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政改
無論是天鵝絨革命還是茉莉花革命，本質上都是被動的政改。被動的政改，雖然好于暴力革命，但仍然會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
我們期待主動的政改。道理非常簡單，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變革。如果，一個社會到了非改變不可的地步，我們為什么不采取更積極的態度呢？
我們的社會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嗎？筆者從經濟角度分析，答案是非常明確的，非改不可了。我們的制度成本已經太高了，不改將無法維持下去。筆者多次著文說明，就財政狀況而言，中國廣義財政收支已經達到制度的極限了。筆者希望，有關方面能夠看到拙著《政府的死亡底線》。今年是前蘇聯解體二十年，前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就是制度成本超越了制度極限。前蘇聯最大的問題就是執政者缺乏自省和自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規律近乎鐵律，歷史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我們具備主動政改的條件嗎？這一點非常明確，我們具備主動政改的一切條件。可以說，我們現在主動政改仍然擁有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天時，就是其它大國均處于轉型期，我國短期內沒有迫切地外部壓力；所謂地利，就是我國經濟仍然具備增長潛力，并且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所謂人和，就是我國民眾人心思定，仍然對執政黨抱有信心和希望。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何謂東風？就是執政黨最高決策層的決心。辯證地看，決心屬于哲學問題。看似最高決策層的決心，其實質是全社會的共識。當全社會達成共識之時，決心就會在一夜間形成了。就筆者的觀察，關于政改的社會共識正在形成當中。為什么要改沒有多少爭議，要點在于改什么和怎樣改。
筆者認為，要達成政改的社會共識，必須準確定義政改。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為政改正名。
首先，政改的方向。政改的方向，就是有序降低制度成本，使社會資源均衡配置，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狀態。千萬不要將政改上升到道德的層面，政治是非常現實的東西，任何超越現實的追求都必然導致悲劇。我國曾經經歷過一次失敗的政改（文化大革命），我國逃過了另一次政改的悲劇（天鵝絨革命），我們應該從中獲得重要的啟示。我們必須占據哲學的高度，而絕對不是道德的高度。政改的方向，必須是以經濟為目的，而絕不能是以政治為目的。例如，就財政指標而言，必須使廣義財政規模降低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具體內容另文討論）。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其次，政改的內容。我國政改的內容，絕對不是去搞西方形而上學的泛民主。筆者認同吳邦國委員長在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從中國國情出發，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確保國家一切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這是進行政改必須堅守的原則底線。我們政改的內容必須是簡單、明確和可操作的。筆者在此強調，任何脫離實際的政改訴求，都是在搞政治庸俗化。筆者將政改簡化為兩句話：減少干部數量；提高干部質量。
最后，政改的方式。中國近三十年來，有過兩次行政體制改革，均以失敗而告終。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非常重要。教訓就兩條：第一，沒有尊重法律；第二，沒有依靠群眾。政改的方式并不復雜，還是這兩條：第一，一切改革必須通過法律實現；第二，一切改革必須獲得群眾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的政改是真正的法治進步，我國的政改是真正的民主進步。政改的方法非常重要，在方向確定后，方法具有決定性意義。筆者將之概括為兩句話：必須用法律規范權力；必須讓群眾監督權力。沒有這兩條，既管不住干部的數量，更管不住干部的質量。這兩條是試金石，不通過法律，不依靠群眾，一切嘗試都不具有實際意義。
這些年來，我國的思想界在走極端。一方面，一些人將政改作為奪權手段，意圖實現對于中國政治權力的全面操縱；另一方面，一些人將政改視同為顛覆行為，意圖延遲正常的政治改革，使依附于權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兩種極端思維都是極端自私的。但是，由于這兩種極端勢力擁有壟斷性的資源（資本和權力），他們得以長期壟斷話語權。我們必須正視可怕的現實，中國的思想界陷入了極度扭曲，兩股極端勢力仍然在惡性地發展。多數人未必察覺，兩股極端勢力有合流的趨勢，他們極有可能將中國導入動亂之中。
中國必須在各個領域不斷進步，這當然包括了在政治領域的不斷進步。政改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不主動政改，就必須接受被動政改。主動政改既是優秀政治家的應有智慧，也應該是優秀民族的集體共識。筆者相信，執政黨內部擁有優秀的政治家；筆者確信，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中國的政治家會審時度勢，在共和國歷史性的時刻挺身而出，開啟中華民族新的歷史跨越。一個能夠自覺實現歷史跨越的民族，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偉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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