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靖邦
不久前我提出了國父毛澤東這一命題，網(wǎng)友不無分歧，但贊同者和反對者都只限于爭吵，沒有進一步提供深入的論述。
二十世紀中葉以后，左翼學者對孫中山的定位是中國革命的先驅，我以為是準確的。他首倡反帝反封建，又兩次解釋三民主義，對中國的知識階層具有強烈的沖擊性啟蒙。盡管終其一生他老人家什么也沒有實現(xiàn)，而先驅的地位是不容動搖的。毛澤東對這一點的肯定是毫不含糊的。我們從他對宋慶齡同志的尊重可見一斑。新中國建立前，毛澤東派鄧穎超以他和周恩來名義誠邀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并親自到火車站迎接；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毛澤東任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副團長就是宋慶齡。這事還鬧得蘇聯(lián)同志好一陣狐疑，嘀咕宋慶齡是共產(chǎn)黨員嗎？她有黨證嗎？（見《赫魯曉夫回憶錄》）可見毛澤東早就把宋慶齡看作自己的同志了。
我前面說孫中山終其一生什么也沒有實現(xiàn)，這個恐怕并非虛詞。
武昌首義是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識的青年軍官干起來的。當時孫中山與黃興正在國外鬧矛盾。黃興趕赴武昌，似乎與那批首義者不能合作到底。后來，孫中山與黃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鑒于民國的權力出不了南京城，孫中山便與手握重兵的清廷大臣袁世凱達成妥協(xié)，由袁逼迫清帝退位，孫中山把大總統(tǒng)一職讓給袁世凱。就這樣，辛亥革命名義上算是成功了。
頭腦清醒的網(wǎng)友當能知道，這哪里能叫“成功”，不過就是一場書生氣十足的妥協(xié)而已。
不然為什么孫中山不久以后又再次奔走革命，在廣州營建革命根據(jù)地呢？
說起廣州根據(jù)地，現(xiàn)在看來也荒唐得很。孫中山自己沒有一兵一卒，革命政府依靠的武裝力量全是南方軍閥的軍隊。這就難免要發(fā)生多次叛亂，甚至炮轟總統(tǒng)府的事了。直到他仙逝前，他的革命地盤也只限于廣州市周圍，他實質上就是半個省長而已。
最后的兩年，他終于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軍。在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chǎn)黨幫助下，他創(chuàng)建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始有了自己的武裝。
可是，借助大軍閥力量完成革命的意識似乎根深蒂固地盤踞在他頭腦里。北京的兩個大軍閥電邀他北上共襄大舉，他不顧共產(chǎn)黨的勸阻匆匆就道。到了北京，軍閥們拒絕兌現(xiàn)承諾，將他冷在一旁。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蔣介石定鼎南京，國民黨人尊孫中山為中華民國之父，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老人家并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父，這個恐怕不必用多么聰明的頭腦就會想明白的吧？
然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父是誰，也是不言而喻的！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率人民軍隊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立不久，他就把一些同志推到第一線主持工作，他自己退居杭州讀書，研究馬列主義。當資產(chǎn)階級猖狂向紅色政權反攻倒算的時候，當“一線”主持工作的人發(fā)生“左”的偏差造成損失時，他再次站出來矯正了方向，使我們的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渡過難關，重新進入寬闊的航道。
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察覺蘇共內(nèi)部潛滋暗長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因子”，從而敏銳地指出官員的高收入和脫離工農(nóng)大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基于這樣的思考，他提出了不斷革命的理論。科學地發(fā)展了馬列主義。六十年代以來，各國共產(chǎn)黨（馬列）稱他為當代的列寧，我認為他當之無愧！
我要再次強調：毛澤東才是我們的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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