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最近30年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針對這種奇跡，人們不僅用各種眼光去看待，而且還用各種理論去解釋，但是最有影響力，還是一些人創造的所謂的"中國模式"的說法，大意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在政府主導下，動用全社會的行政資源、社會資源以及經濟資源，大力發展經濟的結果，它是由政府力量而非完全的市場力量形成的。姑且不說"中國模式"本身是否站的住腳，單就它所關心的問題而言，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之后，我們的確需要對當代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尋找一個理論上解釋，以期為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提供科學的方法論。
如果對中國30多年來經濟的發展軌跡，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回顧，可以發現，雖然在不同的階段，我們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時期和解決了不同的發展問題，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當代經濟實際上經歷了兩個大的并且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階段，一個是1978-2000年階段，一個是2000年至今階段。前一個階段，我們非常注重經濟發展的速度，后一個階段我們非常注重經濟發展的成效。在經濟發展速度方面，2000年之前，由于各地無不把發展速度，作為衡量一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唯一標準，因此，它直接導致了在這一時期里，中國經濟始終能夠保持年均兩位數增長現象的產生。而在2000年之后，由于人們開始把關注的重點，轉向發展的成效方面，它又直接導致了全社會開始反思和追問經濟發展的目，即在面臨一方面各地經濟發展成果顯著，另外一方面，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地區差距、貧富差距不斷被擴大的現實，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發展的成效，質疑究竟該如何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
當我們把30年來經濟發展的軌跡分為追求速度和關心成效兩個階段時，可以發現，其實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根本用不著所謂的"中國模式"，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已經講的非常明白，即當代中國經濟，實際上是亞當·斯密與凱恩斯理論的混合體。
我們知道，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亞當·斯密主要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的形成、發展和完善的自發調節作用的重要性，具此當我們對照1978-2000年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它實際上對亞當·斯密理論的具體實踐，在實現了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的基礎上，經濟持續不斷地高速增長和由各種要素快速組成的市場體系的活躍，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民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同與參與，進而導致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因此，中國2000年之前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對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的最好寫照。
進入2000年之后，由于經濟增長的動力、發展的機遇，隨著國內外一系列經濟危機的到來，開始逐漸減弱，因此，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政府干預理論，開始在中國的經濟實踐中，不斷得到增強。作為干預理論的創始人，凱恩斯提出的在危機時期，政府應干預并且主導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理論，由于對醫治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產生了極好的示范效應，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就成為2000年之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石。同時，在這一時期里，由于為推動前期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種種代價：環境污染、地區差、貧富差以及社會不公現象等，不斷地浮出水面，迫使政府在強化凱恩斯理論的過程當中，一方面動用所有經濟、社會和行政資源，通過不斷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另外一方面，為回應質疑發展成效的問題，政府又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啟動一系列社會改革（福利、稅收等），使社會在經濟繼續增長和社會問題不斷凸顯的不均衡狀態下，保持相對的平衡。在這一階段里，政府這只"看的見的手"的作用，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雖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驚人的成效，但是我們一定要明白，這種在短短的30多年的時間里所獲得的成就，相對于今后還需要經歷的漫漫長路，還是非常脆弱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從理論上認清不同發展階段的過程，不僅能夠提醒我們，要對已有的經驗教訓，時刻保持警惕，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的發展機會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在不斷地減少，如果因為理論選擇或者運用的錯誤，浪費了大好的時機，漏過的就再也回不來了，所以，根據中國的實際，采取更加靈活的發展方式，既不要被亞當·斯密所迷惑，也不要迷信凱恩斯主義，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總結中國當代經濟發展路徑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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