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和欽：世界現代化中的民族國家的主體意識
世界現代化的動力不是單方面由先進的工業國提供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只提供了原始程度的近代財富意識，這種意識如果沒有落后國家的民族國家主體意識的抵抗，它就只能停留在原始的殖民主義階段。這種殖民主義公開在世界各地殺戮搶劫，販賣人口，推銷毒品，提倡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根本不想在世界上造就現代化的“公民”。落后農業國不能因為生產轉型晚了一步，就被說成“理”應成為征服對象。以中國為代表的落后農業國的民族主體意識對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抵抗，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現代化的格局。資本主義自身也因世界人民的抵抗發生了有進步意義的變革。所以，世界現代化是在先進工業國往往滯后的近代財富意識，和落后農業國的日益成長的民族主體意識的矛盾運動中實現的。這種矛盾的發展，使雙方的意識都發生著改變。先進工業國的近代財富意識必須向承認落后農業國的主體地位方向演變，落后農業國的主體參與意識也要逐步獲得與現代工業發展相適應的內容。
中國有燦爛的古代文明，長時期形成的“尊道”社會意識，始終同社會世俗生活保持著密切聯系。當資本列強入侵造成社會世俗生活發生愈來愈深的危機時,“替天行道”的社會意識就逐步演變為群體主體意識。到20世紀20年代，這種群體主體意識與先進工業國中工人階級的階級主體意識發生了強烈的共鳴，從此新的解放潮流一發而不可收拾。“替天行道”意識經百年變遷，發展為有極大凝聚力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主體意識。
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征服印度時，指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但又說：“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又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馬克思還說：“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1]
在這里，馬克思揭示出亞洲由接受歐洲的近代工業生產的信息為起點而不可避免走上工業化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同先進工業國的社會革命有密切的聯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后來的歷史事實與馬克思的預見也有某些差別，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事實主要有兩點：
一、近代工業信息的提供者，并不是“雙重使命”的完成者。為了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為征服者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征服者往往同被征服國最反動最腐朽的生產關系的代表勢力結成牢固的聯盟，阻止本地人民發展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消滅舊的亞洲式社會”，奠定現代社會“物質基礎”，必須在趕走殖民統治者后才能實現。所以，使亞洲社會狀況發生“一個根本的革命”，對于入侵者來說，“不自覺的工具作用”是極不完整的，往往是壓制亞洲進步的作用淹沒了其提供原始信息的作用。
二、歐洲的社會革命也不是最先進的幾個工業國同時獲得勝利，而首先在比較落后的俄國取得勝利，然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聲勢。到現在的情況是，后發的由半殖民地轉變過來的中國社會主義，更好地適應了世界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環境。馬克思說的“最先進的民族共同監督”，因其沒有最先進的社會革命而不存在這種前景了。我們實際看到的世界工業化的過程和前景是：世界的市場化和工業化必須以民族國家主體地位普遍化為基礎，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傲慢必須受到越來越有力的限制，而世界性的社會革命必須在這個過程中積蓄力量。
以上不同于原來預想的變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不是直觀的景象。最先進的生產力在一定的情況下連結著某種文化的劣勢，最落后的生產力在一定的情況下又連結著某種文化的優勢。歷史的發展是生產力和文化意識矛盾的辯證運動中展開的。必然性以偶然性開辟道路。因為有偶然性的參與，必然性也修改著自身的內容。所以只有歷史本身，才使唯物史觀得到更豐富的表現。
2007年6月27日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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