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每個中國人都要做皇帝不做奴隸呢？
——探討孫中山主義（9）
最新的對于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么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么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于政府是什么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贊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于政府的態度。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于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這是什么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
我對于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于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于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后知后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于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后知后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后知后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后知后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后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后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權與能要怎么樣分開呢? 什么是叫做民權呢?簡單地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個什么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余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于天，下無怍于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后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于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有許多皇帝后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才干。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后，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干，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于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么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得清楚。
大家此時對于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么樣發生的呢?是由于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人民對于政府的態度，就是由于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 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 國的 君權是從堯舜以后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干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鉆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制出種種美味，適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鉆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鉆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么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于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干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從前有一位美 國 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么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于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于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么厲害。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像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也應按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有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于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么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于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于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
一輛汽車的主人雇傭車夫為他駕車。駕駛汽車的車夫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托于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后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能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始初的發動機一樣。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里頭各部的權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哪一部是做工，哪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有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么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說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后，我們便不要像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只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下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有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方法。歐美對于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于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于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于機器一樣。
勞動者 201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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