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漢成
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改革，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黨內的腐敗嚴重，人民在不斷的喪失民主與自由，人民民主專政正在蛻變。由此，一些“左派”人士跑出來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倫理，理應推翻！右派們也跑出來說，兩極分化，腐敗，民主與人權的喪失，全是“一黨制”惹的禍，中國應該學西方，走“多黨制”的道路。
是的，中國的經濟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我們是不是就要將這個黨全盤否定呢？“多黨制”能否消除兩極分化，遏制腐敗，讓人民獲得廣泛的民主與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擁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擁護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以用一分為二的哲學眼光，回答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不能全盤否定共產黨，為什么不能走“憲政”道路，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問題。
一、當代中國的社會屬性
1985年，鄧小平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二十多年后，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到了市場經濟。私有制由幕后走到了前臺，從配角唱起了主角，從改革前的百分之零點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改變了鄧小平設定的根本原則。今天的中國，已遠遠不同于毛主席提出來的“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時代的形勢，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已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制度何從鞏固？
毛主席說：“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如今的中國，還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嗎？當然不能！是否等同于資本主義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政權還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還沒有改變。由此，現在的中國既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又不等同于資本主義，到底處于怎樣的一種社會屬性呢？眾所周知，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與發達的資本主義相比，技術經濟上處于劣勢地位，改革后開放的主要對象又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這就使得在對外貿易中喪失了獨立與自主，處于美國等西方列強的附庸與從屬地位，逐步演變成為了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以及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地。成為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殖民地。私有化的改革，造成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嚴重脫軌，不僅產生了資產階級，造就了買辦官僚資產階級，還為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染上了濃厚的封建色彩。
二、三大思潮與兩種前途
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流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決定著社會的根本屬性，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翻版，當前的中國，歸根結底，主要有三大思潮：
第一種是鄧小平理論。主要是突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推行市場經濟，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雖然，鄧小平摒棄了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拋棄了路線斗爭與階級斗爭，但南巡講話中不僅提出了“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的著名論斷，還提出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 的命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理論的核心理念是既要以資本主義的模式發展經濟，又不得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其亮點是必須堅持共同富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目前，雖然鄧小平理論仍然占領著黨的指導思想地位，但是，經過三十多年實踐的檢驗，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戰！
第二種是資本主義思潮。改革開放前稱為右派，鄧小平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現在亦稱之為新自由主義。主要特征是追求個人價值，崇尚自由競爭，經濟制度上推崇完全市場經濟與徹底私有化，政治上推崇“多黨制”，走西方的“憲政”道路。在“反右”與“文革”中，資本主義思潮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鄧小平主政期間，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開啟了自由化的閘門，雖然，相繼受到了組織處理，鄧小平也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他們的思想路線并沒有受到廣泛深入的批判，殘余勢力并沒有受到組織處理，鄧小平去世后，新老右派們以《炎黃春秋》、“南方報系”為大本營，極力詆毀毛澤東思想，詆毀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瘋狂篡改黨史。為蔣介石樹碑立傳，為戈爾巴喬夫歌功頌德，為胡耀邦、趙紫陽招魂立幡，為在“反右”與“文革”遭受批判的右派與走資派鳴冤叫屈。
當前，黨內死不改悔的右翼分子，正在與西方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勢力，與依附于國內外資產階級及其利益集團的右派“精英”結成了同盟，構成了資本主義思潮的政治基礎與社會基礎。漸呈做大做強之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右派們熟諳這一規律，在完成了經濟制度的轉軌變型后，迫不急待的敦促政治體制改革，推崇西方的“多黨制”與“憲政”道路，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改造為執政黨。黨內的極右勢力、資產階級、漢奸、右派們正在上下呼應，通力協作，不遺余力地實現著這一種前途。
第三種是社會主義思潮，亦有人稱之為社會主義派、人民派、左派、“毛派”共產黨人。“毛派”共產黨人認為，無序的自由市場經濟是造成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罪魁，摧殘了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私有制是一切的戰爭與禍亂的根源，是一切私欲與罪孽的禍首，所有的人類，在個體上應該享有平等的經濟與政治權，不應存有剝削與壓迫。社會主義派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經濟制度上推崇可持續發展的有計劃經濟，推崇公有制，政治上擁護以信仰以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的領導，信仰毛澤東的大眾民主。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頁）根據鄧小平的論斷，改革已經走上了邪路！日趨加劇的兩極分化、先富帶后富的破產、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嚴峻的腐敗態勢，烽煙四起的社會矛盾，險惡的國際環境。迫使共產黨人不得不對于三十多年的改革進行反思，呼吁扭轉改革的方向，日益覺醒的“毛派”共產黨人，知識分子與廣大的勞動人民構成了社會主義復興的政治基礎與社會基礎。他們正在積極而努力工作，促進黨的路線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
三、西式“民主”是通向資本主義的捷徑
近些年來，我們時常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那些吃著共產黨的俸祿的西化派“精英”們，一方面，在瘋狂詆毀、謾罵中國共產黨，恨不得中國共產黨從這個地球上消失。另一方面，卻一個也不肯脫離共產黨。在這個地球上，有人罵共產黨并不奇怪，譬如美帝國主義、蔣介石就長期罵共產黨是“共匪”，但是，他們和共產黨畢竟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而共產黨的人罵共產黨，又不肯脫離共產黨，這就令人奇怪了！
這是為什么？右派們深知，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黨。當代的中國，畢竟還沒有開放“黨禁”，沒有走上“憲政”道路，所以，共產黨內的叛徒與內奸們既不具備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合法身份,也不具備以武力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條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以和平演變的方式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因此，他們嘗到了和平演變的甜頭，還是要背靠中國共產黨這棵大樹，利用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不費一槍一彈，一兵一卒，借“多黨制”的政治體制改革跨進一個能與執政黨競雄的門檻，獲得一個能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身份，達到既要借共產黨這把快刀殺掉共產黨，又要確保其榮華富貴，使自身利益不受損失的目的。
右派們是打著消除兩極分化，遏制腐敗，以及民主與自由的旗號來推崇西式“民主”的，那么，西式“民主”能不能消除兩極分化，能不能遏制腐敗，能不能讓人民獲得民主與自由？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私有制是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而“多黨制”的條件首先是生產資料的徹底私有化，只能加劇兩極分化，拉大貧富懸殊。其次，在私有制的條件下，雖然，各階級，各階層人人可以組黨，但是，要想成為執政黨，沒有國際資本利益集團的支持，沒有國內強大的經濟支撐，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有多少“黨”，執政的其實就是一個黨，這就是“金錢黨”，因為只要是在私有制的條件下，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總是受著資本的操控，喪失民主與自由的總是勞動人民，就拿中國來說，由于私有化的改革，近年來，新生的資本家們不是紛紛被選進各級人大、政協參政議政了嗎？所謂“競選”，充其量不過是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爭權奪利的內訌。在對于勞動人民的壓迫與剝削上，在對弱國的資源掠奪上，資產階級的利益與目標始終是一致的。所謂的西式“民主”不過是這些右派與漢奸們為人民設下的一坑陷阱。再次，如果中國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首先是軍隊國家化，軍隊也就喪失了人民軍隊為人民的本質屬性，蛻變為資本與勢力集團的雇傭軍。中國將會陷入到四分五裂的權力斗爭的漩渦。
四、共產黨應承擔復興社會主義的責任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總是需要一個領導核心，革命的戰爭，需要這個核心來運籌，社會主義道路，需要這個核心來領導，革命與建設的方針政策，需要這個核心來制定，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需要這個核心來糾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曾屢屢迷失方向，但是，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流砥柱，在多次的危急關頭，將黨從錯誤的路線上扭轉到正確的方向上來。鄧小平說：“在政治上，從遵義會議以后，黨內雖然有過錯誤的路線，但是毛澤東同志總是用正確的路線去克服錯誤的路線，因此，從那以后黨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38頁1965年6月）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封鎖與制裁，面對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挑釁，中國有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領袖把握正確的航向。對于黨內的修正主義，毛主席則采取大眾民主的辦法，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黨內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上發生了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顯然，鄧小平摒棄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辦法，而是運用了個人的權威，啟動了國家機器，致使在短短的三年內倒臺了兩任總書記。
但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如果省、市、自治區的各級黨委、政府發生了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中央和國務院完全有能力進行糾錯，如果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發生了修正主義，又由誰來克服與糾正呢？這不僅為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一個新課題，也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共同的遭遇。社會主義的蘇聯在失去了列寧、斯大林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將馬克思主義的黨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當前的中國共產黨，既已失去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失去了鄧小平這樣權威的老一代核心領導人，誰來領導與發動繼續革命，誰來啟動國家機器？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是為著全人類求解放的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天賦的革命性，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階級！就是解放被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眾，讓人民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因此，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共產”兩個字上，所謂“共產”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如果丟掉了公有制，共產黨也就成為了“私產黨”或“分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還有什么區別？有人說，革命不利于發展生產力，落后就要挨打！我們說，落后有兩種，一種是經濟上的落后，一種是精神上的落后，只要精神不落后，革命就既能消滅階級，又能發展生產力，同時還能夠打倒國家、民族與人民的敵人！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武器與裝備不是落后于日本帝國主義嗎？日本帝國主義不是被中國人民打敗了嗎？解放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不是落后于國民黨反動派嗎？國民黨反動派不是被我們打垮了嗎？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不落后嗎？號稱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不是被我們打敗了嗎？如果精神落后了，即使經濟發展了，同樣可能挨打！因此，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全面、準確的把握革命與發展，精神與物質的辯證關系，以革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生產力的發展保障革命成果，如果僅僅是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忘記了革命性，共產黨也就不該稱之為共產黨了，而只能稱之為“經濟黨”或者“生產力黨”了，因為封建的官僚們也在注重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國家也要發展生產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就是因為新民主主義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如果沒有打土豪，分田地等等的革命行動，人民也不會支持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如果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豈不是白流？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是那一個人確定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集體做出的選擇，是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選擇，是全國人民的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通過“三大改造”建立起來的，鄧小平說：“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頁《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1979年6月15日）。關于我國在公有制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所謂“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這就不是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較，而是與發達的資本主義相比較，前三十年的工業發展的平均速度也是比較高的！
改革開放中，雖然，“精英”們屢屢打出了“創新”的旗號，但是，人民看到的結果并不是什么制度上的“創新”，而是資本主義的復辟，農村由集體化轉向分田到戶能不能稱之為“創新”？發展私有制能不能稱之為“創新”？正是因為產生了私有制，原始公社才得以解體，所以，私有制是老皇歷，老古董，在中國已經延續了幾千年，實在不能稱之為“創新”！市場經濟能不能稱之為“創新”？中國是市場經濟的發源地，早在商周時期，國家就強調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由于過度發展的商業影響了農業生產，公元三百多年前，魏國的李悝還提出了“重農抑商”的治國方略，到了宋代，中國的商販、商鋪、當鋪、錢莊已遍布于市，市場經濟已經很發達。因此，市場經濟實在也不能稱之為“創新”！醫療、教育、住房的產業化能不能稱之為“創新”？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資本主義也在加大推行社會福利事業的力度，而中國卻是反其道而行之，鄧小平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7頁）鄧小平的論述說明了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發展，超出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的發展，可見，改革并沒有找到一條既優越于社會主義，又超脫于資本主義的制度！
“精英”極其右派們又說，雖然，改革經歷了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各種轉型，雖然少數人占有了多數的社會財富，出現了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貧困群體。但是，老百姓并沒有造反，中國并沒有出現大面積的動亂，還能保持基本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他們又提出了“頂層設計”的新概念，說什么要繼續深化改革，永不停頓，“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什么是“頂層設計”？奇怪，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嗎？現在怎么又將這個“總設計師”拋棄了呢？你們不是倡導“民主”嗎？倡導“自由”嗎？難道這個“頂層設計”不是反民主的嗎？不是反自由的嗎？改革當然是需要的，但是向哪個方向改？走哪一條路線？思想路線上的方向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鄧小平說“思想路線不是小問題，這是確定政治路線的基礎，正確的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實行，關鍵是思想路線對不對頭。”（鄧小平文選《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1979年7月29日，第2卷第191頁）中國的經濟已經市場化了，私有制經濟已經占取了主體地位了，住房、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事業已經產業化了，還要改什么？怎么改？你們的所謂“設計”是繼續走資本主義的路，還是走社會主義的路？總要說出一個子丑寅卯來吧！至今為止，沒有一個“精英”及其右派們拿出來一個令人信服的方案，不錯，二十年前，鄧小平不僅說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話，還說過：“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鄧小平文選《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第3卷第158頁）不是說“公平與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嗎”？試看當今中國，一邊是“朱門酒肉臭”，一邊是“路有凍尸骨”這些難道就是你們的“公平與正義”嗎？不是說“要讓人民活得更加有尊嚴”嗎？因為“強拆”而屢屢發生的“自焚”，為了維權而被關進“黑監獄”，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說的人民的“尊嚴”嗎？因此，改革是必須的，關鍵看你怎么改？如果繼續沿著資本主義的方向改，那就不僅是死路一條，而是走上了絕路了！說穿了，所謂“頂層設計”就是“精英設計”，無非是忽悠，我們要向這些“頂層設計”的倡導者們大喝一聲：“頂層設計” 又是一個陰謀！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不爭論”的時代已經結束，“大討論”的時代應該到來！
任何一個政黨，終究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政黨，總是代表著一個階級或某一個集團的利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既不代表階級利益，又不代表某一個集團利益的政黨，也沒有同時代表兩個階級利益的政黨，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一腳要踩兩條船，既要為資產階級謀利，又要安撫勞動人民，過著既要兩頭討好，又要兩頭受氣，承受兩面夾攻的日子。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為了維護其階級統治，不得不采取提高福利的辦法安撫民眾，而中國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拿不出多少錢來安撫貧困的階級群體，由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嚴重脫軌，因此，騎墻只能是暫時的！
當前，可供中國共產黨選擇的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是勇敢地承擔起黨的宗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責任，反思改革，糾正路線錯誤，領導人民走復興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引領中國人民走向光明之路，是中國共產黨浴火重生的新生之路，同時也是引領全世界勞動人民走向徹底解放的道路！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村委會”不同意，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四處乞求西方世界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這些地球村的“村委會”就是不認可，其根源就在于中國還是共產黨在執政，只要是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就有翻盤的可能，所以，這些“村委會”的成員們不放心。二是黨內的右翼分子們不同意，他們說，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三是新生的資產階級不同意，他們說，掠奪的也好，剝削的也罷，總之，我們的私有財富是你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帶來的，是合法的，現在，你共產黨要想走回頭路，我們只有將財富轉移到國外去。
第二條就是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與廣大的人民、與社會主義分道揚鑣，開放“黨禁”，走西方“憲政”道路，然而，中國過去走資本主義走不通，現在是否就走得通呢？從國際環境來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不同意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否就意味著贊同與幫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了維護世界霸主的地位，從情理上與邏輯上來說！美國是不可能希望中國發展與強大起來的，在毛澤東時代，經過三番五次的較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知難以從政治與軍事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得不放下地球黑老大的架子，跑到中國來，與毛澤東套近乎，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中國加入了WTO，西方資本主義重新看到了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希望。改由以金融掠奪，意識形態滲透，經濟壓迫與綁架為主，政治軍事上顛覆為輔的策略，中美不是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嗎？美國為什么不是在中國的近海軍演，就是向臺灣出售軍火，不是支持達賴，就是支持熱比婭，再就是鼓動南海諸國搶奪中國的近海資源，老是和中國過不去？不是說“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嗎？奧巴馬的新軍事戰略怎么將中國列為打擊對象呢？眼前的事實同樣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列強是不會也不愿意讓中國發展與強大起來的！然而，近些年來，由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的密切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金融掠奪，意識形態滲透，經濟壓迫與綁架是順風順水，得心應手。再從國內來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然將人民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就必然要犧牲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這不僅是共產黨的宗旨所不允許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國，少則十年、二十年，多則三、五十年，必然要暴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武裝革命。引發動亂，而中國亂，中國肢解，這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夢寐以求的，只要中國一亂，美國才能有理由制裁你，才能理由賴賬不還，才有理由以武力支持反對派，時下的中國，雖然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造反？沒有出現大面積的動亂？并不意味著人民就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擁護資本主義的改革，一是因為人民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寧愿犧牲自身利益，也不希望國家動亂，二是人民已經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正在覺醒，在等待中國共產黨能夠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
如上所述，如果中國走上了西方“多黨制”的道路，即使中國共產黨還能成為執政黨，也難逃臺灣國民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命運，政治生命也就壽終正寢了，所以，這是一條不歸路，不僅是共產黨的宗旨所不容許的，執政者們也將承擔歷史的罪名。所以，日益覺醒的“毛派”共產黨人不同意，擁護毛澤東思想，擁護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們不同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大眾不同意，時下的中國共產黨，似乎已經陷入兩難的困境！
現實不僅將兩條道路的抉擇擺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面前，也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新課題，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蛻變為“經濟黨”，我們是否還要另外弄出一個“黨”來復興社會主義呢？是否要弄出一個其他的政治力量來與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呢？答案是否定的！鄧小平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群眾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8頁）鄧小平是懷著對毛澤東無限崇敬的心態做出這一番表述的，在上述的表述中，充分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錯誤路線的領導，一九二七年前，雖然，中國革命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們并沒有選擇與共產黨分道揚鑣，而是與黨內的錯誤路線斗爭，糾正錯誤路線，如果他們另起爐灶，不是壯大了黨的力量，而只能是削弱了黨的力量，延誤了革命的進程。第二，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什么選擇了毛澤東思想？而不是選擇陳獨秀、王明等人的思想，因為實踐證明，有了毛澤東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所以，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鄧小平充分肯定了領袖對于推動歷史進步的巨大作用，同樣的道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物對于歷史前進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今天的局面是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什么是修正主義呢？恩格斯有過精辟的描述：“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頁）毛澤東說“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修正主義的表現是急功近利，為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抹殺與放棄階級斗爭，其產生的根源在于不懂馬克思主義，正如恩格斯所說，不管他們是出于何種真誠的動機，其結果必然是將革命黨蛻變為經濟黨，使國家走向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中，鄧小平為什么說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不知道“河”的深淺，如果知道了河的深淺，直接淌過河去就行，干嘛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認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其實不然，鄧小平雖然主張市場經濟，主張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但他同時又說了“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8頁《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1980年12月25日）這就表明了鄧小平想過的是社會主義的河，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河，只是在“過河”的方法上出了紕漏！
近些年來，西方資本主義一再強調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多次承諾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那么，既然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首先，中國共產黨就必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黨，我們應該對誰“負責任”呢？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負責，還是對國內的資產階級負責？毛主席說我們的責任，就是向人民負責，因此，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對全國人民負責，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業負責，對共產黨的根本宗旨負責。所以，中國共產黨理應承擔復興社會主義的責任。
五、復興社會主義的三大基礎
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黨內嚴重的腐敗，人民民主的喪失，于是就有人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哀嘆說：共產黨沒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救了，我們說，雖然中國共產黨丟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魂不附體了，脫了社會主義的胎氣，但是，還沒有“換骨”，這個“骨頭”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塊牌子，只要這塊牌子沒有換，說明了共產黨的血脈還在，什么是共產黨的血脈呢？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復興社會主義具有強大的社會基礎！
（一）政治基礎
有人認為，現在的黨內高層只有“特色派”與“改旗易幟”派，沒有社會主義派，顯然，這是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悲觀態度，是一種孤立與靜止的眼光，不僅是偏見的，而且是危險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失去了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偉大的領袖，但是，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有信仰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與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有二百名中央委員，難道就沒有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沒有人是信仰社會主義？如此，那么也就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確實沒有生命力了，社會主義也就確實沒有生命力了。鄧小平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有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胡錦濤總書記說“決不改旗易幟”，在慶祝黨的90周年的講話中又特別強調，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去年的“兩會”上，吳邦國委員長向全國人民鄭重的發出了“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政治宣言。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與擁護。如火如荼的重慶“打黑”，不僅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同時也受到黨的一部分高層領導人的肯定與支持。近年來，又實施了從“GDP舊政”到民生新政的轉變，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極力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在干部隊伍中，開展了“大下訪”與“三進三同”活動。因此，我們應該看到，雖然“資改派”篡奪了一部分黨和國家領導權，一部分黨員已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分子，但是，在黨的領導者中，擁護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擁護社會主義還是大有人在的。這就充分說明了在我們黨內主張全盤西化的只有極少數人。因此，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中國共產黨混合一談是錯誤的，認為中國共產黨內絕對不存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認識是錯誤的。
（二）理論基礎
毛主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要鞏固自己的領導核心地位，就必須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72頁）毋庸置疑，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雖然，鄧小平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有悖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但他同時又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既提倡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又設置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根本原則，既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說不搞兩極分化，既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又提出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2頁《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1989年10月31日）長期以來，打著改革旗號進行復辟的資改派之所以打著燈籠向右拐，不敢明火執仗的復辟資本主義，更是不敢公開闡明其目標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又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不僅為后人反思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為政治體制改革設置了底線，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人復興社會主義留下了理論空間。
1984年10月22日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說：“按照現在的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1頁）鄧小平又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 1986年9月2日 ）但是，時隔二十多年，不僅產生了資產階級，兩極分化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0.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財富，基尼系數已達到0.5％,于是，人民對鄧小平理論開始了懷疑，對鄧小平后的改革舉措開始了質疑，不是說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與集體所有嗎？怎么將公有制企業全部“改制”成私有制了？不是說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嗎？兩極分化怎么愈演愈烈呢？鄧小平又說：“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鄧小平文選《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78年6月2日 ，第2卷第117頁）改革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說明了鄧小平的“我們不會產生資產階級”的論斷已經破產，先富帶動共富的理論已徹底失敗！鄧小平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7頁《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 1984年10月6日 ）鄧小平雖然說改革開放就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他又說：“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 1986年9月2日 ）這里，鄧小平所說的“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這個“大錯誤”指的是什么？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要求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可是，改革三十多年來，我們總結經驗了嗎？有了錯誤不但沒有改，而是犯的錯誤越來越大！勇于糾正錯誤歷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糾正“共產風”時，毛主席就說過：“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的判斷和決定。”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放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話，那么，應該以一分為二的辯證態度對待鄧小平理論，采取揚棄的態度，所謂“揚棄”就是通過總結經驗，對于鄧小平的經實踐證明正確的理論，就予以堅持，對于實踐證明錯誤的觀點，就理應拋棄！
（三）社會與實踐基礎
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改革，說穿了，就是學西方，那么，西方是否就是“精英”們口中的人間天堂與極樂世界呢？如果中國學了西方，就能消除兩極分化，就能遏制腐敗，就能讓人民獲得廣泛的民主與自由，如此，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美國人民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徹底擊破了普世價值的謊言，撕破了西方“民主”的假面具，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資本主義陣營日益加劇的經濟大衰退，打碎了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利于發展的神話，暗淡了資產階級極其右派妄圖以西方“民主”作為誘餌以達到顛覆中國政治體制的圖謀。
有比較才有鑒別，改革開放之前，一部分人們對于毛主席提出來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并不理解，并沒有從實踐中領悟到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修正主義的肆虐，資本主義的復活，封建殘渣余孽的泛起，資產階級群體的暴富，官僚資產階級對于人民的搶劫與掠奪，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為廣大人民提供了生動的教材，越來越多的人民已經逐步的覺悟與清醒了起來，認識到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是多么的偉大，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論斷是多么的準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必要與及時！
私有化的改革不僅創造了資產階級，也造就了無產階級，激化了兩個階級的對立與斗爭。也正在為他們的夢想制造掘墓人。搶劫、掠奪、壓迫與剝削是私有制經濟所固有的本質特征，只要私有制的存在，資產階級絕不會停息對于人民的壓迫與剝削。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中國的私有制經濟正處于萌芽與成長期，固有的本質矛盾還沒有暴露出來，近些年來，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與烽煙四起的社會矛盾明白無誤的告訴人民，哪里有壓迫，有剝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廣大的勞動人民已經日益覺醒，越來越充分的認識到，在私有制的條件下，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成為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可能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可能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而要想創建和諧社會也是絕對不可能的！自“通鋼”事件以來，反侵權的社會性群體事件層出不窮，反剝削、反壓迫的罷工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最近發生在廣東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事件、陸豐烏坎村民反征地事件表明，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復興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正在迅速擴大，復興社會主義的條件正在日益成熟！讓一切邪惡的資本主義勢力及其漢奸右派們，在人民大聯合的面前發抖吧！
六、團結與聯合是革命的勝利之本！
雖然，人民在日益覺醒，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隨著復興社會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身居要職的走資派卻依然不思悔改，對外，屈從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干著出賣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勾當。對內，繼續死心塌地的推行私有化，敦促旨在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否就只能聽天由命呢？是否就意味著無所作為而放棄斗爭呢？當然不是！“五不搞”不是一句空洞的標語口號，是具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誰來落實？怎樣落實？因此，復興社會主義！將是一場任重道遠的、十分復雜與艱巨的更為兇險的人民革命！如何進行這一場革命？則是每一個“毛派”共產黨人需要思考與回答的問題。
有人提出了“左右合圍”的主張，須知，這一種主張不僅是錯誤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其危險之處在于出發點與根本目的不同，左派否定的不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錯誤路線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為了復興社會主義，從而提出了革命的口號，而右派們則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他們的目的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掃清障礙。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 1919年7月4日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古往今來，帝國主義、封建皇帝、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都是貌似強大的，但是，當作受壓迫的民族、被剝削的人民一旦聯合與組織起來，他們就不再強大了。一切統治與壓迫人民的邪惡勢力在人民大聯合的面前就會顯得渺小，古今中外，弱國聯合起來打敗強國、人民聯合起來推翻統治階級的事例不勝枚舉。因此，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漢奸與右派等一切反社會主義的邪惡勢力，他們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群眾的大聯合！在中國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變強。靠的就是與民眾的聯合，毛澤東的一生，就是與民眾聯合的一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與民眾聯合的歷史！
早在抗日戰爭的國共合作之初，毛澤東就指出：“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醒民眾’四個字。孫先生臨終時的這個遺囑，說他是積四十年的經驗，深知必須這樣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據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實行這個遺囑？究竟根據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關頭還不下決心實行這個遺囑？誰也明白，統制、鎮壓。是和‘喚醒民眾’的原則相違背的。單純的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是決然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然而，蔣介石代表的是官僚資產階級，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聽從毛澤東的建議，既不相信共產黨，也不相信民眾的力量，只相信上帝，只相信美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炮，寧愿奉行“攘外必先安內”，寧愿統制與鎮壓人民，所以，不僅“國共合作”分裂，民眾也就不愿意和蔣介石聯合，不僅延誤了抗戰勝利的進程，最終自己也被人民趕到了臺灣去了。
因為與民眾的大聯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開辟了社會主義的新天地，成為了執政黨。改革開放后，修正主義者“過河拆橋”了，他們不是與人民聯合了，而是一腳踢開了人民，對內，與新生的資產階級聯合，統制、壓迫與剝削勞動人民，對外，與西方資產階級聯合，掠奪中國的資源，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修正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反動的知識“精英”們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人民怎么辦？事實告訴人民，只有聯合才有出路！然而，近些年來，人民聯合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卻是成效甚微。漢奸茅于軾、袁騰飛公開污辱毛澤東，謾罵共產黨，此類背祖忘典之徒，理當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去年六月，五萬人聯名公訴茅于軾，乃是無果而終，而法學界的反共頭領陳有西被則冠上了“優秀共產黨員”稱號。茅于軾、袁騰飛污蔑毛主席，陳有西謾罵共產黨，并不奇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會有內奸，總會有敗類。然而，毛澤東親自締造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對五萬人簽名公訴的茅于軾置若罔聞，不予理睬，謾罵共產黨的人成為了“優秀共產黨員”這就不能不奇怪了，不能不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了！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了，去年9月9日，山西太原李忠等人為了祭奠毛澤東逝世三十五周年而處以行政拘留，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人民自發祭祖難道也有罪嗎？這一切說明，當前的中國，政治倫理已是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到了極限！
前年底，當局在天安門廣場立起了孔子像，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痛斥，可憐的孔子在天安門前只逗留了一百天，就灰溜溜的遷移走了，去年8月，方正縣為日本開拓團立起了“鬼子碑”，幾名網友潑了漆，一夜之間亦沒有了蹤影。是當局覺醒了嗎？是當局情愿的嗎？不是的！可以斷言，如果孔子像再不遷移，將淹沒在人民的唾液之中，豈不是讓孔老夫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讓尊孔的當權者丟臉？如再不遷移，不日之內，一定有人去將其推翻在地。至于方正縣的“鬼子碑”，如果不是幾名網友在“鬼子碑”上潑了漆，也會有人將其拆除，這就印證了毛主席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么“孔子”遷移了，“鬼子碑”拆除了，而五萬人民聯合簽名公訴茅于軾卻是毫無結果呢？歸根結底一句話，人民聯合的力量還不足以打倒這一類的民族敗類！其震懾力量還不足以引起當局的醒悟！這一切都在向國人昭示著一條真理：不聯合起來，我們就失去了復興社會主義的本錢！不聯合起來，人民就沒有出路，不聯合起來，革命就不會有成效！因此，一切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知識分子與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團結與聯合，結成復興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這就是復興社會主義的唯一出路！
有人認為，文化革命歷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專利，是無產階級的專利，殊不知一切的文化、文學藝術、一切的媒體從來就具有階級屬性，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右派及其“精英”們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革命”一刻也沒有停息，人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右派漢奸們的目的則要顛覆社會主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他們的“文化革命”是與人民的文化革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反人民的反革命。從“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到“姓公姓私”、“姓社姓資”的交鋒，從《炎黃春秋》到“南方報系”，顛覆社會主義、顛覆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革命”停息過嗎？如果停息了，馬立誠何以作《交鋒》？辛子陵何以作《千秋功罪毛澤東》？茅于軾何以作《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孔慶東的“三媽的”，又何以在一夜之間，受到了空前絕后的八十多家媒體的大圍剿？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人民之所以失去了社會主義經濟陣地，就是因為“資改派”篡奪并控制了輿論的主導權，為了為自由化助威壯膽，他們置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立場于不顧，利用權力在黨報上高調為胡耀邦歌功頌德，為了繼續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他們又唱響了鄧小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南巡講話，這就不僅暴露了拉鄧小平理論的大旗，作為資本主義改革的虎皮的狼子野心，更是暴露了他們企圖利用鄧小平的南巡綁架黨的十八大政治路線的猙獰面目，人民切莫再要上了他們的當，受了他們的騙！
二0一二年二月十五日于江蘇
此文是在革命后代、退休教師鄭亞華同志的幫助與指導下完成的，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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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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