力學)取代了牛頓力學而成為現代物理學的基礎的同時，滲透在這些理論中的唯心主義也乘機取代了機械觀，在整個物理學界大肆泛濫起來。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哲學上的任何傾向，總是直接間接助長著他們所屬階級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這意義下，哲學中的一定傾向的貫徹，便是他們所屬階級的政策的特殊形態。”(轉貼者注：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正當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開辟了人類的新紀元，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傳播的時候，唯心主義在自然科學中的泛濫完全適應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于是，他們憑借著在這個領域中的傳統優勢，披著“最新自然科學”的外衣，向無產階級的戰斗唯物主義發起了猖狂的反撲。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在。

　　他們興高采烈地說，相對論“把一切歸結為一些關系”，“物質的性質是無關緊要的”;相對論“證明了連空間和時間也是不能和感覺分離的直覺形式”，從而把唯心主義認識論“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聲稱，馬克思活著的時候，還絲毫不知道今天的相對論，由于相對論的問世，“物質看來成為一種由我們感官和感覺過程的相互作用所創造出來的第二性現象”。他們公然叫囂，與列寧期望現代物理學會產生辯證唯物主義相反，相對論產生了一系列與辯證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基本見解，大肆為杜林、馬赫之流翻案。

　　早在二十年代初，列寧就已注意到了這股新的唯心主義逆流的發展。他尖銳地指出，愛因斯坦的學說已被各國資產階級極大多數知識分子所利用。他深刻地揭露了那些隨之而起的大大小小的哲學流派的反動性，強調要對他們進行堅決斗爭。此后三十年中，蘇聯學術界對相對論一直抱著謹慎乃至批判的態度。

　　然而，赫魯曉夫叛徒集團上臺以后，蘇修及其追隨者馬上跟在西方資產階級后面，學著他們的腔調，把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捧上了天。蘇修中央委員、馬列研究院院長費多謝耶夫親自出馬，大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沒有采用相對論的時空觀念;蘇修“哲學問題”雜志又以編輯部的名義，突然宣告相對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具體科學的證明”，為相對論貼上了“馬列主義”的標簽。法修中央政治局委員伽羅迪胡說什么，過去對相對論的批判是對物理學的“可惡的‘哲學’干涉”;波蘭物理學“權威”、愛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爾德則更為猖狂地叫嚷：“愚昧的時代終于告終了”，大罵辯證唯物主義使人“心悸”，“已經幾乎成了空口袋”，“已經到了黃昏時期”。

　　這種情況也迅速反映到我國來。黨內外大小修正主義分子和一些物理學“權威”完全照搬了蘇修的觀點。有人甚至提出，必須根據相對論“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運動、空間、時間這些范疇的學說。

　　修正主義“權威”們對相對論的吹捧和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篡改與攻擊，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喝彩。他們得意地說，蘇聯學者已經和他們的觀點一致了。他們甚至頭腦發昏地預言，一場新的“唯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而“包含著深刻的唯心主義”的相對論，比起這場“革命”的哲學“先驅”來說，“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幾十年來的事實表明：圍繞著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范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同政治斗爭的聯系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

　　二、相對論的大前提和哲學相對主義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包括在大前提里面。我們對相對論的批判，也應當從分析它的大前提：“光速不變原理”和“相對性原理”入手。

　　愛因斯坦在回憶他建立相對論的經過時說，他“對于依靠已知事實通過創造性的努力來發現真實定律的可能性越來越感到絕望。”“越發相信只有發現一個普遍的形式上的原理”才能得到“精確有效”的結果。他“直覺地感到”，“光速不變原理”和“相對性原理”正是這樣的原理。

　　可是，把這兩個大前提一搞成絕對“精確”的、“普遍”的，愛因斯坦就開始把資產階級的反動階級意識摻進了相對論體系中。

　　先來看“光速不變原理”

　　毛主席反復教導我們，“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可是“光速不變原理”卻說光在真空中對于不同觀察者的速度是宇宙中絕對不變的東西，沒有任何相對變化!

　　按照這個“原理”，愛因斯坦直接得出了“光速不可超越論”。硬說宇宙萬物的運動速度都不可能達到或超越真空中的光速;而愛因斯坦及其信徒又從這個“不可超越論”導出了“宇宙有限論”，“時間量子不可分割論”，“物質密度極限論”以及“因果關系轉化速度不可超光速論”等等奇談怪論。

　　真是荒謬至極!

　　有限和無限是對立的統一，無限不能離開有限單獨存在，而有限的本性就在于超越自己的界限并轉化為無限。列寧指出，這是“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時間進程本身的辯證法。”物質世界的層次是無限的。光是由光子組成的，光子也是無限可分的。屬于物質運動某一層次的光傳播過程，它的速度必然會由于種種內因和外因而發生變化，超越自身的“界限”，更不可能成為什么宇宙萬物運動速度的極限。認為宇宙中有一種不可超越的極限速度，正如認為宇宙中有一種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一樣，完全是形而上學的。

　　很明顯，把“光速不變原理”絕對化并用它來主宰一切，就使光的傳播成了宇宙中絕對最初的和絕對最后的運動形態，而把人類禁錮在一個由光來確定其極限值的“有限世界”之中。

　　當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一定的精確度范圍內，光速可能具有某種近似不變的性質。是否真是這樣，需要由實驗來決定。不過我們在后面還將指出：迄今為止，這一點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專門實驗的證明。

　　至于“相對性原理”，它在相對論及整個現代物理學中比“光速不變原理”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必須著重指出：把相對論原理絕對化，就必然會陷入哲學相對主義。愛因斯坦就是這樣。事實上，西方唯心主義者早就宣稱，“相對性原理就是哲學相對主義的原理，就是僅僅根據觀察者的觀點來描述事件。”

　　相對主義否定事物的任何絕對性，主張只有純粹的相對。在運動觀上，它的表現就是否定運動的絕對性，主張運動是純粹相對的，并進而否定運動的客觀性。

　　早在十八世紀初，老牌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就提出：上、下、左、右，所有方向和位置以及運動“就其本性而言是相對的”;“直到給出某種關系，使物體在這種關系中得以存在以前”，所有方向和位置以及運動“都是不可理解的”。注意，按照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公式，“不可理解”就是“不存在”。貝克萊的這套觀點得到了另一個老牌唯心主義者康德的贊同。

　　馬赫則說得更干脆：“對我來說僅僅存在相對的運動。”

　　愛因斯坦完全繼承了貝克萊和馬赫的衣缽。他把相對主義的運動觀作為提出相對性原理的哲學依據，從而使相對主義又被披上了“二十世紀最新自然科學哲學”的外衣。難怪西方學者在提到相對論時，總忘不了對他們的哲學前輩推崇一番。他們說，貝克萊那些話“超越了他的時代許多年”，“是相對性原理一個非常清晰的表述”。愛因斯坦更是滿懷敬意地說，馬赫就是相對論的先驅，如果馬赫能夠注意光速不變的話，他也會發現相對論的!

　　列寧曾經指出，物理學中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乃是一種反動的并且使人一時迷惑的東西”。現在，是對這種反動的東西進行徹底清掃的時候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它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作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

　　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以及它同周圍其他事物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都是客觀的、絕對的，又是相對的。這就是說，任何事物內部，都無條件地、永恒地、因而絕對地運動著，并總是同其他事物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著;而這種內部運動和相互聯系的絕對性與普遍性，又都只存在于具體的、有條件的、因而是相對的運動過程之中。

　　當我們僅研究事物之間相互聯系的發展變化(即外部運動，例如機械運動)時，必須看到，事物的外部運動也是以各事物內部的矛盾性為根據的，而且事物之間的外部運動總是通過“中介”內部的矛盾運動實現的。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地球和太陽能夠互相聯系，首先是因為他們都有質量等屬性;“A”這個符號不能繞太陽運動，是因為“A”沒有這些屬性，沒有地球所具有的那種特殊的內部矛盾性。此外，地球和太陽的相互聯系，還必須通過“中介”才能實現。作為各個運動物體相互聯系的“中介”，空間物質總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可窮盡的。如果既否認外部運動要以內部矛盾為根據，又否認一切“中介”的作用，那就勢必會把外部運動看成是純粹相對的而否認其絕對性，并進而把一切運動歸結為純粹外部關系的產物，貝克萊、馬赫和愛因斯坦就是這樣。他們正是通過這個途徑連物質運動的客觀性都給否定掉了。

　　在物理學中，當我們觀測、描繪客體的外部運動時，應當看到世界上沒有真的“空”，客體同周圍空間物質的相互作用，同樣是客觀的、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因此，近似地忽略空間物質同客體與觀測儀器的相互作用，認為客體與觀測儀器在空間中的整體運動不改變描繪客體運動過程的物理定律的形式，不同觀察者之間的運動只有相對的意義，這樣做只能是有條件的(牛頓力學就是如此)。當空間物質的影響不能忽略時，不同觀察者之間的運動就不能再看作是純粹相對的了，對不同觀察者來說物理定律的形式也就不能再認為是相同的了。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像相對性原理那樣忽略空間物質的影響，是要由實驗來決定的。只有這樣來理解相對性原理，才是正確的。

　　辯證唯物主義從來認為，純粹的絕對是沒有的，凡絕對都只存在于相對之中;純粹的相對也是沒有的，一切相對之中都包含著絕對。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這一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

　　可是任何機械唯物主義者或相對主義者，都不懂得這個“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他們完全抹殺了事物的內部運動，而對于外部運動的絕對性和相對性，也只能有淺薄的理解。一提運動的“絕對性”，他們就只知道是牛頓那種純粹的“絕對運動”;一提運動的“相對性”，他們就只知道是貝克萊和馬赫那種純粹相對的運動。于是在否定了牛頓“絕對運動”觀念之后，他們就只好把“相對性原理”絕對化，結果當然在整個理論中把絕對和相對的關系統統歪曲得不像樣子。請看愛因斯坦，他把相對性原理當作“普遍的”、“精確有效”的原理，“直覺”地用到光的傳播上去，并由此建立了時空觀念，這樣就恰恰使得光相對于不同觀察者的速度變成了完全排斥相對的絕對，就恰恰使得事物時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屬性的變化都不能有任何具體相互作用的原因，都只能由觀察者與對象之間的相對速度這種純粹外部關系所決定，都變成了完全排斥絕對的相對!

　　在相對論誕生后不久，列寧就曾經根據當時物理學中唯心主義泛濫的情況尖銳地指出，一些新物理學家，“由于不懂得辯證法，就經過相對主義而陷入了唯心主義”。

　　列寧的話，正好擊中了愛因斯坦滲進相對論的反動哲學的要害。

　　其實，相對主義者也并不是完全不要絕對。愛因斯坦雖然否認了客觀事物內在的一切絕對性，卻也還有他的“絕對”：他那兩個“原理”不就是“絕對”的嗎?進一步說，他的“直覺”不就是“絕對”的嗎?一切相對主義者，原來都是“以我為核心”的主觀唯心主義者!

　　三、相對論的時空觀和資產階級唯我論

　　時間和空間究竟是客觀存在，還是人的“直覺形式”，從來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時空觀念上的根本分歧。

　　毛主席教導我們：“空間和時間都不是獨立的非物質的東西，也不是我們感覺性的主觀形式，它們是客觀物質世界存在的形式。它們是客觀的，不存在于物質之外，物質也不存在于它們以外。”(轉貼者注：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

　　和運動一樣，事物的時空特征，也是由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諸方面的對立統一所決定的，事物時空特征的變化，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同樣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以及它同周圍事物的矛盾關系所造成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究極原因，也是事物時空特征存在、變化、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的究極原因。這一切都是不隨觀察者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早在人類出現以前就存在。承認這一切，應當是科學研究的一個根本前提。

　　可是，愛因斯坦根據他的兩個大前提建立起來的那套純屬相對的時空觀念，同辯證唯物主義的時空觀毫無共同之處。他那個沒有測量和感覺，時空就沒有意義的公式，仍然是與貝克萊的“沒有參考物體就沒有時空”的唯心主義觀點一脈相承的。而他關于時間不過是“個人經驗中”事件的“序列”的觀點，與馬赫關于“空間和時間是感覺序列的調整了的(或者協調了的)體系”的觀點更是如出一轍。

　　列寧在揭露貝克萊和馬赫這種“感覺復合論”的反動本質時寫道：“如果物體像馬赫所說的是‘感覺的復合’，或者像貝克萊所說的是‘感覺的組合’，那么由此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世界只不過是我的表象而已。從這個前提出發，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認別人的存在，這是最純粹的唯我論。”

　　列寧這些話，完全適用于對愛因斯坦時空觀的批判。

　　愛因斯坦還并不只是停留在哲學上。從他對“不同地點兩個事件的同時性”問題所作的“精心”分析開始，他又十分自覺地將這種時空觀深深地滲進了整個相對論的物理內容中。我們必須來一個再分析，以便澄清愛因斯坦造成的混亂，進一步揭露他經過什么具體的路徑從相對主義陷入了“最純粹的唯我論”。

　　同時性這個問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碰到的。例如，“北京和上海同時看到日出”，“日本和意大利有兩座火山同時爆發”，“天空的閃電同時擊中了兩處鐵軌”，……都講的是“不同地點兩個事件的同時性”問題。可是，愛因斯坦卻在這個問題上大做了一番文章。

　　他說，這些例子根本沒有意義!你怎么知道這些事件到底同時不同時?你根據什么來判斷?在沒有找到一個測量手段來看看這個同時性是否成立之前，同時性的概念就不成立。如果在不同地點兩件事發生時，都向你發出一種不需要時間就能傳播的信號，那么當然只要看看兩個信號是否同時到達你這兒，就能判斷兩件事是否同時發生，而且不管你在何地或如何運動(例如站在地面上或坐在飛馳的火車上等等)結論都是一樣，因為反正信號傳遞不要時間。可是愛因斯坦又說，可惜，這是被牛頓絕對時空觀念“蒙蔽住了”。事實上并不存在不要時間就能傳播的信號，所以你不能判斷那些事件是否同時發生。其實，根本“不存在像不同地點事件的同時性這樣的東西”!

　　但是，沒有“同時性”，全部與計時有關的工作不都成問題了?不是連各地的鐘都對不成了?

　　愛因斯坦回答說;這好辦。“不存在”而又在測量中需要的東西都具有“任意性”。為了使“經驗互相協調”起來，也可以任意“約定”一種共同的“定義”作為測量操作的依據。只有這樣，談論不同地點的同時性問題才有意義。用什么來“定義”呢?當然用光最方便，因為有個“光速不變原理”，光在所有慣性系中任何方向的速度都是同一常數。只要你站在兩事件發生處之間的中點，事件發生時又有光發出，那么如果兩束光同時到達你這兒，就算這兩件事是同時發生的。

　　問題就這樣產生了。如果閃電擊中了相距很遠的兩處鐵軌，兩處中點的人只要同時看到閃光，他就會根據“定義”，認為閃電是“同時”擊中的。可是，一個在飛馳火車上的人，如果在閃電擊中鐵軌的一瞬間(從地面上判斷)剛好經過地面上那人身旁，由于閃光傳來需要時間，等他看見光，火車已經前進了一大截，結果他就先看見前面來的光，后看見后面來的光。按“定義”，既然沒有同時看見光，他只得認為對他來說閃電“不同時”擊中。

　　同一時間怎么能有兩個結果?誰判斷錯了?愛因斯坦說，誰也沒錯。因為按照“相對性原理”，地面和火車上的兩個人地位完全“平等”，沒有誰是誰非的問題。同時性和運動一樣，本來就純屬相對，完全隨觀察者的運動狀態為轉移。不指明是哪個觀察者(參考系)看的，根本就說不上同時不同時。這就是愛因斯坦所謂的“同時性的相對性”。

　　正是有了它，相對論才斷言，事件的時間進程、物體的空間大小乃至物體質量等等基本屬性也是純屬相對的，完全隨觀察者和客體的相對速度這種外部關系為轉移。也正是這個效應，被西方資產階級吹捧為“愛因斯坦哲學中的一個最精微深奧的觀念”。使他的相對主義時空觀大大超出了他的哲學前輩。

　　愛因斯坦自己對建立這套奇妙觀念的邏輯推理也頗為得意地說，認識到同時性的“任意性特征”“實際上已經意味著問題的解決”，而對于他“發現這個重要之點所需要的判斷的推理，閱讀大衛·休謨和恩斯特·馬赫的哲學著作特別起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

　　什么“問題的解決”?向哪里“促進”?

　　難道因為瞬時傳播的信號不存在，同時性就根本“不存在”嗎?難道為了“協調經驗”就可以“任意”對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下“定義”嗎?這樣一來，由此導出的物質的空間、時間等各種屬性的變化豈不也都成了根本“不存在”而且是“任意”的嗎?

　　不同地點的同時性問題，不過是時間、空間和運動相互聯系的一種特殊形式，當然也是由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諸方面的對立統一所決定的。在任何事物內部，同時性這種時空和運動相互聯系的特殊形式，總是普遍地存在著，因此是絕對的;而同時或不同時，又都是由事物內部矛盾運動的具體情況決定的，都是有條件的、可變的，因此又是相對的。北京和上海是否同時看到日出，是由兩地的地理位置和地球在太陽系中的運動客觀地決定的;兩座火山是否同時爆發，是由地球內部物質運動的具體過程客觀地決定的;兩處鐵軌是否同時受到雷擊，是由空中電擊穿的具體矛盾運動客觀地決定的。不管有沒有瞬時信號，不管人們是否用愛因斯坦的方法去測量，他們都是客觀存在，毫無“任意性”可言。

　　除了上述由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所決定的同時性問題之外，在事物之間同樣有相應于各種特定外部聯系的時空特性和同時性問題。事物內部運動的同時性特征，正通過這些外部聯系顯示出來。就拿雷電擊中兩處鐵軌那個例子來說，兩個事件和不同狀態的觀測儀器之間有不同的外部聯系，因此有的觀察者可能同時看到閃光，有的觀察者可能不同時看到閃光。這些不同的觀測結果，都是雷電擊中兩處鐵軌這一客觀的內部運動過程對于各個觀察者的相對表現。和討論物體外部運動時的情形一樣，它們仍然都是以事件和觀測儀器的內部矛盾性為根據的(“A”這個符號就沒有這種矛盾性)，而且都是受“中介”自身的運動狀態所制約的。因此也都是客觀的、絕對的、又是相對的。至于不同觀察者的觀測結果是否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按“愛因斯坦同時性效應”的公式變化，或在什么條件下這樣變化，同樣是要由實驗來決定的。

　　應當注意“中介”不同或觀察者的運動狀態不同，同一事物的內部運動過程對不同觀察者的外部聯系就不同，因而觀測結果就不一樣，各個不同的觀測結果各自都只對于特定的一種外部聯系才有意義，不能互相混淆;此外，絕不能只看到不同觀測結果之間的相對性而否定其自身的絕對性。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時空特征和和同時性本身是一回事，人們對它們的觀測又是一回事，絕對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更不能由于觀測結果不同而否定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存在，否定事物內部和外部的矛盾運動所引起的時空特征的變化、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的客觀存在，否定不同地點同時性的客觀存在。

　　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后。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了。事物的時空特征對于不同觀察者的相對表現，雷擊的閃光是否被同時看到，這都是現象;事物的時空特征是否發生了真實的變化;兩處鐵軌是否由于空中電擊穿的具體矛盾運動而同時遭到雷擊，這些才是本質。只有透過現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透過觀察者與事物之間的外部關系去揭示事物自身的屬性，從感性認識能動地上升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能動地回到實踐中去，這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但是，和對待運動的問題一樣，在對待同時性的問題上，機械論者和相對主義者的觀點也都是極其淺薄的。他們都只看到各個事物之間外部聯系的同時性問題，而且即使對此也都無法作出正確的回答。

　　在牛頓那里，宇宙萬物相互聯系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那個在“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中傳播的假想的絕對不變的瞬時信號。這樣得到的同時性當然是完全排斥相對的絕對。

　　愛因斯坦雖然否定了牛頓的絕對同時性，卻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他對同時性所作的“精微深奧”的分析簡直是一片混亂。他把不存在“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歪曲成為不存在任何客觀的、具體的“中介”，這樣，他就完全否定了外部聯系的同時性的客觀背景;他又把事物內部運動的同時性及其相對表現混淆起來，進而全盤否定了事物內部運動的同時性的客觀性。為了“協調經驗”，他又“任意約定”另一種假想的絕對不變的光信號作為“定義”同時性的唯一標準，從而把同時性變成了主觀任意的東西，完全陷入了“最純粹的唯我論”哲學。

　　對此，愛因斯坦有一個絕妙的自白：“光速不變原理”“實際上既不是關于光的物理性質的假定，也不是關于光的物理性質的假說，而僅是為了得出同時性的定義，我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能作出的一種約定。”

　　好一個“自由意志”的“約定”，愛因斯坦的唯我論哲學在這里暴露得再充分也沒有了!

　　很明顯，以這樣一套時空觀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整個理論體系當然只能把事物的時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屬性的觀察效應和真實的物理變化混淆起來。“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愛因斯坦正是這樣，把相對論體系搞成了“紅樓夢”中那個“太虛幻境”，把人們的認識引上了歧途。

　　恩格斯曾經說過：“在自然科學本身中，我們也常常遇到這樣一些理論，在這些理論中真實的關系倒置起來了，映像被當作了原形，因而必須把這些理論同樣地順過來。”

　　不難看到，即使相對論的某些具體公式在一定條件下得到了實驗的證實，它也至多只能描繪事物與觀察者之間的外部關系，而且是“倒置起來”的東西。這種理論必須“順過來”。

　　四、相對論的基本原理被實驗證實了嗎?

　　目前，對愛因斯坦的崇拜和對相對論“精美”體系的信仰，在整個科學界(特別是物理學界)仍然統治著大多數人的頭腦。這里面，除了反動階級的需要之外，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不少人認為，真空中光速的不變性在電磁學上和理論上都反復獲得了證實。甚至有人恐嚇說，批判相對論“就是同物理科學的所有實驗相抵觸”。

　　真是這樣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對任何事物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斯大林也說過：“科學所以叫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卻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的呼聲。”

　　為了弄清相對論的物理內容究竟被實驗證實到何等程度，我們對有關專門驗證相對論的各種實驗進行了調查，并重新作了分析。

　　調查表明：相對論確有若干公式已被許多實驗事實證明了，而且在許多領域內有著廣泛的應用，但是相對論的兩個大前提并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不從這兩個原理出發，也可推出相對論中那些和現有實驗符合很好并有廣泛應用的公式。

　　用直接測量單程光速的辦法來檢驗“光速不變原理”，就要遇到如何確定起點和終點的兩個鐘是否同時起動的問題。而在相對論中這兩個鐘又是根據“光速不變原理”來確定是否同時起動的。這樣就陷入了邏輯的循環。所以單程光速從來就沒有人測過。

　　從八十多年前著名的邁克爾遜實驗直到近年來人們做的各式各樣高精度的檢驗相對論的實驗，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實驗，證實了光速與光源的運動無關。通常認為這就驗證了“光速不變原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只有在相對性原理可以用于光傳播的前提下，光速與光源運動無關這一事實才等價于“光速不變原理”，而相對性原理是否可以用于光的傳播，則從來沒有得到實驗的驗證。

　　第二類實驗(包括邁克爾遜實驗)，驗證了雙程光速在各個慣性系中的各向同性和不變性。而“光速不變原理”卻要求單程光速在各個慣性系中的各向同性和不變性。“單程光速”和“雙程光速”一字之差，遠隔千里。不難理解：雖然單程光速不變必須保證雙程光速不變，但往返平均的雙程光速不變卻不能保證往或者返的單程光速也不變，正如上坡和下坡騎車的平均速度有可能等于平地上的車速，但是上坡車速和下坡車速各自都不等于平地上的車速一樣。因此，這一類實驗也沒有證實“光速不變原理”。

　　第三類實驗，專門驗證相對論的某些推論，例如，運動的“鐘”變慢、運動的物體質量變大、質能關系、橫向多普勒效應、運動媒質中的光速(包括相對論誕生前的菲索實驗)和其它有關的電磁學實驗等等。一般都認為這些實驗唯有用相對論的兩個基本原理才能解釋，因而驗證了它們也就驗證了這些原理。但是具體的分析表明：只要從雙程光速不變出發，在迄今所有有關實驗的精確度范圍內，也都能解釋這些實驗。

　　這樣，上述實驗所充分證實的，僅僅是雙程光速不變而已。如果硬要單程光速不變，還得多發現一個效應，這就是那個“愛因斯坦同時性效應”。唯有這個效應，才是相對論的獨特產物，是任何現有的研究相互作用的物理理論無法推導出來的。可是，就像捉迷藏一樣，這個效應在幾十年來所做過的一切實驗中(在其所達到的精確度范圍內)都沒有出現過。例如，在測量橫向多普勒波長移動的實驗中，相對精確度已達10的負7次方，但用雙程光速不變即可解釋，要用這種實驗來檢驗“愛因斯坦同時性效應”，精確度還需要提高幾個數量級。

　　當然，如果一上來就假定單程光速不變，也就包含了雙程光速的不變性，因而可以得出那些符合實驗結果的公式。相對論之所以能在表面上說明一些現象，其“秘密”原來就在這里。

　　必須強調指出，凡是世界上客觀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認識的。同時性也不例外。分析和計算表明：“愛因斯坦的同時性效應”雖然在目前已做過的所有實驗中沒有得到檢驗，卻是可以在另一些條件下加以檢驗的。因此，這就進一步駁倒了愛因斯坦的“同時性任意論”和“自由意志約定論”，從物理上具體地證明了同時性的客觀實在性。

　　說到這里，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認為相對論的前提可以用“自由意志”加以“約定”，是完全荒謬的;而認為相對論的前提是實驗充分證實了的客觀真理，也完全沒有根據。這樣，就向整個相對論理論體系提出了最尖銳的挑戰。

　　然而，那些拼命吹捧相對論的資產階級“權威”，居然還要狡辯。最近有人竟公然宣稱：“理論這玩意兒，從來都說不上有什么實驗證明，只要有用就行了!”在他們看來，現有的某些物理理論并非只是應用相對論中被實驗證明了的部分公式，而是離開了整個相對論體系及其全部時空觀念就寸步難行。所以，相對論根本懷疑不得，批判不得!

　　所謂“有用”，說穿了，不過是他們離開了“偶像”和“過時舊物”就混不下去罷了!這種人，不是在宣揚一種類似宗教的迷信又是在干什么!

　　究竟是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統帥自然科學的研究，像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還是既不用正確的宇宙觀作指導，又回避實踐問題，繼續盲目崇拜愛因斯坦這個“偶像”，跟在洋人的“自由意志”后面爬行?每一個革命的和鄭重的科學工作者，都會作出明確的回答!

　　毛主席教導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錯誤。”

　　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把革命的批判和科學實驗緊密結合起來，掃清愛因斯坦相對論體系所設置的重重障礙，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中不斷前進!

　　五、駁相對論的蘇修辯護士

　　毛主席教導我們：“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蘇修叛徒們打著辯證唯物主義的招牌對相對論的美化和吹捧，也是我們一個絕妙的反面教材。為了識別真假辯證唯物主義，為了肅清蘇修辯護士的謬論在我國哲學界和科學界曾經造成的惡劣影響，有必要再費一點筆墨，對這些辯護士的謬論稍加駁斥。

　　這幫“權威”說，雖然相對論把空間和時間以及在空間和時間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弄成了觀察者與對象之間外部關系的產物，但物質并沒有消失，不過需要到所謂的“四維時空統一體”這個“客觀存在”中去尋找。

　　他們又說，空間和時間構成“四維時空”，“體現”了空間和時間可以“不依賴于物質的運動”而“自身相互聯系”。

　　他們還說，“四維時空”是絕對的，而將它劃分為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的分法則是隨觀察者的運動狀態為轉移的，是相對的，因此不是相對主義，而是“體現”了空間和時間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統一”。

　　于是，他們就得出結論說，相對論“證明”、“豐富”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

　　完全是一派胡言。

　　“四維時空”是什么“客觀存在”?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明確指出，物質的運動本身是以空間和時間這兩種物質存在的形式為前提的。很明顯，空間和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兩種不同形式，不能混為一談，不能合二而一。怎么能說，由于出來了一個相對論，運動物質的三維空間廣延性和一維時間持續性這兩種物質存在的形式，就變成了“四維時空”這一種假想的物質存在形式按觀察者的不同運動狀態而劃分的兩種相對表現?“四維時空”至多不過從數學上表述了事物的時空特性同觀察者與客體之間相對運動的外部關系，用為數學的方便而引入的“四維時空”來否定作為物質存在基本形式的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性，這完全是荒誕無稽的。

　　什么時空“不依賴于物質的運動”而“自身相互聯系”?這只不過是重彈時間和空間可以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的濫調。列寧早就說過：“在時間性事物之外的時間=神”。蘇修叛徒們為了給相對論貼金，不惜為神靈開了后門。

　　什么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一”?蘇修“權威”們所玩弄的那套把戲，不過是把空間和時間客觀的絕對性，歪曲成假想的“四維時空統一體”的“絕對性”，把空間和時間客觀的相對性，歪曲成將“四維時空”劃分為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的分法隨觀察者為轉移的“相對性”而已。尤有甚者，這樣一來，在他們所謂“四維時空統一體”中，時間和空間的“同一性”完全成了絕對的，而它們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卻完全成了相對的了。這哪里是什么一分為二的絕對與相對的辯證法，完全是合二而一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大雜燴!

　　應當指出，上述謬論都還是蘇修“權威”們在赫魯曉夫上臺后不久的觀點。到現在，連這些謬論都不夠時髦了。他們幾乎完全拋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成了老唯心主義者和西方資產階級種種“最新”哲學流派的無恥的傳聲筒。他們幾乎一字不差地重復貝克萊的話，聲稱只有存在參考物體時“運動的概念才有意義”，大肆宣揚“在時空中沒有任何必要賦予粒子以廣延性”，等等，等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今年二月，蘇修中央委員、科學院副院長、反華小丑魯米揚采夫竟然在一篇極端反動的文章里，公然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大叛徒考茨基，抄襲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祖師爺貝克萊以及康德關于上、下、左、右純屬主觀的和相對的這個唯心主義觀點，直接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著作“矛盾論”，配合著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武裝挑釁，投入了聲嘶力竭的反華大合唱。

　　六十年前，列寧曾經惟妙惟肖地描繪了俄國老修正主義者波格丹諾夫之流在哲學方面“跟在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屁股后面跑”的情況：“教授們重復僧侶們已經說過一千遍的、反對哲學唯物主義的濫調，修正主義者就傲慢地微笑著，嘟囔著(按最新出版的手冊逐字逐句地嘟囔著)說唯物主義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宣揚比黑格爾唯心主義還要淺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義，同時帶著蔑視的意思對辯證法聳聳肩;修正主義者就跟著他們爬到從哲學上把科學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樸的’(而且是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證法。”

　　請看，蘇修叛徒們的行徑，和他們的修正主義祖宗們相比，是何等相似啊!

　　六、結語

　　空間、時間和運動不是我們感覺性的主觀形式，它們是客觀物質世界存在的形式。事物的時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屬性的發展變化和相互聯系，都是由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諸方面的對立統一所決定的，因此是客觀的，絕對的，又是相對的。他們都不是由事物與觀察者的外部關系創造出來的，而只是顯示在這種關系之中。當我們看到它們的相對表現時要注意到現象背后還有本質，在相對表現背后還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物質屬性。這樣，我們就不會停留在對事物相對表現的感性認識上，就會認真地通過實踐發現產生這些相對表現的原因，上升到理性認識，并在進一步的實踐中使自己的認識得到檢驗和發展，一步一步地提到高級的程度。堅持了這些，我們就堅持了認識論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劃清了界限。

　　相對論蘊含了空間、時間和物質基本屬性可變的思想，是對牛頓力學的重大革新。但是，愛因斯坦又是在貝克萊、休謨和馬赫等人的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下建立他的相對論的。他在理論中限定了事物時空特性和一切屬性的變化不能有任何相互作用的原因，因而只能把它們都歸結為觀察者與事物外部關系的產物。這樣，相對論就至多不過是停留在描繪事物外部關系的低級階段的理論而已。而愛因斯坦還從哲學上把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形式，顛倒成感覺的主觀形式，只承認空間、時間和運動的現象相對性一面，抹殺了它們的客觀實在性，完全違反了唯物辯證法關于物質與運動、空間與時間、絕對與相對、無限與有限、本質與現象、屬性與關系這些范疇的學說，通過相對主義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堵塞了人們進一步認識物質世界的道路。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理：一事物的屬性并不是它與其它事物的關系所創造的，而只是顯示在這種關系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商品的基本屬性之一，它不是由交換關系創造出來的，而只是顯示在這種關系之中。人們正是要透過商品交換中的種種現象，揭示商品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實質。然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只看到在流通過程中統一商品價值的各種相對表現，就斷言價值是在流通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是由交換關系所決定的，因而同一商品可以有無數個“價值”，并企圖以此否定價值實體的存在。馬克思曾對這種自由貿易販子在每日市價行情表中研究商品“價值”和“價值量”的“理論”進行過徹底的批判。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庸俗的經濟學者絲毫不知道，實際的日常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可能等同的……庸俗的經濟學者以為他拿出事物外部表現有所不同的事實來傲然反對揭明事物內部聯系，就算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其實，他所引以自傲的，是向外表屈膝，是把外表當作實質。那么試問科學究竟有什么用呢?”

　　“但是，在這里面還隱藏有某種別的東西。事物的聯系一被了解時，對于現有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全部理論信仰就要倒塌，……因此，在這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需要把糊涂觀念永遠保持下去。”

　　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說的這些話，對我們了解滲進相對論的反動哲學的本質，了解西方資產階級和蘇修叛徒集團為什么對愛因斯坦如此竭盡吹捧之能事，不也是極有教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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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批判相對論——文革期間的一樁公案

　　文革結束以後，報紙上出現了一條消息，說文革中陳伯達曾提出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制止了。

　　當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詢問他父親時，陳伯達回憶道：

　　“這個事情，報紙上是亂說一氣。當時，是毛主席給我寫了張條子，說請考慮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對論。這個問題我是外行，我自己是不會提出這種問題來的。因為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向一些科學家請教。有的說可以，有的沒有表示意見。周培源說，有的地方可以批，有的地方不好說。過了一段時間，我考慮這件事我們畢竟不懂，還是不要搞了，就吩咐科學院的人，文章不要發表，這件事不要再進行了。就是這么一回事。是我決定不要再進行這件事了。可是後來報紙上卻說成是我要批判相對論，周培源如何堅決反對。”

　　(據說，中國科學院當時有同志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批判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的，另一篇是批判相對論理論本身的。)

　　陳曉農問道：“毛主席寫的那張條子保存下來沒有?”陳伯達答：“這類條子一般不會保存。”

　　陳曉農又說：“即使條子沒有保存下來，事情基本上也是能說清楚的。你在臺上的時候，報刊上并沒有發表過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你倒了將近五年以後，上海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雜志》1975年第2期卻刊登了《相對論批判》一文。該文的作者為羅嘉昌、季梁、徐湛、沈乃澄、張建華、邵濟群、朱清時、李云，共八人。”(摘自陳曉農編篡《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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