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設“套”，我本應反其“套”而行的
小時候，已學會寫文章了，就會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不可阻擋”的話，以此來比喻社會主義一定會取代資本主義；
再后來，漸漸知道，人類歷史大體是從奴隸制發展到封建社會，進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再而是走向公有制、消滅剝削、共同富裕、自由、平等和逐步實現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學哲學了，搞社會主義教育了，進一步懂得，社會必然走向進步，確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車輪”，但這是從總趨勢上講的，而在具體前行過程中，又總會有曲折；
到了文革年代，則進一步清楚：社會主義要取代存在幾千年的私有、剝削社會，比之封建代替奴隸制，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曲折會更大、更多、更長些，局中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存在幾千的奴隸、封建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整個社會已盤根錯節、在意識形態領地也根深蒂固、舊的剝削性的習慣勢力也還強大，所以，公有、無剝削的“社會主義”取代“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鑒于這一理論和當時的現實，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提出了要堅持社會主義、要經常搞社會主義教育。這個社會主義教育，一方面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另一方面也是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克服缺點、探索前進；這種教育，甚至應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否則，我們事業就會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從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上講，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堅持論和教育論是十分科學的。然而，讓人不解的是，我們新近這三、二十年，一些所謂精英，已基本上不講堅持社會主義、不搞這方面的教育了，而與我們不搞社會主義教育正好相反，西資們、國內資精們卻一刻不停地對我們社會主義穿謀設套，搞“溶基、挖墻”工作，并且在現實中“斬獲連連”。現在的中國，公開要共產黨換旗改制的話，對人們已不再刺耳。由此可見資精們穿謀設套的“成功”程度。照理，資精們對我社會主義穿謀設套，我們則應反其“套”而行的，而我們長期無動于衷，就不太應該了。也許，開始有點看不清，所以也不太相信毛澤東的反修防變理論的正確性，而今，資本主義的“謀”、“套”已大白于天下，并取得一些成功，這時，我們仍“大志若愚”般地漠視這一切，——這就讓人納悶啦！
寫到這里，有必要較為全面地“勾、點”資產階級政客的這方面理論和行動，從而幫助人們認識當代的社、資較量中，資本主義是多么重視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多么“嚴密地”建立自己的理論，多么精明地設計種種圈套！而我們自己則是多么地“放松”、“大度”！！
插一句話：誠然，人類的歷史主動性支配人們有時要學會自覺運用（適應）必然性曲折，有時要作“進三步、退兩步”式調整——如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那樣，然而，這種“退兩步”，必須是完全自覺的、有清醒底線的、有限度的、可控的。而我們這多年的現狀卻是——常在“事已如此，不繼續下去，不可能了”的狀況中勉強著，“維持”著，故使人民納悶著！！
一 有一種觀點，叫“和平演變”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說:“……蘇維埃共產主義統治著世界現有各國人民總數的三分之一……”(1)“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記住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2)
“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3)
──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說：“不讓國際共產主義取得外部勝利，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性的政策。這樣做法將使中蘇集團內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變，使其越來越謀求它們自己境內的人民的福利……”(4)
──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說: “高談‘解放’或‘和平演變’,當然都是很好的。”(5)
二 對社會主義“溶基、挖墻”的渠道
──1980年5 月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中寫道：“蘇聯需要同西方接觸。他們需要我們的技術，需要同我們做生意。他們無法阻擋我們的無線電廣播。他們無法同世界完全隔絕。當他們打開門，取他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應當把盡可能多的真理送過去。”(6)
──1982年10月,尼克松在《領導人》中寫道:“人民對人民的接觸以及文化和情況的交流……確是有助益的”(7)“以使貿易成為我們施加影響的手段──從而使它所造成的互相依賴關系對我們有利”(8)。1984年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說：“大規模增加財政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是兩方能夠為爭取第三世界的和平、進步和穩定所作的最好的投資。”(9)
"增加貿易和接觸,能夠促進蘇聯集團內部的和平演變。"(10)
“位于蘇聯帝國邊界上的匈牙利，很容易收到奧地利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未受干擾的廣播，因而徹底地受到了西方的愛好和思想的熏陶。”(11)
“無論是利用人員交流,還是通過交換書籍或廣播節目,將給這些壁壘后面的億萬人民以希望，并將逐漸侵蝕蘇聯制度的基礎。”(12)
"對于蘇聯制度來說,最大的危險之一, 就是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思想之間、他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人民之間、他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社會之間的接觸。這種接觸引起種種不受歡迎的對比, 播下不滿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將結出和平演變之果。"(13)
三 推行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掏‘心’摧‘魄’”
1988年3月13日，尼克松在《與蘇聯競爭的六種方法》中，提出了要用意識形態、外交、軍援、經援等方法同蘇聯競爭，并注意使用秘密活動的方法。他指出：“……如果放棄秘密活動，那實際上就是穿上了一件緊身衣。”(14)
1988年8月28日，尼克松在《必須使東歐獲得自由》一文中提出：西方必須促進東歐的和平變革。
1988年10月,基辛格對南朝鮮《東亞日報》談話時說,他期望“共產主義世界”通過采取“不同的市場經濟”、“共產黨作為社會領導力量的作用將減弱。”(15)
1985年1月，布熱津斯基表明這樣的主張：鼓勵東歐國家的“民主力量”來改變東歐國家。(16)
1989年3月13日，布熱津斯基著文認為：“……西方必須制定一項真心誠意地幫助實行系統改革的政策，兩者互相配合。如果只把金錢倒入蘇聯和東歐，那不僅僅是浪費，而且會延誤需要進行的基本改革。
相反，美國、西歐和日本應該堅持，提供任何實質性援助的互換條件是進行正式制定經濟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17)
1985年10月2日，舒爾茨說：“……反對共產黨接管的威脅的最好的防御力量是加強自由和民主。”(18)“我們面臨廣泛的挑戰要求我們從同樣廣泛的對付辦法中作出選擇：提供經濟和安全援助，向自由戰士提供援助，或者一旦需要采取直接軍事行動。”(19)
1988年10月7日,懷特黑德坦露了這樣的觀點:東歐處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美國及其盟國應抓住這一“歷史性機會”，采取靈活有效政策，“推進東歐和平的、積極的變革”。
1984年4月，尼克松在其著作《真正的和平》中寫道:“我們必須把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以便我們能夠從東方集團取得政治上的讓步，作為我們提供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20)
1988年，尼克松發表一部著作，名為《不戰而勝》，書中提出：美國和西方的目標應是針對蘇聯的目標不戰而勝地建立一個“自由世界”。
注：
(1)(2)(3)(4)(5)(6)(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0)《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第1─2、9、12、18、21、24、29、30、31─32、39、100 、114、147、151、15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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