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無產階級不僅要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政權，還必須建立完全屬于本階級的民主制度。而要做到這一切，無產階級除了要及時地總結自身的經驗外，還應當向過去的統治階級學習，特別是要向資產階級學習。
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這種斗爭形式只能是“繼續革命”的一種特殊形式，而不能是主要的、“常規”性的斗爭形式。
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到如今，社會主義的實踐已近百年。百年時間在人類歷史上是很短暫的，但是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來說卻是極其重要的。在這期間，有巨大的勝利喜悅，也有巨大的失敗傷痛;有不少成功的快樂，也有很多挫折和迷茫。
不論是蘇聯的還是中國的以及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者、馬克思主義者，都有過一些大體相同的經歷：在取得政權之前，都曾同舊政權進行過浴血奮戰;在取得政權之初，又經歷了被推翻者的各種形式的明槍暗箭;在政權稍微鞏固一點，就為醫治戰爭創傷和收拾舊社會留下來的爛攤子而艱難奮斗;在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的時候，革命隊伍里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就開始“掉隊”甚至走向“反面”。此外，他們還要面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封鎖、威脅、“和平演變”甚至武裝進攻。
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的近三十年中，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形形色色的敵人進行了多次的、反復的斗爭，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戰爭;批判電影《武訓傳》;“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批判胡風;整黨與反右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按：每一次“批判”或“運動”，都是一場嚴酷的階級斗爭，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領導進行的這些“批判”或“運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都充分發動了群眾，都有最基層的群眾參加。實踐證明：這種“斗爭”形式既有顯著的優點(這是主要的)，也有不少問題(是第二位的)。其“優點”是：群眾的積極性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并且自身也在斗爭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主要經驗及“問題”是：群眾的覺悟水平對于運動(斗爭)的過程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群眾還極易受本身的“情緒”及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思潮的影響，因而常常出現“忽左忽右”的行為——有時“打擊了不該打擊的”，有時則“該打擊的沒有打擊”，甚至還會出現內部的互斗，造成自身的傷害(這些問題在文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最后一次政治運動，也是影響最大、最深遠的政治運動。他在總結過去階級斗爭的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國內無產階級專政情況下階級斗爭的新特點，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這個理論的“大演習”。
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這種斗爭形式只能是“繼續革命”的一種特殊形式，不是也不能是主要的、“常規”性的形式。
為什么?
首先的，也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與過去的革命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這時候的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成為了“統治階級”，而原來的統治階級則“降格”為被統治階級。【按：實際上，這時候的無產階級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因為它已經不再“無產”，而已經“有產”，只不過是以“階級”的名義掌握財產的。在本人的各種文章中之所以對此沒有做任何改變，不過是“從俗”罷了。】
在過去，無產階級的敵人是“拿槍的敵人”，他們對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斗爭是毫不客氣、“手下留情”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如果不拿起武器，“以暴制暴”，幻想他們的敵人會“發善心”，會“和平交權”，無疑是白日做夢。
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繼續”對于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斗爭，在一般情況下，是用不著像過去的資產階級對待無產階級那樣，始終用“槍”的。無產階級不僅有足夠的力量而且有足夠的信心，用“平和”的、“文明”的手段完全可以“治”住自己的老對手，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區別之一。【按：從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階級斗爭)看，除一兩次外，基本上都是“文斗”，“文化大革命”也正是此意。在一些運動中出現的“武斗”，既非毛澤東的本意，也非“繼續革命”的規律。】
其次，隱藏在執政黨內、政權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雖然性質上也屬于無產階級的敵人，但在“形式”上不屬于“拿槍的敵人”。所以，同他(們)的斗爭應該用“文斗”，而不應該用“武斗”。
第三，“繼續革命”對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不僅是一個“新問題”，而且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
所謂“新問題”，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過去沒有、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二是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
所謂“極其復雜的問題”，原因就更多一些。比如，“走資派”如何界定?如何區分“走資派”與“犯錯誤干部”?怎么識別“老革命”與“走資派”(無產階級政權的第一代干部大都是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判定”走資派的最后權力由誰來掌握?如果這些“復雜的問題”得不到正確的解決，那么與走資派的“斗爭”不是瞎說一氣，就是亂斗一場。【按：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實際上是兩個問題：一是“走資派”如何界定?二是“走資派”由誰來判定?關于如何“界定”，我的看法是：一、“走資派”不應該簡單地從“人”的意義上去理解，更應該從“路線”的意義上去理解;二、“走資派”絕不是哪個人的個人行為，而是“一幫人”的集體行為(因為任何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是很難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走資”的);三、甄別是不是“走資派”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至于“走資派”應當由誰來判定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是十分清楚的——就是這個“判定”權應當由人民群眾的絕大多數(至少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來掌握，而決不能由少數人(更不要說是“幾個人”)說了算——這當然給“界定”工作帶來了困難，也給“走資派”帶來了“機會”;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兩黨制”(或者多黨制)。】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現如此的“亂局”，除了別的原因外，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也是重要原因。
毛澤東無疑是“群眾運動”的“行家里手”。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駕馭每一次群眾運動。為什么?原因是清楚且“簡單”的：第一，因為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都有其“特殊性”;第二，盡管他對群眾運動規律的認識與駕馭能力比別的人高，但也不可能對每一次運動的過程與“細節”都估計、考慮得那么“周到”，對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都“未卜先知”;第三，雖然他是運動的領導者、組織者，但是他的思想、意圖等等都得由別人去實施，而別人如何實施，則完全取決于他(他們)對于他的思想、意圖的理解了。【按：在我的《物質與思想辯證二元論提綱》里指出：“思想的實踐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思想者本人踐行自己的思想;另一種則是某人(或某些人)踐行他人的思想。在前一種情況下，實踐與思想基本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即使在實踐發生偏差時，一般都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糾正)。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情況就比較復雜了：有的人可能會“忠實”地、準確地踐行某種思想;有些人可能會對某種思想進行“修正”后再踐行;有些人則完全是根據自己對某種思想的“理解”來踐行;而有些人可能有意地與原來的思想完全相悖的意思去“踐行”，等等。”這里的情況顯然屬于第二種類型。】
由此可見，在他發動和領導的歷次運動中，總有同他的思想、“戰略部署”不相符合的情況出現(有些甚至是嚴重違背他的思想的)就完全不足為怪了!【按：很顯然，這是任何由“人”領導的斗爭或運動(當然包括“繼續革命”運動)的一條基本規律。】
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既為無產階級政黨“依靠人民群眾”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也為人民群眾“參政議政”創造了基本保證——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含義是：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只對一小撮無產階級的敵人實行專政。
當然，人民群眾還有一個覺悟不覺悟、覺悟到了何種程度等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盡管人民群眾在運動中享受了最充分最廣泛的民主權利，但是，一方面由于人民群眾還沒有正確運用這種權利的必要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還沒有建立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運用這種權利的配套制度，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亂用”、“濫用”這種權利的局面。
但是，從根本上說，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始終依靠群眾的“大多數”，舍此別無出路。
毛澤東對于“民主”問題，一向是極重視的，不僅有大量的言論，而且在許多方面努力進行了實踐。比如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在軍隊中建立了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新中國成立以后，他也在許多方面進行了“民主制度”的建設;在“前三十年”，中國的工農大眾普遍享受著包括集會、游行在內的廣泛的民主與自由權利。
這里要特別要說一說他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談話。在延安時期，他在回答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律”的提問時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破解所謂“周期律”的方法，這就是“民主”。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但是，遺憾的是，盡管他在“民主”這個問題上有一定的認識和一定的實踐，但還是沒有能夠沖破傳統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觀念，特別是沒有能夠充分吸收過去的(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建設”的經驗與教訓，在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上沒有能夠走出突破性的一步。正如我們反復說過的，毛澤東對于“繼續革命”必要性的主要方面的考察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事實也證明了他的主要論斷是正確的，預見是英明的。但是，關于“繼續革命”的“方法”，他的思想卻沒有突破傳統的思維模式，仍然停留在“暴力”革命的傳統方式上。【按：“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時代的與個性的局限。毛澤東也不例外。因此我們不能過分苛求于他。但是，在我們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還是不能不對此表示一種遺憾的。】
我們是無產階級徹底革命論者。我們不僅要繼承革命先行者們的一切正確的思想和理論，而且要從他們的失敗或挫折中總結應有的經驗和教訓，從而補充和完善他們尚不完善的思想理論，以便使自己的斗爭進行得更順利，不犯他們曾經犯過的錯誤，不走他們曾經走過的彎路。
那么，有沒有一種比較好的、可以作為一種“常規性”的繼續革命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后，無產階級應當及時地建立完善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用完備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使無產階級的政權牢牢地控制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手中。
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正確的“執政思想”如果不能“制度化”的話，那么這種思想是很難得到長期的、穩定的貫徹和實行的。在這方面，西方資產階級比東方無產階級(乃至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有更豐富的經驗。它們是東方無產階級很好的老師。【按：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果把“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當作不同的“方圓”的話，那么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的“執政思想”就是形成這些“方圓”的“規矩”;但是，倘若這些“執政思想”不能“制度化”的話——即把“規矩”固化、“硬化”，那么，這些“方圓”也不能“固化”、“硬化”。資產階級正是由于把自己的“執政思想”制度化了，所以資本主義也就“制度化”了。這是資本主義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長期的資產階級專政實踐的基礎上，西方資產階級建立起了一整套相當完備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些制度主要包括：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但主要是兩黨制)，國家權力的分割制，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等。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整體，但是，資產階級的“兩黨制”無疑是具有“核心”地位的。【按：毫無疑問，任何“民主”都是有嚴格的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然只有資產階級能夠充分享用，而無產階級是不可能得到“充分享用”的。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在資產階級內部的確是相當民主的(特別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雖然也會有例外，但那是個別的和暫時的)，而且是比較“自覺”的。這是因為資產階級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是維持和鞏固其“階級專政”的絕對需要。資產階級的這種認識，一方面是它從自己長期的實踐中得到的重要結論，另一方面是它“認真”地向過去的封建階級、甚至奴隸主階級學習的結果。】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還很短，經驗還很少。而且，無產階級的目標不只是奪取統治權力，還要建設一個完全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因而它不僅擔負著發展經濟、增加社會的“財富基礎”的歷史責任，而且必然要受到比過去的任何統治階級所遇到的大得多的阻力甚至反抗。【按：這種阻力和反抗不僅來自同無產階級對立的階級，而且來自有幾千年的歷史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不僅來自無產階級的外部，而且還來自內部。】
所以，擺無產階級面前的是一場持久的、艱苦的斗爭。為了取得這場斗爭的徹底勝利，無產階級不僅要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政權，還必須建立完全屬于本階級的民主制度。而要做到這一切，無產階級除了要及時地總結自身的經驗外，還應當向過去的統治階級學習，特別是要向資產階級學習。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過去曾經是和現在仍然是的)，無一例外都是實行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局面當然是無產階級在向資產階級奪權的斗爭過程中形成的。它既是一種歷史的成果，也是一種歷史的包袱。
實踐證明，在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爭奪政權的時候，實行“一黨”的團結局面是有利的、明智選擇。但是，在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后，“一黨專政”的弊病就顯現出來了。首先，“一黨專政”必然使執政黨凌駕于一切權力之上，使一切“監督”成為空話。其次，“一黨專政”的體制事實上取消了人民大眾對國家領導人的選擇權，這是對無產階級民主的否定。第三，“一黨專政”使無產階級政權只能寄希望于黨的領導者的德才水平。第四，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由于政黨內部的制度(特別是組織制度)，德才水平實際上高于“領導人”的人可能在有意無意間被埋沒甚至被壓制;一些真正忠誠正直的人由于“好”提不同意見而可能受到壓制甚至打擊，而一些善于阿諛奉迎的人反而受到重視和提拔，其結果是給了一些陰謀家、野心家攫取最高領導權以可趁之機。【按：實踐已經對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做了充分的、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除了在無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方面有所建樹外，在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方面也進行了具體的探索。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他探索的最重要成果。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如果在整體上不能建立比較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話，“人民代表大會”將比一枚“橡皮圖章”的作用更糟糕。
那么，如何才能保證在無產階級內部真正實現高度的民主呢?我認為，除了人民大眾享有切實的民主權利外，實行無產階級的“兩黨制”以及其他各種配套制度(包括最高權力的適度分散、監督制度的嚴密可靠、司法制度的完善等等)，應當是一種正確而明智的選擇。而無產階級的“兩黨制”則是這種新制度的核心。【按：人們通常主張的言論、集會等自由權利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一盤散沙”的人群即使言論等很自由，也難于將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更難形成真正的“力量”。只有“組織起來”的人們才有可能形成為真正的社會力量，而“組織起來”的最高形式就是政黨。】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的兩黨制同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無產階級“兩黨制”下的兩個政黨都應當是無產階級政黨。這是社會主義的方向不發生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不發生變化的基本保障。
有人或許會問：實現無產階級兩黨制有可能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依據是：一、在任何人群中，都存在著不同，都不可能“鐵板一塊”，無產階級隊也不例外;二、從認識論的角度說，人們的思想認識永遠是存在差異的，在無產階級隊伍里，同樣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思想認識。在無產階級以前，一個階級有多個政黨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難道無產階級有多個政黨倒成為奇怪的事情了嗎?【按：在這里還有必要說一說認識上的一個誤區。到目前為止，人們的頭腦里始終存在著“共產黨不能分裂”這種思想(毛澤東本人就很突出，他曾經多次說過“要團結，不要分裂”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政黨”在某種情況下，“分裂”不僅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很好的事情，它會促進政黨的更新，提高政黨的活力。必須認識到：政黨的分裂與國家的分裂完全是兩回事。在現階段，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是不能分裂的。這里拿“人”做個比喻：一個人是不能“分裂”的，“分裂”了不死即殘。但是人體內的正常細胞是可以而且應當分裂的。正常細胞的分裂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人體具有強大活力的反映。倘若人體細胞不分裂了，那么這個人體的生命也就快要結束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包括執政前和執政后)，曾經多次出現過分裂的“機會”，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都同人們擦肩而過了。歷史是不能重復的。“過去的”就是不可改變的“過去”。但是，作為宇宙間具有最高智慧的人類，特別是作為發展到今天的最先進階級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應當適時地作出明智而理性的選擇。【按：毛澤東有句名言：“黨外無黨，帝王將相;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很明顯，他對無產階級政黨內存在不同派別這個事實早就認識到了。如果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維護無產階級政黨的“統一”是有“必要”的話，那么在奪取政權以后就“失去”了這種“必要性”了。】
綜上所論，我認為，既然在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后，實行無產階級的兩黨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那么，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原來由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局面就應當在適當的時候作出改變，過渡到無產階級的兩黨制。
或許我們還要走相當長的路，才能真正實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實行無產階級兩黨制。但是我們相信，這一天肯定是會到來的。而這一天的來到，一定會給人類真正開辟一條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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