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4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標志著中國鄉村走進了直選時代。
進入這個直選時代，人們本來希望有助于“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結果大相徑庭。在以下七個方面普遍存有問題：
1、在比較貧困的鄉村，村民對民主選舉沒有熱情，甚至根本就選不出人來，而且選出什么人來，與村民的關系不大；村民有的不參加，有的棄權，比較冷漠。
2、在比較富裕的地區，村長競選非常激烈，爭奪也非常激烈，選舉有傾向于宗族化，幫派化，黑社會化，甚至暴力化的傾向。
3、賄選是非常普遍的行為，村民愿意接受候選人的賄賂。賄賂方式：送錢的其受賄金額，總數有的可以達到300萬到1000萬不等。有的是送大米，送化肥，還有的直接送人民幣，比如一張選票100元等；還有的是請吃流水席，送煙酒等。
4、有的村只有直選，但沒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被選上的人，成為一種暴君式的專制，利用其權力，在任內，目的就是撈取更大的利益。
5、宗族化是普遍現象，沒有是非和公正，只要是一個宗族的或幫派的，就投票給這個人。
6、有的時候，是鄉縣政府機構的直接干預或暗示。還有，村支書也有很大明或暗的權力，可以支配選舉。
7、不兌現或無法兌現選前承諾，忽悠選民的人，大有人在。
由于上述問題的普遍存在。朱麥囤被逼出來的農村民主改革，事實上，已經正式宣告：普選制在農村的民主改革，已經徹底失敗了。在這里我們不妨把深圳的袁庚改革和鄭州白沙鎮的朱麥囤改革進行一下比較，請看
《袁庚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普評制是切實可行的真理》
(原創首發) 發表時間： 2008-09-06 10:49:08
原文網址：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88234620&bid=2
同一塊天、同一塊地、同樣還是那些人，“在袁庚離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業區的領導干部雖然掌管人事權和數以十億計的財權，卻沒有發現過貪污受賄一類的案件。袁庚離休，蛇口恢復干部委任制后，貪污、受賄案時有發生，甚至當年蛇口的優秀干部虞德海在離開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國聞名的巨貪。”這一無可辯駁的鐵的事實充分證明：每年由群眾對管委會成員投信任票，不信任票過半數就得下臺，包括袁庚自己。”這至關重要。（參見今晚報08、3、27、7版林丹《袁庚：在那激情燃燒的年代》一文）。毫無疑問，袁庚的改革，最可以防止出現貪腐、浪費、官僚主義的，是每年由群眾評判一次管委會成員的制度。這是最關鍵的，也是袁庚改革的成功之處。
那么，袁庚改革的失敗之處又在什么地方？
首先，袁庚的改革是胡耀邦親口答應的，是主動在蛇口工業區進行直選領導班子的改革試驗。其次
袁庚以其人品、理想和能力，在蛇口的直接選舉、信任投票和公眾監督方面，曾經堅持了十多年，可隨著1992年12月，袁庚退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業區第三屆董事會沒有被民主選舉出來，這本身就證明普選制不靈——離開特定權威不靈，直選范圍擴大不靈。結果只好恢復委任制，把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也給取消了，蛇口改革就此畫上句號。而
朱麥囤的民主改革則是被普選制的失敗逼出來的，不是某個領導親口答應的，所以具有中國原始社會民主的自發性和可行性。
首先，推選一個家庭代表和兩個十選一，他不可能不真正負責任。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所描述和所稱贊的那樣：“巴黎根據一項非常簡單的計劃，在現行軍事組織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聯合組織。這個政治聯合是全體國民自衛軍通過每一個連的代表彼此連接起來的聯盟；連代表們選舉營代表、營代表們再選出總代表、團長，由他們來代表一個區，和其他十九個區的代表進行合作。由國民自衛軍大多數戰斗營選出的這二十位代表組成中央委員會，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紀最偉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榮斗爭中至今還堅持著它的崗位。從來還沒有過在選拔上進行得這樣認真仔細的選舉，也從來沒有這樣充分地代表著選舉他們的群眾的代表。”（馬恩選集2卷408頁）
其次，這種真正負責任的層層民主選舉制，還可以追溯到中國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等各級首領的推選，以及中國古代南海漁民自己選船長，還有其他一定范圍的推舉，都是比較負責任的民主選舉。非常遺憾，
中國原始社會的民主集中禪讓制，由于其自發性，所以，沒有明確最長連續任期，最終，由于事實上的終身制，導致世襲制的出現，從而，破壞了中國民主集中禪讓制，導致天下為私。
再其次，朱麥囤的家庭聯戶代表制，選舉產生的是村民監督委員會，是對村委會進行合法有效監督的常設機構。相當于，有了一個科學管理的監察系統，起到了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干部一個清白的作用。
結果，讓直選的村干部也贏得了村民的信任，加強了干群聯系，既提高了實際工作效率，又避免了“蓋起一棟樓，倒下一片村干部”，村干部一手遮天、以權謀私、侵吞集體補償款等不良事件的再次發生。
農民們說，家庭聯戶代表制度讓咱老百姓有話能說，說了管用，這樣的好制度要想停止，我們還不答應呢！參見
普評制點評朱麥囤：基層民主的力量
http://mayingchun.blshe.com/post/10914/672324
逼出來的農村民主改革
作者:朱麥囤
本刊記者 李鵬 李鈞德
為什么要推行農村的基層民主改革？為什么會選擇家庭聯戶代表制作為載體？河南省中牟縣白沙鎮黨委書記朱麥囤的回答出乎意料：都是逼出來的！
1996年，朱麥囤被調到白沙鎮任副鎮長，主抓工業與招商引資，當時白沙鎮除了一家瀕臨倒閉的鎮辦紙廠外，幾乎沒有其他企業，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每年僅有200萬元，每到年終機關發工資，財政所就到處高息貸款，過年就是“過關”。
上任伊始，朱麥囤深知無工不富的道理，利用毗鄰鄭州、開封的區位優勢招商引資，就成了當時最迫切的任務。經過努力，在朱麥囤的手里，白沙鎮終于有了第一個引進項目。
項目進來了，卻遭遇落不了地的尷尬。百姓惜地，不信任干部，抵觸情緒嚴重，聲稱“賣了地，我們吃啥”。為了做群眾工作，朱麥囤背起被子住到了村上，一住就是兩個月。雖然最終項目落了地，但干部不了解群眾、群眾不相信干部導致工作難以開展的經歷，讓朱麥囤徹底領教了。
2002年，全鎮村委會換屆選舉，23個行政村竟有一半以上沒有選出村主任。這讓升任鎮黨委書記的朱麥囤開始反思：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我們死搬教條，脫離實踐，脫離群眾？農村的出路在哪里？
經過調查研究，朱麥囤發現：村干部和群眾“貼面不貼心”，你不聽我說，我不買你帳；有些群眾還戲稱村干部——“誰變了蝎子誰蜇人”。本是聯系村干部與群眾紐帶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實踐中走了形、變了樣，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多年招商征地的經驗給了朱麥囤啟示。為做好征地的群眾工作，有些村的村組長指定一些素質比較高的群眾當村民代表，幫助村干部挨家挨戶做群眾工作，效果不錯。朱麥囤想，能不能把這種村民代表的制度推廣開來，給干群間架座橋，給村民參與村子管理一個機會呢？
經過研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會征求意見，朱麥囤把村民代表由村組長指定修改為公開選舉，并明確了以聯戶代表制為核心的改革內容。
聯戶代表制，就是由每個農戶推選一個家庭代表，10個家庭代表推選一個聯戶代表。聯戶代表與村民組長一起組成組委會；聯戶代表中，再按10:1的比例選舉出監督委員會。組委會由村民組長為召集人，對村民組的財務收支、款物發放、土地分包轉讓等事務進行民主決策和監督。每月一次的聯戶代表會議由全村聯戶代表、村組干部、包村干部等共同召開，是村里的最高權力機構，對村內重大事務進行表決。村民監督委員會是聯戶代表會議的常設機構，對村委會進行監督，監委會主任輪值擔任，每人一個月，村級賬目須經監委會審批蓋章方能人賬。
讓村民來管村莊，還監督村干部的聯戶代表制剛開始推行，大多數村干部都想不通，甚至有老資格的村支書公開提出抗議：“這不是鼓勵群眾鬧事嗎？這不是公開讓群眾造我們的反嗎？以后是群眾領導我們還是我們領導群眾？”
有些村支書干脆撂挑子，就連一些鎮黨政班子成員也想不通。朱麥囤有自己的考慮：當時毗鄰鄭州的許多鄉鎮都在搞招商引資，而在征地過程中，因為鎮村干部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蓋起一棟樓，倒下一片村干部”，村干部一手遮天、以權謀私、侵吞集體補償款的事件時有發生。
“這些長期在基層的村干部，有經驗，有辦法，是一個村子的主心骨，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骨干，因為一點私利倒了，非常可惜。”朱麥囤說，“這項制度其實是一種監督制約機制，能使我們的干部少犯錯誤，使群眾最大限度地支持我們的工作。”朱麥囤的苦口婆心換來了鎮村干部們的“試試看吧”。
此后，白沙鎮成立了聯戶代表制度辦公室，具體指導聯戶代表制度的推行，并由黨委副書記主抓此項工作。
家庭聯戶代表制度建立后，有效實現了村民自治，民選的干部也贏得了村民的信任，加強了干群聯系。一位干了十幾年的村干部說：“以前村民不信任咱，干點好事都怕群眾在背后戳脊梁骨，現在村干部才算有尊嚴，上下同心，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村子的發展上！”
從2004年開始的改革也確實為白沙鎮帶來了實惠：2004年到2010年間，白沙鎮的財政收入從1293萬元增長到2億多元，村民住上了小樓，開上了小汽車。
回顧改革歷程，朱麥囤這樣總結：農民是最樸實的群體，有對公平最迫切的追求。回應農民對公平的訴求，讓農民在集體生活里回歸理性和有序就是農村基層民主要做的，而這，不僅僅是農民自己的事情，基層政府也要有適當的組織和引導。
編輯：高遠至
摘自新華通訊社《半月談》201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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