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之道路

中國當前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是走上繁榮昌盛成為數一數二的世界強國或是走向動蕩戰亂走向分崩離析，未來10年將決定中國之命運。而政治上是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不改變，還是在經濟市場化私有化之后政治西化資本主義化，兩種道路、涇渭分明，何去何從是關乎人民之生死國家的存亡的大問題。

中國的近現代史實從落后走向發展的歷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不斷對腐敗的滿清政府進行侵略、對中國進行瓜分，中國淪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淵，這時，中國面臨第一次選擇，是改良封建制度君主立憲還是發動資產階級革命推翻滿清政府，辛亥革命給出了回答，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徹底推翻了腐朽反對的滿清政權（現在居然有人否定這場革命，把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于滿清貴族統治者能夠實行立憲實行改良，真是天方夜譚）。但是由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導致袁世凱奪權和軍閥混戰割據，國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剛剛取得勝利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就開始對共產黨進行血腥的清剿，而這導致的是內戰是國家的混亂而給了外敵可乘之機；日本侵華戰爭也最終促成了國共二次合作，經歷了八年抗戰的血雨腥風。中國終于迎來了抗戰的最終勝利，而這又把一個選擇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一條道路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腐敗的蔣介石政權，一條道路是代表勞苦大眾的社會主義中國。最終中國選擇了共產黨，人民跟隨了毛澤東。三年解放戰爭無數先驅的鮮血換來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但是新生的中國并沒有得到喘息之機，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帝國妄圖用戰爭打垮新生的政權，可是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終都是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中蘇的決裂使中國的國際環境十分險惡，而國外紛爭不斷國內也未能安寧，大躍進、反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浩劫直接的結果就是社會政治動蕩、經濟混亂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沒能提高，社會問題日益尖銳。四人幫的粉碎為文化大革命徹底畫上句號，同時也使中國不得不進行又一次選擇。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確定了改變極左路線逐步開始了改革開放，先是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來代替人民公社，工業上則以承包、租賃和股份制改造代替國有國營。乃至現在的私有制經濟大發展和外資企業的大量進入。改革在糾正了極左路線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極右，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化直接導致的是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的上升。而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導致了嚴重的腐敗問題，經濟上的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又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扭曲。而這樣中國目前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如果中國繼續沿著這樣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下去，可以預見的是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嚴重，資源枯竭、環境嚴重破壞；社會分配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矛盾不斷上升；拜金主義金錢至上權力至上不斷地挑戰社會底線。而隨著國有企業的破產和倒閉，剩余的優良資產也逐步私有化，原有的國有經濟主體地位已經完全為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所取代，一方面是中國成為世界資產階級的天堂、一方面是大量的下崗職工和農民工都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不得不為新興資本家打工。到處都是血汗工廠，到處都是赤裸裸的剝削和壓榨。在礦山、在建筑工地、在遍布全國的代工工廠，廉價的勞動力居然被作為“人口紅利”為少數人牟利。經濟發展的同時是人民中的絕大多數淪落為雇傭工人和小商品經營者，為養家糊口而奔波；而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掌握公權力的官僚階層，“官商勾結”共同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這就是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和腐敗的根源之所在，而如果沿著這條道路發展下去，可以預見的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富者越富窮者越窮，人民承載越來越繁重的勞動和越來越沉重的生活壓力（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大幅上漲、生活水平實質上的下降，沉重的稅負）卻只能得到低廉的有限的收入。而占社會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卻實實在在地先富起來，卻沒有去帶動“共同的富裕”而是越來越積累資本、侵吞國有資產，去發財致富。而本應為民服務的官員階層也利用手中的公權力承攬工程、插手公司經營，礦山、房地產、公共工程到處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而官員隊伍的不斷膨脹，高收入低效率和普遍性的腐敗。官員也越來越把自己定位在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以國家的名義所要維護的卻是包括他們在內的資產者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訴求受到這些本應代表人民的官員階層的無情踐踏，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一些人認為，中國現實中官員的腐敗和官權力的膨脹是因為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實行政治改革，也就是中國如果模仿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改變一黨制政體，改變共產黨執政就可以實現政通人和。存在這種看法的人代表的是極右勢力，所要最終得到和實現的是所謂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所掩映的少數人（富有階層）對多數人（雇傭勞動者）的統治地位，是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使人民得到一點點十分有限的選舉權的同時失去更多的經濟權力。而這些人故意去忽視這樣一種事實，腐敗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糖衣炮彈的直接結果。正是改革開放之后資本主義價值觀對官員隊伍的侵蝕和直接來自外資和資本家的物質和金錢誘惑才導致了大量官員的腐化。而所謂的資本主義西方式的民主，也不過是一種有限的選舉而最終起作用受保護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不可能是全民的共同利益的民主。而所謂的資本主義福利制度，不過是資本主義面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與斗爭不得不對雇傭勞動者利益和訴求的有限滿足，是資產階級為了消除社會不滿和擴大社會消費化解經濟危機而采取的改良措施。而高福利所不可避免的高稅收高赤字也造成資本主義國家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中國如果全盤西化，無疑是放棄我們剛剛用革命取得的權力，保護私有產權就是保護資本主義制度保護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壟斷，也就是使勞動者失去主人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仍然使勞動成為謀生的手段。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官員隊伍是十分清廉的，吃苦耐勞，人民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而正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資產階級東西從物質從文化上不斷地侵蝕人民的心靈，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成為主導、金錢和財富成為社會衡量個人的最高標準，其后果是一切行為的金錢化，全社會道德的淪喪、社會責任的缺失，才最終帶來了官員隊伍的腐敗。由于官員隊伍直接掌握著巨大的公權力，使得他們直接成為資產階級必須拉攏爭取的對象，而這才最終形成了制度性的腐敗。

改革開放帶來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帶來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也直接造成目前中國政治腐敗、經濟發展分化等等諸多問題。有些人就把這一切都歸結于改革開放，而認為正是這種席卷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運動，以及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才最終導致了蘇東劇變，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這些人所希望的是把中國帶回傳統社會主義的老路上，計劃經濟的平均分配的“蘇聯模式”，而這些人必須回答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把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長期的經濟封鎖和政治斗爭以及和平演變這些外在的因素去除掉，蘇聯模式本身體制上的缺欠才是蘇東劇變的主因。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受到來自國內反動勢力和國外干涉勢力的內外夾擊，但是在全體人民的支持下最終不僅僅生存下來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政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更突顯了社會主義政權巨大的凝聚力。但是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體制的僵化和內在的不足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與高積累高投入相對應的高浪費，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所導致的勞動低效率，尤其是經濟的發展沒有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均衡，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顯然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相違背，這就是蘇聯模式自身上所存在的先天不足，對社會主義原則的扭曲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恰恰說明蘇聯模式的不成熟。而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蘇聯模式本身所存在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缺欠，不能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主義，而是教條的僵化的認識社會主義，那么就無法發展社會主義，無法產生一種能夠為人民所接受的能夠為全社會所認同的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政治經濟制度。而單純的以蘇聯模式為目標的“革命”不是發展而是倒退，這些人所代表的“極左”觀點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那么，站在歷史十字路口上的中國應當何去何從？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只能符合少數官員和資本家階層的利益不是中國人民的天堂。而蘇聯模式的傳統社會主義也由于內在的缺欠無法擔負起為全民帶來幸福生活的能力，已經為社會發展所揚棄。中國只能向前走，重新建立在全民利益與訴求之上構筑全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基礎上重塑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制，以與資本主義經濟方式在市場上一爭高下為目標，把經濟成果平等的分配給每個勞動者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來爭取人民的支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證人民的政治經濟平等，以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以這樣一種“新社會主義制度”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挑戰。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完成社會主義的涅槃重生，這才是符合大多數中國人利益的中國未來的選擇道路。

資本主義并不美好，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堅定的走下去，開創新的世紀，這才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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