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普世價值》
白巖松說：只有美國的普世價值才能救中國。
普世價值究竟是什么？恐怕至今也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準確答案，大多數(shù)普世價值的信仰者都是從各自的角度給它下定義。所以，普世價值與其說是一種超越政治、宗教和哲學的信仰，倒不如說是一種為了迎合人們的美好理想而想象出來的一種信仰。
普世價值是從近代西方基督教中衍生出來的一種信仰，基督教有“普世救贖”的說法。僅僅從理論而言，普世價值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和尊重生命”毫無疑問是美好的，是大多數(shù)人追求的境界。
單就精神信仰層面而言，普世價值的存在是有它積極意義的。但是，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存在其實成為了一種脫離信仰層面的存在，成為了一種牽扯到政治的問題。
于是，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
普世價值源自西方，近代以來，作為工業(yè)革命的發(fā)源地和殖民侵略的主力軍，歐美基督教國家在世界上處于金字塔的頂端，資本主義獵取物質(zhì)和人力資源的的本性使他們對全世界的弱國湊垂涎三尺，毫無疑問，強者希望世界各國的門戶都是開放的，都是不設防的，都是“公平競爭”的。但實際上，這種“公平”從來不曾存在。
就好像在草原上，最希望獵人把獵狗撤走的就是豺狼，而絕不會是綿羊。很明顯，豺狼舉著“讓綿羊自由”的旗號，鼓動獵人撤走獵狗，后果會是綿羊自由嗎？
這就是對于來自西方的美好的普世價值在中國遭到抵觸的根本原因：源自于對于曾經(jīng)欺凌過這個國家民族的異族的不信任。
對于普世價值在中國遭遇的境遇，與目前中國的開放程度息息相關(guān)。從邏輯上講：沒有完全開放的世界，就不會有所謂的普世價值。而縱觀世界，普世價值盛行的地方，基本都是對西方門戶大開的國家。中國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大放寬了與西方聯(lián)系的管制，但因為中國的國情，中國畢竟還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國家。
翻閱史籍，中國在歷史上是最開放的國家，以漢唐為例，漢代中國自武帝開疆，威名遠播異域，陳湯說：“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在這種強悍武力的支撐下，漢帝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建立了聯(lián)系，并引入了佛教在中國扎根；唐代更是四面出擊，在中后期門戶大開，歡迎各民族各國的人來唐朝學習、定居甚至做官，伊斯蘭最后的先知默罕默德就說：要求知，即使遠在中國。
拂去繁榮開放的表面，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時的中國開放是有前提的：絕對發(fā)達的經(jīng)濟、絕對先進的文化和絕對強盛的武力。沒有這個基礎，漢唐是做不到門戶開放的。
今天的中國具備這樣的條件嗎？顯然是否定的。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堅決不能以發(fā)達國家的身份加入WTO。
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遭遇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
那么中國是需要進一步開放國家以迎合普世價值“與世界接軌”還是應該堅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我想任何一個有常識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知道答案。
對于普世價值，其實并不新奇，也絕不是今天才有，可以說，自從西方列強對外擴張開始的那一天起，“十字架加火槍”的西方人就已經(jīng)在不遺余力的宣揚他們的普世價值。
馬克思認為這種“永恒真理”“永恒正義”是背離了階級斗爭的虛無的真理，是無法實現(xiàn)的，而且它最終會導致無產(chǎn)階級瓦解渙散，在與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中被釜底抽薪。
毛澤東對于那些美化和幻想資產(chǎn)階級“人性”的同志，曾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chǎn)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chǎn)階級主張地主階級資產(chǎn)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zhì)上不過是資產(chǎn)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chǎn)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即使是一生都在宣揚：平等、自由、博愛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也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列強的精神迷藥。他說：“民國以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大力推介世界主義，宣稱：‘無政府主義乃世界主義，乃世界人民共圖之事業(yè)’”。
對于這種一百年前的普世價值，孫中山認為：脫離了民族主義談世界主義是不現(xiàn)實的，只有實現(xiàn)了全世界的民族自治自立自強才能實現(xiàn)最終的世界大同。西方列強宣揚的世界主義不過是列強謀求在華利益的需要罷了。
同時，孫中山還舉例論證：袁世凱稱帝，就有歐美學者跑到中國為虎作倀，說中國國民民智未開，不適合民主政治，而適合帝制。
袁騰飛先生在評論伊拉克戰(zhàn)爭時興奮地的在三尺講臺上高呼：美國站在民主自由人性的高度，占據(jù)了道德的制定高點，所以“王師所到，所向披靡，百姓肉簞壺漿迎接王師”。無獨有偶，1987年11月蘇聯(lián)解體的前夕，戈爾巴喬夫的新書《改革與新思維》強調(diào)“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
答案至此已經(jīng)昭然若揭，本不再需要繼續(xù)思辨和論證，但是，我想我們還是需要思辨和論證的，我們要注意的不是西方列強和崇洋者的侵略性，而應該反思我們自己！
毛澤東說：“我們的這個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對此我毫不懷疑，然而，現(xiàn)在的中國面對西方的文化入侵，不但沒有絲毫還手之力，反而如清末一樣，亦步亦趨的走向文化災難的深淵，問什么？
問題就在我們自己身上。十年前邪教組織F輪G發(fā)難，一個初中畢業(yè)的“氣功師”竟然能組織如此龐大的一個秘密組織，流毒至今而不絕，恐怕不單單是受西方包庇資助那么容易解釋，深層次的原因是當時的工人、農(nóng)民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不滿，所以才讓其有機可乘。
再追溯到二十年前，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之所以沒有形成氣候，是因為當時的人民對于共產(chǎn)黨還是滿懷希望的，所以工人農(nóng)民沒有參與風波，所以沒有形成全國范圍的大亂。
毛澤東對于學生運動歷來是支持和包容的，因為他清楚，學生在中國掀不起大風浪，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學生只喊喊口號，廣大的人民不會棄共產(chǎn)黨而去，因為共產(chǎn)黨這幾十年來多多少少為人民做了點事，學生做過什么呢？
然而，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摸著石頭過河三十年了，社會危機在不斷蔓延和深化，試問：今天再來一場F輪G，再來一場風波，誰能保證不會出大事？
賈誼在兩千年前就說過：“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民必勝之”，中國能出陳勝吳廣、朱元璋、李自成，也能出王莽、李世民和趙匡胤，又或者再來個什么鮮卑、遼人、金人、蒙古人、滿人…….
總之，你和老百姓過不去，你的日子也就到頭了。
正是中國社會的不平等，老百姓被高房價、高學費、高藥費、高物價等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一個虛無縹緲，一個背離中國指導理論“馬克思理論”的西方信仰會在中華大地泛濫蔓延。
而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再發(fā)展下去，就會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時候，不需要這么美好的被包裝的信仰來號召，只需要一個人振臂一呼，就會天翻地覆，這個人可以是李自成，可以是成吉思汗，也可以是王莽。
希望我祖國不會有那一天！
在佛教中，也有普世之論，然而，佛教的普世與“信上帝者進天堂，不信上帝者下地獄”大相徑庭。佛教的普世是救度眾生，是“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胸懷。佛教從不強迫別人接受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釋迦牟尼師尊時代開始，佛教就秉承“相機說法”，為了使眾生得度，佛教徒舍身飼虎、為法捐軀，投生為屠夫、妓女與其同事點播教化，甚至化身為畜生與其為伍。我認為，這種為眾生不計名利，不忘回報的信仰才是普世價值存在的基礎。
毛澤東說：“佛教的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他不當王子，出家創(chuàng)立佛教。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和我們共產(chǎn)黨人是共同的”。
中國人愛好和平，向往大同，即使中國強大了也不會建立世界霸權(quán)，最多做一位“共主”，這是中國的傳統(tǒng)和歷史決定的。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的國家和民族實現(xiàn)他的“普世價值”的時候才是全世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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