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否定路線斗爭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國慶前幾天，“新華網”上轉載了“北京日報”以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三十周年名義，用幾個主流專家、學者談話形式發出的《<歷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同晚年錯誤分開》一文。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10930/16795137.html
發這篇文章用意在于宣揚“《歷史決議》怎樣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并提出“堅決防止從決議的結論后退”的政治要求。但本人認為，當年“把毛澤東思想同晚年錯誤分開”這一提法本身，恰好就是最大地不實事求是，完全違背了科學歷史觀——即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以此為先決條件，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都難免荒謬。
三十年來中國的歷史和事實已經證明了毛主席晚年思想的核心——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關于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在黨內的警示，正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以“晚年”這種時間詞來劃線，所進行的“分開”，其手法是形而上學的；其政治用心，顯然還是妄想繼續借用毛主席之名，行修正主義之實。只是本文不打算就此展開討論。
由于那篇文章中涉及到有關“路線斗爭”的諸多說法，披露了“以后‘原則上不再用’這種提法”的歷史片段。誰都知道，這個“原則上不再用”并不僅僅針對《決議》。其影響持續了三十多年，一直影響至今；且影響面極大，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本文重點是就此作出分析。
文中接著“原則上不再用”之后，有一段似乎是從歷史角度用以論證的話：“把‘路線斗爭’、‘路線問題’提到比較嚴重地步的始于斯大林。在我們黨內是從上世紀30年代王明開始的。”這么說——不管是誰說的，都包含著這樣兩個前提——一個，無非是因為人們大都知道，斯大林搞的肅反有擴大化缺陷；王明在黨內犯過嚴重的“左”、“右”傾錯誤。把“路線斗爭”、“路線問題”與此二人聯系在一起，便很容易形成一種印象：這二人強調過的，未必是正確的，有可能與錯誤掛上鉤。另一個，馬恩列用的不多，由此就可推出“路線斗爭”、“路線問題”并非是什么嚴重的大事，是可以“不用”的。
這種說法絕非是一種科學的說明，而是企圖用暗設的前提封堵住人們的嘴巴。
緊接著的是這樣一段話：“在我們黨內的生活中間，在搞所謂路線斗爭、在批判所謂路線錯誤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掛下聯。”
當事人也罷，后人也罷，對路線斗爭的提法用得是否準確，是否屬于“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只能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以歷史上當事人的主張和方針是否偏離了共產黨的政治目標，他們的主張和方針實際產生的后果、造成的影響，以及是否給共產黨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來作出判斷，這當然需要對客觀歷史事實作出具體分析，并用歷史實踐進行檢驗，不能因為一句話就改變了歷史，更不能成為“不用”的理由。
此外，他還述說了“不用”的另外兩條理由：“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斗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我們用得并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斗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斗爭并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斗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對待這個問題。”
歸納一下這段話，其否定的理由一是“不準確，用的多和亂”，二是“要鄭重”。既然“不準確，用的多和亂”，那就應當下大功夫一絲不茍地搞清楚、搞準確，這才是應有的“鄭重”，又如何推導出“不主張提”？從文字的邏輯上看比較混亂，有牽強附會、強詞奪理之嫌。
這里的重點是，我們有必要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搞清楚什么是“路線斗爭”？“路線斗爭”究竟是什么性質？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否是客觀存在？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又有什么意義？否定路線斗爭會產生什么嚴重后果？
搞清這些問題意義重大：對于當前在黨內外取得廣泛共識、推動中國共產黨逐步恢復毛主席曾經主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路線，有積極作用。
什么是路線斗爭？這是一個專用詞匯，籠統地說，是指共產黨內部特別是共產黨的領導層、領袖提出并推動全黨貫徹執行的，圍繞達到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必須遵循的途徑所進行的思想、政治、組織上的爭論和斗爭。
這里，首先涉及的是共產黨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目標，路線則直指此目標。
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就是奪取政權，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面對外部強大的敵人，需要根據當前社會矛盾的基本狀態，根據錯綜復雜的形勢以及事態的發展，根據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與變化，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策略，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并逐步地達到并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標。
闡述這一系列方針、政策、策略的總綱領，就是一條為完成當前政治目標而必須遵循的基本路線。
抓住了路線這個總綱領，才可能目標清楚、層次清楚、脈絡清除，提綱挈領、掌控全局。這就好比一張漁網，有一條總繩，只有抓住這條總繩，漁網才提得起來、撒得出去，“目”，即網眼才打得開。——綱字的本意就是漁網的總繩。不抓這條總繩，漁網就是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以致毫無用處。同理，不抓綱，政治目標就會模糊不清，思想就會出現混亂，就會出現各行其是的局面，導致在各項具體方針政策上出現失誤，最終引起戰略上的失敗。所以毛主席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用漁網的綱與目比喻路線與具體方針、策略的關系，非常貼切。
說到基本路線，具體化一個層面，還可以分為思想路線（包括宣傳路線）和政治路線，以及組織路線，等等。換句話說，這些具體的路線，又緊緊圍繞、或可綜合為基本路線。層次、脈絡是十分分明的。
由于所面對的外部環境、社會階級狀態、各種矛盾，極其復雜、并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只有掌握了科學的、正確的認識方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方法，這才能掌握社會運動的基本規律，才有可能透過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對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并提出一條正確的、符合當前實際的、也可以經受未來實踐檢驗的政治路線。因此，這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即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目前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思想路線。
不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采用唯心主義或者形而上學的方法，就不可能正確認識外部社會的發展變化規律，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
共產黨的領袖也是由理論素質、思想和認識方法存在著差異的活生生的人所組成。他們的世界觀——立場、觀點、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掌握與運用，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存在各種差異是必然的。因此每個領袖對外部客觀形勢的判斷總是存在不同，提出的方針、方法、政策、策略，必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時是間接地反映在具體方法、策略上，有時會直接出現在總的路線、方針上，這時在領導層就會出現完全對立的情況。
例如，對中國革命的目標，在黨內就有過“只相信國民黨而放棄對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和“建立共產黨的革命武裝進行武裝割據”兩種路線的對立；有過“以城市為中心搞武裝暴動”和“在農村建立紅色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兩種路線的對立。
實際上，正因為各個領袖對外部形勢的認識與判斷存在差異，所提出的路線、方針存在差異就是不可避免的、絕對的。這種領袖之間路線上出現的差異甚至對立自從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持續地存在，只不過在形式和內容上、對全黨影響的大小上，是有利于實現根本政治目標還是不利于實現根本政治目標，是“促進”還是“促退”，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這正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這就需要在黨內首先是高層不斷地進行積極的思想斗爭，使認識得到統一。只有這樣，正確的路線才能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所接受，并推動全黨貫徹執行。由于隨著形勢的發展與變化，又會出現新的差異、新的矛盾，就又需要在新的基礎上再開展思想斗爭，達到新的統一。若非如此，一旦錯誤路線占了上風，推至全黨，會給全黨造成極其重大的損失。對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血的教訓，有多次根據地喪失、黨員人數驟減，幾乎走到亡黨的邊緣。
因此，發揚黨內民主，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首先使共產黨高層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路線上，然后逐步向全黨推廣，對全體黨員進行教育，使正確路線深入到每個黨員、干部的心里；使每個黨員、干部以及他們周圍的群眾也通過同樣的方法，明確方向、認清目標、統一策略、步調一致；克服錯誤的認識，克服錯誤路線的消極影響，將正確的路線、方針貫徹下去，以此來統一認識、統一意志，就能團結全黨、全軍和全體勞動人民，形成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這就是共產黨內路線斗爭的目的和作用。這種斗爭關乎共產黨的生死存亡，是共產黨在過去九十年中的前六十年能夠一直保持黨性、保持朝氣蓬勃、保持旺盛戰斗力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正因為堅持開展積極的路線斗爭，使所有黨員隨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掌握正確的對敵斗爭策略，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從弱到強，從最初只有幾十個黨員，直到奪取全國的政權，建立起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社會主義國家，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業績。
在這方面，毛主席為全黨做出了表率。最經典的案例，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路線錯誤。毛主席當著張國燾的面，從張國燾的思想路線入手，深刻分析張國燾的認識方法是一種“經驗論”和“機械論”：“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東西”，“只承認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革命運動中的原則概念在他腦中實在不看見的,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腦中沒有貫串一切的觀念”，“只看到局部,不看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他的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其基礎是把敵人看作有無窮力量的黑暗的魔鬼，把日本和蔣介石看作是這樣的魔鬼”，“以為十倍于現在的力量都不能戰勝日本的力量。他的燒殺主義就是望風而逃，斷絕來路，對中國革命完全絕望”。“凡是右傾機會主義,都會把敵人的力量看作是魔鬼,把其中的矛盾看不出來。歷史上常例也正是如此的。其實敵人的內部充滿著矛盾,這是我們看到的”。“關于內部的問題。他也不承認內部的矛盾和本質的變化。他不知道在紅軍中、共產黨中、農民中、階級中都有矛盾。各種落后意識反映到黨內來這是不可避免的。這些東西造成落后意識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國燾如何看?以為沒有矛盾。我們正因為看到這種矛盾,這才來加緊黨內斗爭、思想教育、黨內民主來消滅這些矛盾。階級存在一天,這樣的斗爭還是繼續的。”
而對于張國燾本人，毛主席說，“他的石頭今天應落地了,從今后,他應該從頭干起。今后的開會,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國燾的轉變,其次應該要求他特別是放棄他的錯誤。”并指出，張國燾以及受張國燾影響的干部“已經提高了一些了,現在再要求他們轉變,并且歡迎他們的轉變。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歡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為否則不能使這些同志了解自己的錯誤。今天我們為的是團結黨,我們不想干部繼續錯誤。”（文件摘錄）
盡管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但對張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路線上；對張本人，仍然給以出路，保留了邊區政府中的高級職務。
應當說，這種將著重點放在路線上，將路線與人區別開的方法，是避免將斗爭對象一棍子打死、避免斗爭擴大化、避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法，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極其注重政策和策略的方法，有利于團結大多數受錯誤路線影響的黨員和干部，這正是毛主席所說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至于張國燾后來叛逃邊區，投靠蔣介石，連一個警衛員都帶不走，正說明了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所采用的方法已經深入人心，被廣大干部戰士接受，是行之有效的。
對黨內高層犯有嚴重路線錯誤給共產黨造成重大損失的王明、李立三，包括文化大革命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同樣是采取了的“給出路”的政策。著重點仍然是對路線不對人。要說“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王明、李立三后來都安排了適當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少奇病死了，但鄧小平受到嚴密保護，并且給了他“翻身”的機會——只要他放棄錯誤路線，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重新啟用，而不是“不得翻身”。否則他根本不可能做到“三起三落”。
由于共產黨內確實出過一些把黨當成自己的私產、當成是為個人奪取江山、獲取私利的工具的高層領袖，——張國燾、林彪身上都有類似的特征。——在私有制廣泛存在的社會背景下，隨著地位的升遷，權力的積累與膨脹，過去出過，現在和將來也都不可避免地還會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他們往往會利用路線斗爭排除異己、拉幫組派，借以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將黨引導到可能覆滅的死路。
只有通過積極開展路線斗爭，才能克制這一傾向；只有將黨員、群眾全都發動起來了，才能取得斗爭的成功。
毫無疑問，積極地開展路線斗爭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前六十年從弱變強取得偉大成功的根本動力和基本保證。否定這種斗爭，共產黨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武器，失去了自我更新、自強不息的法寶。后三十年，盡管隊伍變得極其龐大，成為有80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但在錯誤路線主導下，黨員思想極度混亂，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屬性——即黨性一天天淪喪，一些抱著個人目的混入黨員隊伍者已經開始公開反黨，公開反對共產黨的黨章，公開反對共產黨的宗旨，原因就在于缺失了路線斗爭這一武器和法寶，也因此缺失了自我更新的動力。
不認識這一點，就不能，也無法與錯誤路線進行斗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很有必要重提路線斗爭，逐步恢復這一傳統，在全黨和全國范圍內，發動廣大群眾討論共產黨目前的路線是否存在偏差，積極糾正其中錯誤，逐步將路線斗爭大范圍地開展起來；每個黨員每個群眾，也都應當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理論素質，改善自己的認識能力，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勇于識別和抵制錯誤路線，與錯誤路線做堅決的斗爭。這是維護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必然要求。
最后，我們必須指出，目前中國問題錯綜復雜，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各種力量相互掣肘，民族問題階級問題相互纏繞，國際國內問題相互關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教育問題、文化意識形態問題積重難返，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表面繁榮昌盛的中國各種危機正在快速積累，國家已經出現了崩潰的征兆。糾纏于局部，就事論事，希望采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法解決問題，對全局已成杯水車薪，完全無濟于事。
要想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做到提綱挈領、牽一發而動全局，只有發動全體黨員干部和群眾，從路線入手，從路線斗爭入手，才有可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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