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其實很好管理
袁子林
由于受儒家思想和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影響，大多數中國人都信奉中庸之道，逆來順受，知足常樂。歷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反民”，都是因為天災人禍，實在無法生存下去，才落草為寇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特大自然災害和“文革”中，據說有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但我們的人民依然狂熱地愛著自己的領袖，愛著自己的黨和社會主義祖國。
我生活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市，這些年，為了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全國生態城市、全國優秀旅游城市，對街道實施亮化美化工程。那些臨街的攤點被一掃而光，而這些攤點往往是一個貧困家庭的生活支點。他們因為租不起昂貴的店面，只好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了。還有那些養家糊口的摩的，在禁令之下大多停業，有的只好在交警下班后出來，打打擦邊球。據說，在臺北這樣的現代化城市，還允許摩的存在。
當下，物價水平持續走高，據說基尼系數已突破0.5，早已越過了國際警戒線。即使這樣，老百姓也只會發幾句牢騷，說點物價像頭發一樣長得快，收入像眉毛一樣長得慢之類的話。青菜太貴，我就不吃青菜，吃點便宜的蔬菜；豬肉太貴，我就少吃豬肉；米太貴，我就一天吃兩頓稀飯。他們淡然自若，與世無爭。金融危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民眾因為政府削減了福利開支，多次舉行游行示威或罷工。我們現在的通脹其實是在換種方式減少收入，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質量因此而下降了。
為了響應國家號召，數千萬國企職工在幾年內紛紛下崗，由原來的“主人翁”變成現在的“零用工”。而他們的廠長書記搖身一變，成了董事長和經理，有的一夜暴富，迅速成為財富新貴。是這些下崗職工承擔著國企改制的成本和陣痛，但他們在擦掉眼淚后，卷起鋪蓋，另謀出路了。
都說中國農民素質太低，大字不識一籮筐。村民選舉時，很多村民都被代表了，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他們面對的是當地的強勢，甚至是黑惡勢力，不這樣做又能怎樣呢。他們只希望村干部做事能夠公平些，至于人家拿多少貪多少，就不想去管了。因為管了也是白管。不如有空搓搓麻將，喝喝小酒。
在很多地方，一次運動會，一場演唱會，甚至一個有領導參加的剪彩，都會動用警力清場，將民眾阻隔在幾里地之外，好像他們就是一群搗蛋鬼似的。前不久，深圳市為了迎接大運會的召開，將市區八萬多“高危人群”趕出去，據說判斷這些人為“高危人群”的主要標準，一是無固定職業，二是有前科。其實，這樣的做法就好像揭人家的傷疤，也不利于他們樹立開創新生活的信心。
有人會問，現實生活中那些拆遷釘子戶，越級上訪戶，群體性事件參與者，暴力案件的制造者，難道不是群眾。其實，恐怖事件和惡性暴力案件另當別論，其余事件大部分是由群眾維護自身權益而引發。就說撫州連環爆炸案的嫌犯錢明奇，家庭條件不錯，為什么非要走上這條絕路呢？他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討個說法，十幾年沒有結果。不僅如此，還遭到當地官員的挖苦與諷刺：“你不是說要炸政府嗎，幾年了，為什么還不見你動手啊。”這句血淋淋的充滿挑釁的話，說明有些官員對群眾是多么的冷漠。
前不久讀到一個故事，講述一家三口艱難而充滿希望的生活，母親長年臥病在床，父親在工地上做苦力，女兒在讀小學。一家人住在工棚里，靠父親微薄的收入生活。每天，女兒背起書包去上學，天真而無憂無慮。放學后，歡快地回到家里，就像從門縫里射進來的一縷縷陽光，溫暖著這個簡陋的家……讀著讀著，我的眼淚就出來了。我想，我們的政府和官員還有理由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嗎？
作者，袁子林，筆名袁河，高級職稱，發表政論文，評論和文藝作品二百余篇，多次獲獎。華人作協會員，中國發明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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