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外交官發現延安和國統區大不同：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作者：劉寶東（中央黨校教授）
2011年08月17日09:02 來源：《北京晚報》
美外交官發現延安和國統區大不同：一個國家"兩個世界"--中國共產黨新聞
約翰·Ｓ·謝偉思，1909年生于中國成都，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是地道的中國通，他曾經深入中國的鄉村和邊遠地區，做廣泛的社會考察，體驗中國普通百姓的生存環境和狀況，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國統區：士氣低沉，綱紀廢弛。
1944年6月20日，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中國的局勢和關于美國政策的建議”。關于中國的局勢，他這樣寫道：“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的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沮喪情緒廣為擴散，普遍感到絕望。在遠離大城市的地區，中央政府的權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處于無效狀態。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綱紀廢弛。受通貨膨脹之害最重的知識分子和薪水階層處于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的不滿，已經廣為發展，而且正在加強。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如果說不是加劇的話，也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謝偉思認為國民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但是國民黨不僅無力改變這種狀況，而且正在加速它的發展，國民黨已經喪失了它的領導資格。
延安：士氣高漲推進民主
在發出這份匯報的一個多月后，謝偉思作為美國國務院政務官員和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參加了“美國軍事觀察組”，于7月22日飛抵延安。到延安后，謝偉思竭力控制著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組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了不同的人”，這里的“精神氣質和氣氛”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都有變化。到延安6天后，謝偉思就如此記述了這個“新中國”給他留下的初步的非正式印象：“那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官員和人民與我們的關系以及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都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談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對他們完全沒有奴顏婢膝之態。他們自由地參加各種小組。這里也完全沒有貼身保鏢、憲兵和重慶官僚階層中的嘩眾取寵的夸夸其談。初來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跡象。衣著和生活都很簡樸，除農民外，幾乎每個人都穿同樣普通的、用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在衣著、生活或接待方面，我們看不見炫耀虛飾的現象。這里到處都強調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魚水關系。士氣是很高的，戰爭看來接近了，而且是現實的。這里沒有失敗主義，而是信心十足，沒有厭戰情緒。給人的感覺是每個人都有工作干。人們是嚴肅認真的，傾向于一種使命感。那里有驚人的政治覺悟。沒有對黨的領導人的批評，沒有政治閑談。同時，沒有緊張和壓抑感。領導人總是坦然的自信。”
通過實地調查和同中共領導人的廣泛接觸，謝偉思逐漸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邊區根據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給美國政府發出了一系列通訊記述了這種觀感。
國民黨的宣傳始終強調共產黨邊區的所謂“貧困”,因為陜北向來是以中國罕見的貧窮地區而聞名的，所以謝偉思在前往邊區時，預期會看到一種相當絕望的經濟局面。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謝偉思通過觀察記述說：“有關陜甘寧邊區經濟形勢的最重要的事實是，過去兩年經濟得到了改善。”“軍隊給養有了改善；黨政工作人員伙食和服裝比以前好了；當地醫院里營養不良病例幾乎完全絕跡了。”經濟改善一方面得益于大自然，“然而，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在共產黨的鼓動和領導下，地方政府發起了一次極其強大而廣泛的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的運動。”大生產運動中，“每個人都成為生產者”，全民勞動的景象，“使人聯想起曾經讀到的五年計劃時期的俄國”。大生產運動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其結果是“邊區的經濟形勢是健康的，并且正在改善中”，“這些狀況以及造成這些情況所大力執行的政策，同國民黨中國的狀況和政策對比是太明顯了”。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謝偉思了解國民黨中國許多地區農村里土匪橫行，但是他卻驚異地發現“共產黨控制地區不存在盜匪活動”，共產黨為什么能解決“中國這一古老難題”呢？就這個問題，謝偉思同陳毅、聶榮臻等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得到了令他信服的答案。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的改善及“深入細致和持續不斷的宣傳教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黨不斷推進民主化，人民選舉他們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們更關心保護它們，并且通過他們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實施這種保護。既然這種政府是土生的，它能更好地與民眾保持接觸，并能識別和處置不法分子。人民選舉也消滅了腐敗的、暴虐的或不公平的政府”。共產黨消滅匪患是“走向民主政治的經濟、政治改革的很好的證明”，是“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邊是腐朽官僚 一邊是青春年華
謝偉思還發現，延安和重慶明顯不同的一個方面，是中共領導人的坦誠直率和平易近人。“重慶是一座有著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標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堅持它的一切特權”，而延安則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地方。通過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接觸和交流，中共領導人給謝偉思留下了非常突出的兩個印象：一是“青春年華”。中共領導人差不多都是40歲左右，他們“由于年輕而精力充沛”，“這些人的知識、興趣和閱歷極其多面”，他們具有“毋庸置疑的堅強信念”，他們善于進行“自我檢查和自我批評”。二是“井然有序”。“這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質上的”，他們“有一種強烈的組織意識”，他們之間沒有“旁敲側擊”，有的是“強烈的集體感和牢固的團結”。總之，中共領導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于崇高的原則，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堅毅的領導素質。這一印象——和使我聯想起的他們的經歷——把他們排列在現代中國任何一個團體之上。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給大多數或一切在過去7年里曾經會見過他們的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們的風度，習慣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當的處理問題，看來更像美國人，而不像東方人”
在細致描述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邊區根據地的新氣象之后，謝偉思如此分析說：“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經濟綱領的、組織得很好的運動，它正在能干的領導人的領導下成功地完成著。還有，當國民黨已喪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隨著這一喪失而呈現四分五裂的時候，共產黨由于必須繼續奮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漸漸壯大和比較成熟了。人們不能不得到一種感覺，這一運動是強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種動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聯系得如此緊密，因而將不會被輕而易舉地扼殺掉。”
謝偉思看到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國，一個是國民黨及其統治的區域，另一個是共產黨及其管轄的邊區，而這正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內戰的對立雙方，他們的眾多“不同”顯然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內戰的最終結局。
通過實地調查和同中共領導人的廣泛接觸，美國外交官謝偉思認為延安的“精神氣質和氣氛”與國民黨統治區完全不同，仿佛一個中國的兩個世界。一邊已喪失了早期的革命性并呈現四分五裂，另一邊和人民聯系得如此緊密而日益強大。（201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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