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級領導，常常被贊美和恭維所包圍。頭腦清醒的，懂得這多半出于禮貌;頭昏腦漲的，卻是照單全收。“人苦不自知”，似乎是人性的弱點，更是領導干部的軟肋。在教育實踐活動中，這個問題漸漸凸顯出來：明明是老百姓對“四風”之弊反映強烈，一些人卻不以為意;明明是群眾對某些領導干部的言行嘖有煩言，有的人卻了無愧畏。這種主觀感覺和客觀評價的落差，恰表現為對標準的認識。
為民務實清廉是有客觀標準的，不僅見諸文字，更在老百姓心里。其實，人皆有品，都擺在那里，大抵可以分出好的、比較好的、比較差的。為什么衣冠不整的卻昂然自得，一身毛病又渾然不知?也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就其低而不求其高。有人說，一不占二不貪、不違法不亂紀，還有什么自責反省的。二是責人苛而待己寬。對上級、下屬、同事的缺點看得又細又準，卻很少用同一標準鏡照自己，滿臉油污卻不自知。三是虛其論而不循其實，表態、指導、批評時，深度廣度高度都有了，但從不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講稿一扔，該干什么還干什么。可以想見，倘若對自己的要求僅限于守住法律底線，滿足于發現別人問題，止步于正確表態，照這個標準，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豈不是多余;反思、檢討、改進、糾正就更談不上。
司馬光曾有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千古不刊之論。他在《訓儉示康》中寫道：“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為什么?因為“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司馬光的政治主張，未必值得推崇，但其對官德的認知，高人一籌。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黨員干部要有品德操守，努力追求德高于世，行高于人。很難說居尊席腆、潤屋華身是違法，也很難說修齋建醮、取香覓寶是私罪，然而這至多不過是做人的底限。倘以這樣的標準看，房子的面積還未達標呢，車子的規格還得提高呢，工資收入還要上個臺階呢。于是就出現這樣的現象：一方面，要官比誰都亢奮，爭待遇比誰都計較，比享受比誰都內行。另一方面，擔責任比誰都消極，干工作比誰都偷懶，秀政績比誰都精明。這樣的描述可能極而言之，但這種現象、傾向、價值取向，在領導干部中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地存在著。“四風”之弊的背后，是老百姓的追問：當國家遇到風浪風險時，這樣的領導干部會不會挺身而出;當是非曲直擺在面前時，這樣的領導干部會不會直言無隱;當利益關系發生矛盾時，這樣的領導干部會不會顧全大局?明確地回答這些問題，正是領導干部的責任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期望所在。
或者說，領導干部也不是圣人，這不錯;但領導干部也不是平常之人，也是實情。周總理說，領導干部如果有什么特殊，就是要比別人做得更好。更好，就是標準：要求更高，自律更強。不能比誰說得都好，比誰做得都差;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卻不做。用這樣的標準衡量，恐怕大有反省改進之處。面對困難和責任，是不是主動擔當;面對名利誘惑，是不是自覺抵制;面對福利待遇，是不是淡泊自守……與老一代共產黨人相比，與老百姓殷切期待相比，其中的差距，能無愧哉?
顧炎武在《大臣》一文中感慨地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乎政化之隆污。”意謂，官員公德私德對社會風氣影響甚巨。社會生活中存在不良風氣往往源于官場，領導下決心，就能解決;既少決心更無行動，老百姓只能是有看法卻沒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干部能夠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則，處處敬慎戒懼，糾正“四風”之弊，樹立良好風尚，應可以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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