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提出，滿足最優配置的條件是各部門所分配的資源具有同樣的邊際產出;在一個以貨幣為流通手段的社會中，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⑤
認為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是配置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消極、過時的理論，產生于小商品經濟時期。那時人們的需求結構簡單、生產規模狹小、可再生資源有限，可再生生產能力與人的主體性發揮的空間太小、生產與消費之間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會出現所謂經濟危機。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經典的“均衡點”理論。然而到了真正社會化大生產——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產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產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產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是供需均衡理論的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早已過時，再秉持這種理論只能損害可持續發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僅僅靠微觀經濟行為在工資高低、現有企業就業增減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發錢、發購物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業稅費減免來激活低迷的國內市場，無異于杯水車薪。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基礎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應急措施，還是長久的戰略，不由項目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決策者的指導思想決定。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市場靠消費，消費靠就業，就業靠企業。企業靠什么?企業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全球性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使這個杠桿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放大、充分表現而已。“應急”有可能使人大徹大悟，“急中生智”就是這個道理。在關鍵時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觀天的“微觀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固守自己原來范式的一畝三分地，仍然在宏觀調控、政府投資與計劃經濟之間劃等號。找錯基本結構關系、結構關系數量化處理而非從質上著眼，是對結構失衡不能對癥下藥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論”—— 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根據。
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客觀上存在著對稱發展的規律。但對稱發展不等于同比增長。在投資增長中，有的生產周期更長(如超大型基本設施建設)，有的生產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業)。兩類生產的對稱發展是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投資的增長，既不僅僅是儲蓄數量變化的結果，又不僅僅是貨幣數量變化的結果，而是擴大再生產的需求同多種資金來源相結合的結果。儲蓄增加只是資金來源之一，貨幣數量的增加不會帶來實際投資的增加。要體現“時際權衡” 與“代際權衡”，不是靠“國民儲蓄的黃金律”與“最優的資本積累率”，而是投資與消費的最佳結構、對稱結構;通過投資的對稱結構、消費的對稱結構、投資與消費的對稱結構，實現對稱發展、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這種投資與消費的對稱結構，集中體現在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國民素質提高與創新能力提高、提高財富附加值的投資上。這種投資本身也就是一種消費，它們之間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進行區隔、用此消彼長的方式進行“配置”的。通過儲蓄率高低進行所謂“最佳”分配，體現的是一種線性思維方式;其結果，是顧此失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優”。
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沒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換——交換其價值。只有價值的實現才是價值生產的完成，所以消費、分配都是生產的環節。
把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看成是基本的結構關系，勢必僅僅著眼于投資和消費的比重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資和消費各自的內部結構關系這一質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尋找通脹的根源，就要從投資和消費各自的內部結構著手。需求和投資的關系才是基本的結構關系。消費需求只是需求的一個環節。如果說，投資和消費可以從量上平衡，投資和需求則只能從質上對稱。而一旦從質上著眼，那么投資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質上對稱的前提下，投資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會過熱，也不可能過熱。
從深層次來看通脹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給;而在消費低迷的情況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給，是由于需求有兩種：現實需求與潛在需求。潛在需求形成消費預期。
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需求拉動供給，供給推動消費，消費推動需求，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結構。發展中國家更應該把投資需求的滿足放在消費前面。
為了使知識經濟時期需求和投資這一基本的結構關系對稱，政府必須用內需導向型來代替出口導向型，用知識密集型來替代勞動密集型，用幸福目標來代替GDP目標。企業可以只考慮利潤，政府不是企業;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業無此義務一樣。雖然大家都是市場主體，但市場主體有不同層次，有與各自身份對稱的不同層次的行為方式。知識經濟時期無論是從經濟客體還是從經濟主體來看，一般均衡理論均已過時。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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