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藏革命史，如何評說？

一部西藏革命史，如何評說？　　

9月1日是什么日子？電視上說的是，利比亞以卡扎菲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在42年前的這一天，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國。之所以說它，是因為北約的侵略戰爭大致可以看到一個結果了，卡扎菲雖然沒有被抓到，但是已經被打垮了。媒體上一再強調說，2009年利比亞舉行“四十大慶”活動時，卡扎菲是如何的風光，而今卻成了這般模樣。有些興奮，有些幸災樂禍。　　

法國主持召開所謂“利比亞之友”國際會議，也是認為“一切盡在掌控中”了，可以開始進行“戰后”“利益安排”了；會議選擇在9月1日召開，有著明顯的炫耀、示威的意味，有著明顯的惡心人的意味。　　

如果要以9月1日為關鍵詞來搜索“歷史上的今天”，應該還有不少。我注意到的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宣告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大會是在9月9月閉幕的，好多年里，是把9月9日作為紀念日對待的，后來因為與毛澤東主席逝世日重疊，便改9月1日作為自治區成立的紀念日。　　

西藏的節日多，傳統的宗教節日、民俗節日多，紅色傳統的紀念日也多。重點慶祝、紀念的主要有和平解放紀念日、民主改革紀念、百萬農奴翻身紀念日、自治區成立紀念等。今年就是和平解放六十周年，7月下旬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還不到逢五逢十的自治區成立紀念時間，今年的自治區成立紀念時段恰逢拉薩雪頓節，也就看不到什么紀念的活動。拿來說一說，主要是想到了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紀念日，因為在查資料時知道了自治區成立的紀念日有過那么一段時間也是在同一天。　　

說點什么呢？我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的治藏思想就是毛澤東的治藏思想；對于這一段歷史，雖然沒有很全面的總結，但是曾經有過公正的評價；而進入“后三十年”后，評價發生了顛覆性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地方歷史，被割裂成了兩大塊。　　

1980年代西藏發生的一系列騷亂鬧事事件，尤其是2008年發生的“3·14”事件，西藏成了一個熱門話題。談西藏話題，“前三十年”饒不開毛主席，“后三十年”饒不開胡耀邦。　　

1980年5月胡耀邦有過一次西藏之行。他是22日到拉薩的，一到拉薩，胡耀邦即與西藏自治區負責干部和各界人士進行了談話。談話中就發表了他對“前三十年”的評價，先是抽象地肯定“當然你們是很有貢獻了，這個不成問題，這不用說了”，然后對黨領導下的西藏歷史進行了分期和總結。　　

第一階段1951年至1959年，“沒有進行改革”；第二階段1959年至1966年，“平叛擴大化”；第三階段1966年至1976年，“林彪、‘四人幫’總有影響嘛！對你們工作有干擾嘛！他們不讓你們好好干嘛！這十年變化不大”，“破壞很大”；第四階段“是新階段”。　　

對于歷史評價，也是他在5月29日全區領導干部大會上的報告的一個重點。與前幾天談話時不同的是，全面否定的語氣有了很大的緩和。沒有說第一階段的負面評價；對于第二階段，說法有差別，意思一樣：“我們在平叛中間有些地方有點擴大化，傷了一些好人，現在還留下一些后遺癥”；對于第三階段，“我們全國受了很大的損失，你們西藏也受了損失”，“還有我們的民族團結受了破壞”；第四階段，“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對中央的文件理解得不夠深刻，跟得不及時。我是講全國某些地方，至于你們有沒有這個缺點，請你們想一想。”　　

西藏民主革命分兩個階段開展的思想，是毛澤東主席充分考慮西藏地區的特點所作出的重大政策決斷，不僅不能給予指責，反而應該給予高度評價。胡耀邦雖然一再強調西藏的特殊性，但是以他的形而上學看待問題的方法，是難以理解的。　　

平叛擴大化問題。1990年4月18日，80年代初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陰法唐在《當代中國的西藏》審稿會結束時講話中說：“平叛中，全區是嚴格按照政策，區分對象，分清敵我，進行得很穩定，但有的地方也確實一度出現過擴大化的現象，不要因此以偏概全，得出平叛擴大化的結論。”（《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680頁）。　　

我個人對于我們動不動就拿“擴大化”作為說辭，來詆毀、否定黨的某一段歷史，有著很大的不解。我不是說不存在擴大化的現象，我想說的是，任何一場重大運動都不可能不出現一點偏差。看世事變遷，歐美國家的哪一場大的行動能脫得了“擴大化”之嫌呢？更何況他們常常還有意識地“擴大化”。——只是那些念念不忘中國共產黨人搞擴大化的人們從來不會去說而已。就說還未結束的入侵利比亞戰爭，雖說有一塊遮羞布（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不是從一開始軍事行動就不去理會了嗎？　　

整個八十年代，不論是拉薩騷亂前對過去工作的指責所找的原因，還是騷亂發生后對騷亂之所以發生而找的說辭，都離不了“左”的說法：執行了極左路線、“左”的影響所致。而源頭是可以追溯到胡耀邦的，就在胡耀邦那次西藏之行中。隨行的中央黨校陳維仁在其側記中是這樣記錄胡耀邦的認定的：“（西藏）之所以沒有把經濟發展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問題是，多年以來，一條極左路線對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破壞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內地的一套，搞‘一刀切’。”1987年底，總書記趙紫陽關于拉薩騷亂原因的判斷“這次騷亂事件，基本上是長期‘左’的結果。”這不過是胡氏判斷的延伸而已。　　

就此，陰法唐也談過自己的認識，“前段時間有人就說西藏長期執行了‘左’的路線，干部是在‘左’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這就太偏了，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傷害了廣大藏漢族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感情。”（陰法唐文集，第679頁）　　

我覺得鄧小平1985年時的一段話說得好：“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在大會上，胡耀邦有一句十分刺激人的話，就是在談到和平解放以來國家支援西藏的經費的使用問題上，他是這樣說的，“多少年以來，錢用的是不得當的，浪費很大，把錢丟到雅魯藏布江里去了！”這是胡耀邦歷史否定觀中一個主要“論據”，只是胡耀邦在那里睜著眼睛說瞎話，太過荒唐。——荒唐歸荒唐，因為是胡耀邦說的，就成了那些罔顧事實的人們，在攻擊我們黨的西藏工作時經常拿出來說道的話語。　　

胡耀邦在還未進入西藏時，就已經對此次視察工作有了結論，他自己的概括是“六個字”，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走人”。他在全區干部大會上“推心置腹”地說，“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我們是誰？誰又是在我們之外的你們呢？這個地方是什么地方？如果要咬文嚼字，胡氏言論與分裂主義言論有多大差別？如果要較真，胡氏言論至少是“政治上的雜音”。——對于這樣一位缺乏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人物，就當他是“放大炮”吧。　　

當年6月，西藏方面向中央提出了關于大批調出進藏干部、工人的請示，8月中央批復同意。中央的批復通知中，對這一重大政策找出的理由就是胡耀邦的“完成了歷史任務”論。　　

對于我們黨在西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領導干部大會上發表看法，“不曉得我們有的同志就那么主觀主義，總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要取消人家的自主權。”并重申當年中央31號文件（即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所規定的，“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　　

對于胡耀邦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公開的評論不多。作為其中一段歷史的當事人，陰法唐同志進行過幾次不點名的批評：　　

“解放西藏和建設西藏，是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撰寫的一部輝煌創業史。這部歷史的新紀元，始于黨中央決定和平解放西藏之時。黨的歷史是連續的，昨天是今天的過去，明天是今天的未來。40年來，無論順利或挫折，無論成功或失誤，都是這部創業史的一部分，都是珍貴的精神財富，正確對待，必有裨益。因此，處理西藏問題要注意兩點，一是不要割斷歷史，二是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工作中的失誤。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夸大，不縮小，也不隨便扣帽子，切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近年有些問題的出現，原因比較復雜，尤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長期“左”的結果’，因與事實不符，以致挫傷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陰法唐文集，第91頁）　　

重返西藏后，“我感到的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對進藏漢族干部的看法和對待問題。有的同志認為漢族干部的歷史任務完成了，漢族干部多了不利。這種錯誤認識導致了大批人才流失，多民族干部在一起工作、取長補短的優勢一度受到削弱。”（陰法唐文集，第242頁）　　

“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這是西藏工作戰略性的指導方針，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在西藏工作的體現。實踐證明，‘慎重穩進’的方針是正確的，離開了它，必然會發生‘左’的或有的錯誤。30年來，在西藏革命的每一個轉折關頭，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總是強調這一方針，也總是及時地糾正我們常常容易產生的‘左’的情緒和做法，防止某些右的傾向，使我們回到‘慎重穩進’的正確方針上來。這使我們少走了彎路，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搗亂，使‘慎重穩進’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我們因此吃了很多苦頭。但是，30年來，從總的方面說，西藏革命的過程，仍然是按照‘慎重穩進’的指導方針和戰略部署發展的。”（陰法唐文集，第23-24頁）　　

胡耀邦與西藏，是一個很大的話題，這里只是淺顯地談了一個側面。　　

割裂歷史，希望從自己開始一個“新紀元”，結果是造成了嚴重的后遺癥。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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