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敗的根子是如何消除“極速腐敗”造成的惡劣影響，因為“極速腐敗”是中國腐敗的真正問題。
敞開心話，直白地說，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后的一個很長時期，“毛澤東思想”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瞬間擱置，被廢棄了。
雖然幾代領導人對腐敗問題“重視”得無以復加，然而，結果是各種腐敗現象依然是堵不勝堵，防不勝防，“朝殺而暮犯”，前腐后繼，愈演愈烈，老百姓耳聞目睹的是朱總“聲勢浩大”的十年反腐的越“反”越“腐”。各種現象，被網民概括總結為“無官不貪”、“有吏皆腐”、“隔墻扔磚頭，一砸一個準”。其實，通過全球對比，中國的腐敗不是世界之最。然而網民卻不依不撓，其中的原因，說穿了就是改開造成的“極速腐敗”，由于“極速腐敗”造成民眾心里承受的崩塌。
治理腐敗，屬于國家治理的概念范疇。除了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挖掘，其實，隨著國際關系日趨緊密，各國政府之間相互合作關系的加強，治理方法選項實在是太多太多。腐敗的治理早已經進入到了“有據可依”的能夠輕松治理國家的歷史新階段。
現在，世界已經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政府與非政府的反貪腐合作框架和組織。比如總部設在德國柏林，成立于1993年的“透明國際組織”，就是一個旨在反對貪污腐敗的非政府組織，在9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即“國際透明組織”，簡稱TI，是一個非政府、非盈利、國際性的民間組織。“透明國際”于1993年由德國人彼得·艾根創辦，以推動全球反腐敗運動為己任，今天已成為對腐敗問題研究得最權威、最全面和最準確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它的研究結果經常被其他權威國際機構反復引用。自1995年起，透明國際制定和每年公布清廉指數，提供一個可供比較的國際貪污狀況列表。
實際上，作為一個歷史最悠久的國家，璀璨的中國文化中包含了中國歷代政治家早已經為后代總結的很多國家治理的基本社會規律。依照歷史，對比世界他國，稍微有點責任的政客，都不應該讓中國淪落到今天網民總結出的“無官不貪”、“有吏皆腐”、“隔墻扔磚頭，一砸一個準”這個地步。
可以肯定，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可能存在相同的腐敗治理的具體方法。進一步也可以論斷：進步的社會制度，治理腐敗更容易！
腐敗問題，確實是世界性問題，然而，腐敗問題絕非世界性難題。然而，作為一個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中國前任領導人也已經論斷“腐敗有可能導致亡黨亡國”，這也說明中國腐敗問題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落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
中國歷代政治家一直在總結和肯定一個社會規律，那就是腐敗可以導致亡國，從而得出“治國就是治吏”。
自先秦時期起，中國大凡是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視對各級官吏的嚴格要求和管理。在各種法律中，都有管理官吏的專章、專條。如，《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等等。到了漢朝，管理官吏的法規，比秦朝更加完備。從晉代開始，管理官吏的行政法規，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一部分，統稱為《違制律》。歷史發展到唐朝，管理官吏的法律法規，在繼承中不斷豐富、完善、發展，變得更加嚴格、詳盡。《唐律》中，“違制律”就有59條之多。幾乎囊括了當時條件下，對官員所有可能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措施。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屬于國家興衰治亂的“成也吏治，敗也吏治。”
“吏治清廉，則國泰民安;吏治腐敗，則國破家亡。”這是受到中外政治家歷史學家一致性肯定的《資治通鑒》得出了歷史性的總結。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也。”
在親自批準處決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之后，毛澤東主席對全黨講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在這個講話中，提出了“治國就是治吏”的偉大歷史論斷，也是對“治國先治吏”基本社會規律的真正認識。
新中國自建立以來，中國國家的最高領導，對反腐倡廉真正“十分重視”且行之有效的，唯有毛澤東的敢作敢為，唬住了“打天下”后貪圖享受的“一大群”。
在中國歷史上，在腐敗治理卓有成效的政治家朱元璋也算得上是其中之一，然而輕松且成效顯著的唯有毛澤東。而在腐敗治理方法上，毛澤東并沒有超人之處，這就是社會制度的先進起到了超強的作用。
吏治的腐敗，不可避免地帶動和引領了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急速滑坡。如果檢點一下當前的社會現狀，亂象叢生之中，我們一定可以發現每一條每一項都與官員的貪腐密切相關!
以歷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看待，造成這種原因，完全是國家治理上的基本概念和社會基本規律掌握的嚴重喪失，基本國策、指導思想出現重大失誤，甚至是倒行逆施！
基本國策、指導思想出現重大失誤是可以追根尋底的。我們常說不能夠輕易否定一個人，實際上是依據其基本上的東西。如果基本是錯了，不敢否定某個人的做法不是迂腐就一定是陰謀！
毛澤東逝世后不久，老一輩革命家經過長期努力方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管理、監督、懲罰制度，瞬間被當做“舊觀念”、“舊制度”，一掃而光，煙消云散了。有目共睹的是，為了經濟改革甚至連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理想信仰都拋棄。“吏治”變成了“扶吏”“安吏””“富吏”，“群眾路線”變成了“一把手”“一言堂”而大行其道。GDP“硬道理”、不問“姓社姓資”、“不管白貓黑貓”、“不爭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市井哲學論就像一道道圣旨，召喚那些被壓抑多年、一直不敢冒頭兒的“當官做老爺”的邪念;一下子就解除了戴在某些干部頭上多年，使之不敢“以權謀私”的緊箍咒;一下子就打開了某些干部貪污受賄、燈紅酒綠、荒淫無恥、聲色犬馬的方便之門。黨和政府內一些操守不堅的官員，先是探頭探腦、小心翼翼，再就是大搖大擺、橫沖直撞地寡廉鮮恥、胡作非為起來。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沒用多少時間，原本清白廉潔的黨風、政風，就風云突變，急轉直下。
老百姓把毛主席健在之時和逝世之后的黨風、政風，一樁樁、一件件地比較、對照，對如此“極速腐敗”的結果既痛心，又無奈。他們辛辣地譏諷當代官場為“無官不貪，有吏皆腐”。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已經被古今中外論證為基本治國之道，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指導思想事實是“治國之道，必先富官”。這也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走在嚴重錯誤的道路上，所以越走越遠，越走越亂，官僚資本成為世界之最，已經形成為無法遏制的中國社會的暴脹腫瘤。新疆爆恐引起世界注目，群體性事件出現猛增，無一不是治國之道的倒行逆施！
由社會基本規律得出的基本治國之道不僅僅有“治國先治吏”，其實祖先遺訓的“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也已經被重視福利保障、不斷提高大眾消費能力、能夠保持幾百年安寧社會環境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運用的靈活自如。
“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句話出自于《管子·治國第四十八》，原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仲，享有“春秋第一相”之譽，東周春秋時代齊國的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伙經商;后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
管仲雖是齊國下卿，雖開啟國營娼妓制而飽受非議，，《論語》、北宋蘇洵的《管仲論》對管仲做出了分析和批判，但被歷代史學家視之為中國歷史宰相之典范。管仲任內大興改革，重視商業。
經濟改革期間造成中國不僅出現無法平等的權大于法的現象不能根治，還出現法無平等的事實。
筆者在《“治吏”到“治民”，是跨越還是重大倒退?!》一文中早已經指出刑案修改法“寬官嚴民”事實。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從歷代明智政治家提倡的“治吏”時代進入“治民”時代。法律修改雖然是官僚資本必然的結果，但中國龐大官僚資本形成的原因是經濟改革指導思想的罪責!
因此，根治腐敗，需要的是“慶父必死”，否則“魯難未已”。不清除制造內亂的罪魁禍首，中國不僅不會安寧，即使與俄羅斯形成了絕對的鐵哥結盟，美國只要對俄羅斯緩緩，吹響全力圍堵遏制中國的集結號，中國離崩潰就不會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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