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化 的 蛻 變
中國人是喜歡吃螃蟹的，螃蟹越大越喜歡。隨即就知道螃蟹往大長是要不斷蛻殼的，每長一段時日就得去蛻一遍殼。這可能就是總要橫行的螃蟹的文化——在蛻變中成長、成熟、成食。比如從學習吃螃蟹開始認識螃蟹文化一般，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在蛻變中走向當代，可能會幫助想自己有點文化的人來“掌眼”。
曾見有人調侃：一個文人與一個券商兩個斗嘴。文人說，街上的證券營業部比飯館還多。券商說，文人嘴里的文化比街上的側所還多。說到文化之多，多到“現實不能承受之輕”象是事實；如空氣一般，吸著呼著可抓不著。什么都能傍它吃飯，人的文化、鬼的文化；動物的文化，不會動東西的文化；搭臺讓經濟唱戲，弄個由頭、假個名頭叫地方辦節的都是文化。從文化熱到文化批判再到文化跨越，人們利用文化確是已經太文化了。不是文化想不想蛻變，渾身醮滿款腕的味道和滿身文人的吐沫，仍然不得不被不斷廣泛利用，文化只能蛻變著。所以，即使不愿湊熱鬧，也值得感受一下這文化不斷的變化。
早有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不斷蛻殼中，看起來長大了，其實是外延肥大內里萎縮，得了癡肥癥。不妨從此作點觀察。據說,文化一詞源于拉丁文CuLeura（原作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等意），原指與自然相對應的、人對自然界有目的的影響以及本身的培養和訓練。這同中國的廣義文化概念（即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統稱）相當，即說人類在特定時空內創造出的國家、公共機構、政治、法律、技術、科學、語言、倫理、藝術、哲學以及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思想、行為方式。這說明原本先人們理解文化，世界大體是相同的。但通常國人言傳統文化，指用小概念，是知識、信仰、宗教、藝術、哲學、歷史、道德、思想、習慣以及價值取向之類。
有如中國的盆景藝術鑒賞，或繁簡，或榮枯，或險弱，或蒼老，或藏拙，在如此“美觀”的消費中，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定型化映象、理解、看法不得不被更新，脫離原有的倫理、價值、構造，以適應消費時代不斷的縱欲、獵奇、冒險，并不停地在迎合時尚中轉換。同時，也在拓展泛化著原有樣式，深入衣食住行或者庖廚茅廁，以滿足“文化速食”、“文化快餐”的消費。因而“文化流行占‘山寨’，書號版權最熱賣；百家爭艷設講壇，消費‘專家’不信賴。”為了發財致富、大富大貴、及“全面達小康”，人們不僅愈發向往現代化，而且愈加行為智能化，進取心讓人們不由自主地去強求取、去硬發展、去猛標新立異，去狠拒絕惰性。鏡象效應又在塑造著成片整代的人，所以，這人為的文化是不能不不斷地蛻殼的。
傳統文化的“求于內”的“內向”特征在消失蛻盡。千百年來的行為準則諸如“安分”、“克己”、“滅心欲”、“收斂身心”、“無妄思妄動，”“存心”、“自求”、“自得”、“內省”、“修身”、“養性”，等等，已基本蛻去，不能再指引人們的普遍行為。不僅“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貴而損人”的傳統信條早已被資本競爭法則所取代，而且，以單位為家，做無名英雄，默默奉獻之類集體主義價值觀；自我管理以自主，自我約束以自省，自我完善以自律，自我做起以自覺之類的主人翁精神同“炒股炒成股東，泡妞泡成老公，當官當成主人翁”之類“最蠢笨的人”一同被無情嘲笑，遑論社會公約性群體規范和至善的普遍性了。那也就只能是“頭頂的星空”暗淡下來，“興成教化”傳統黯然失色，“內心的道德律”被棄如敝履，甚至附麗著立國核心價值——人民有權反抗壓迫剝削的信條，不僅失去了信仰，并被惡搞的沒有了立足的尊嚴。
傳統文化中信仰、價值、榮譽、功德、才能、義利觀、人生觀之類固有理念已經被顛覆殆盡。共產主義信仰、雷鋒式的人生觀之類理想，棄利取義、誠信立身之類道義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類道統，社會效益優先、德藝雙馨之類守則，或拋棄或遺忘，逐漸失去本來的光彩。
從文藝作品展示的普遍主題的發展線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變化。20世紀60年代，做好事、助人為樂是為英雄，少長以效仿為榮；70年代，舍己為人、“大公無私”、“斗私批修”的時代典型接踵誕生，人們不斷嘗試靈魂深處暴發革命；80年代初，人們開始學習著享受溫情、親情、愛情，并耐心地忍受著纏綿、絮叨和磨嘰；到了90年代初，已開始追捧那“一地雞毛”式的平庸快樂，津津樂道于“俗人一世幸福，好人一生平安”；到了90年代中期迎來消費時代，便開始從戲說帝王中找樂，開涮歷史用渲泄作游戲，顛覆理念從釋放中找快感；進入21世紀，只會雇傭“槍手”，逐層轉包“編劇”，用“投胎接骨”、光怪陸離，或者“老兵新傳”、“老片新版”來撩撥激情與夢想，企圖在賺錢的同時，也能賺取一點嘆息或感動了。但是現實生活中，“看醫生”勒索不敢言聲，受教育搶錢不敢詰問，有理不敢去衙門打官司，有罪一致不敢進行指認，以及家中失竊不敢報案，有別墅不敢認可，……時時處處以新聞、“法治在線” 形式讓人念亂憂生，甚或血脈僨張，卻再也沒有大義凜然、理直氣壯的吶喊了。而文化的現代性并未成為個體生存、公共生活、社會運行、制度安排的內在機理，倒普遍認可用物質財富的占有來衡量人生理想、價值、地位，普遍認可利益的“實惠性”了。傳統文化中的道統價值、道義價值追求、人生價值目標追求真正成為了“古玩”，能夠用來承載民族自豪感的傳統文化內核已然是淚干芯盡。那也就只有個個“不可貌相”：“站著象紳士，做事不如婆娘；坐著象領導，遇事一流氓”。所謂文化，全然無道德倫理、審美功能可言，一副“娛樂至死”的姿態了。
傳統文化中社會系統形成的結構、層次、關系在蛻變過程中被重新建構改盡。上下、尊卑、貴賤長出了結實的利益軀殼，按照利益分層，利用利益確定關系，依據利益定“綱常”，社會全面信仰“利益真理”。“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第一把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有利可圖’”。家族、夫妻、兄弟在濃重社會權能觀念下維系其血緣利益關系。在此背景下，一些“社會喉舌”、“公共明嘴”秉持著欣賞苦難的態度去贊美慈善以為站立高標境界，容忍苦難已被解讀為寬容博大。鮮明的歷史文化形象已然蛻變得癱軟、模糊、滑稽，許多簡單的歷史事件翻案得曖昧、混濁、骯臟，許多響亮的歷史、文化命題已經篡改得紊亂、黯淡、荒唐。資本主義實業家富蘭克林和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保爾·柯察金曾經共同信仰的人生價值觀：“當我們死去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不會因為內心空虛而煩惱，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把畢生獻給了人類最崇高的事業。”再也不能指引任何階層的世界觀，卻終于成了時代的分界線。傳統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功能已然被消解釋盡。文化再也無力充當民族的“精神導引”，真實實在地轉化成了消費影像，文化生活碎裂成了意象片斷，作家、學者卻做得了人類欲望的工程師；似乎真的回歸了柏拉圖的“理想國”：“表達不過游戲而已”。
用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現代文化合理性”學說解讀，一句話：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合理性”——關心終極價值目標，已全然蛻去；僅存的是它的“形式合理性”——關心功利和效率取向。
特定時期的文化類型，反映著特定的社會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市場上前行的中國當代文化在融合、同化資本主義文化中，更新著自己的認知圖式；并從即時的利益需要、獲利目標、謀利動機、求利意志來概括著人們的行為準則。
以 “社會中堅”教育為例，社會普遍覺得，過去知識是積累，會逐漸升成能力；今天知識就是手段或工具，有一點就去換錢，“改變命運”；并計算著成本：拿了一麻袋錢上了大學，換了一麻袋書，畢業了再用書去換錢，還買不到一條麻袋。有人總結說，中國當代教育以剝奪為特征，其代表性忽悠：“千萬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教育完全喪失了文化的“實質合理性”。學校不僅不是傳道授業解惑、師道尊嚴的凈土，而且時聞墜樓之痛、砍殺之聲，學生以老師為對手，有的教師培養的是自己的直接掘墓人。其實，剝奪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時代特征：父母剝奪童年，老板剝奪成年，自己剝奪老年。至于，哲學失去了懷疑和批判，制作成圖畫，思想不過幾句格言，甚至套話；文學沒有了觀照和抒情，詩成了警句或者口號；歷史離開了信實和判斷，真假實幻，一遍遍一年年被戲說。“社會精英”自甘墜落而自我作踐去學術造假，努力步入廟堂，不再是施展才華和抱負，重塑道統，只是為撈取名利，以為找到快速富貴的捷徑。群體見義不為，醫院見死難救；公職人員嫖娼乃至‘嫖宿幼女’，拐搶控制兒童行乞、拐騙逼迫婦女賣淫；領取社保金得開“生存證明”；一上訪就患“精神病”住院；一批評就誹謗抓了審判；一入牢獄就發“心臟病”猝死；……。如此文化曠野，人文世界乎？叢林世界乎？我們的祖先在《周易》中就已指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康德曾說：“人是目的。”有人統計：2006年中國大陸17省高考作文命題中，“題中無一憂民字”，而香港的13道面試題里卻“無一不念蒼生情”。文化“實質合理性”蛻去導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必然導致科學真理追求失去動力，反過來進一步推進文化的荒漠化。所以，大陸的問題，提問多會在海外，大陸的現象，解釋多信自境外；百姓的心思，提問全請專家，百姓的困惑，解釋全憑領導。
如果問工具理性膨脹、人文價值喪失、道德意識淪落、生命本性困惑的中國文化在蛻變后還留有點什么功用？是它通過權力逐級、逐層責任承包的制度化方式推動了“名利”的轉化、凝聚和絕對化發展，終于讓千百年來的統治工具——孔孟儒教價值觀由神奇化為腐朽。也因為它失去“實質合理性”，誰想利用它人為塑造崇高、制造光榮，再也無法普遍被認同；人為統一動機、統一效果，再也不能協調民眾的行為方式了。至于那些一夜暴富并還想大貴者，也能從中安靜下來。雖然錢是足夠用了，但他們自身當代難能學會琴書，寄希望第二代努力后，也同時擔心著第三代的優雅正是墜落風塵背面的表演。所以，順便指出，富有階級不能建立起其貴人文化，夢寐憧憬的等級制連瓦解的機會都沒有，這一部分人的大貴夢想也只能是妄想了。
1871年人類學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概括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種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的整體。”剝開蛻變后的中國當代文化，我們看到，這個整體“復合”的內核不過僅是利益真理和維系其存在的一點托詞而已。蛻變去“實質合理性”后，深深的社會痛苦僅有“形式合理性”摭掩是不能長久的。蛻變成完全為了錢的文化，不能不讓人們想起戰國時齊王為蘇秦報仇的故事。蘇秦在齊國被殺，一時找不到兇手，齊王設計出榜：“蘇秦是內奸，殺了他黃金千兩，望領賞。”便有四個人同時乞賞，齊王指責四人不可冒領。四人都肯定自己殺了人，齊王問每人該得多少黃金，四人答：“二百五”。于是齊王下令，“殺了這四個‘二百五’”。懸賞本是抓兇手為報仇，可為了錢，竟同時有四個人去爭做“二百五”。但愿蛻變后的文化，不要出現太多如此可憐的傳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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