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陽早之子陽和平：永遠懷念毛澤東時代
楊梅菊 楊越
去年見陽和平，趕上他住在沙河農場的最后一個夏天。沙河農場是寒春、陽早夫婦一手設計的，一家人在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兩位老人先后去世，這個農場也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一年以后，陽和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已經不住在沙河農場，搬到了任教的大學附近，租房住。
在中國媒體上，美國人寒春和陽早常常被描述為高尚的人，偉大的戰士，放棄優越條件來到中國。但陽和平覺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國找出路來的，對他們來說，到中國來是一次解放。”
平時，陽和平不看電視，因為“電視沒法看，新聞沒法看”，偶爾看看連續劇，像《井岡山》、《長征》、《恰同學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劇，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親的故事，陽和平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人講述過多少次了。那是一對美國人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到中國來尋求出路，并結為連理，留在這里繼續奉獻的故事。寒春和陽早孕育共了三個子女，其中陽和平是長子。
母親當年為什么來中國？陽和平覺得，對于當時的母親寒春而言，中國是唯一的出路─一個1921年起就曾在美國搞核物理方面進行鉆研的科學家（與楊振寧同學），發現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會被軍方利用，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須放棄。
1948年，寒春來到中國，經宋慶齡安排到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在瓦窯堡的一個窯洞里結了婚。自此，夫婦二人一生與農場和養牛結下不解之緣：改造進口的蘇聯農具，利用風車設計擠奶設備，研制彈性無毒橡膠，甚至七十多歲從頭開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農場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種……
2003年，陽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別世界。他們在中國相遇，也在這個國家告別。母親的追思會上，與許多在場參與者的情緒激昂相比，陽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靜和理性。他的發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號”，“中國人老覺得她們多偉大，放棄了很多，其實沒放棄什么，他們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歡干的事，而這個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現在，陽和平兄妹三人都認為，“父母那一輩真幸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不為個人的小圈子著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國的生產建設里，可是現在的大環境沒了。”
懷念那個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發的時候，陽和平剛剛十幾歲，正是世界觀形成的時候。像那個時代大多數年輕人一樣，那場運動對他的影響“非常厲害”。特別是后期對馬列原著的通讀，令他至今難以忘懷。
1969年，陽和平到北京紅星工廠。第一年還跟其他工人一樣，學習生活都在一塊兒，但是后來便開始“里外有別”了，不讓外國人參加學習。有一次，上面組織學習六篇馬列原著。組長說，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討論你可以不參加了。陽和平說我想參加。“不，你可以不參加。”組長說。陽和平氣壞了，賭了一股氣，不讓參加那就自己讀，花了好幾年的工夫，他讀完了馬列原著。正是這套論著，對他后來的世界觀形成起到極為關鍵作用，甚至后來的美國之行，這本書在他的身體里復蘇，并漸漸得到印證。
“現在人們都對提出階級或階級斗爭特別反感。但是現在，中國有權有勢的不是工人階級，這個是事實。”
在陽和平看來，他所在的沙河鎮拆遷是一個具體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開發商要把沙河地區給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給趕走，趕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寫的是‘以人為本’，是以開發商的人為本呢，還是以當地居民的人為本？”
采訪中，陽和平有過幾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淚，是在說到“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他懷念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977年，他待在曾經的光華工廠3個月。后來有很長時間，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為什么老懷念在光華的生活，現在總結出來了，就是因為“那個時代工廠里一個平等的關系”。再后來，置身美國多年，他也沒有找到那種平等感。當然，那種關系只屬于過去的時代，只屬于當年的光華工廠，只存在于陽和平的記憶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對今天社會的種種拜金、信仰虛無現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學了馬列主義，他懂得“歷史長河”到底是怎樣的時間概念。陽和平一直記得父親陽早曾說，革命斗爭要有歷史感，要有斗爭感，要有幽默感。因為父母也是這么過來的，在中國那么長時間，他們也并非一帆風順，“就是斗爭，各種各樣的斗爭，人活著，社會里就有斗爭，但是你懂得這個歷史趨勢，懂得斗爭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這東西是暫時的。”
陽和平說，母親人生的最后幾年過得很悲觀，對于中國后來發生的變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訴母親，眼前有些東西是暫時的。
今天一些社會現象讓人憤怒
與父母一生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相比，陽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艱困。
文革結束后，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對于眼前的一切，陽和平產生了困惑：市場經濟到底什么東西？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八十年代初，陽和平覺得這話是對的，但腦子深處“馬列主義的東西和主流經濟思想老打架，特別混亂”。二十年以后，陽和平覺得自己才弄懂“有些東西為什么是錯的”。
21歲那年，陽和平去了美國，一邊做工人，一邊念書，花了七年時間才畢業。1988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憑。
在美國的幾十年，陽和平完全有機會躋身中產階層，但他不認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們總以為有車有房好像就是奮斗目標，你到美國后車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樣受壓迫，這是一個生活水平的問題，不是地位的問題。人的地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物質是兩個概念。”
當年之所以選擇“去”美國，陽和平說是因為好奇。但到了美國，他卻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間他在私人公司當白領，但同時他還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時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聯系。與好幾個群體同時接觸，就好像同時生活在好幾個世界里。
就是在那時，他經歷了信仰危機，曾經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卻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駁，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敗仗。到最后，有一個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國是帝國主義。“這是不可否認的東西，所以從這兒就開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來，哪些東西是真的，哪些東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對社會主義，對馬列主義，對毛主席，慢慢才有一個新的思路。”
陽和平并不否認，今天的中國有時很讓他憤怒，“黑煤窯、黑磚窯，還有強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特別多。”
但憤怒歸憤怒，人到中年，陽和平還是回到了中國。
陽和平說，他回來不是找出路，而是因為“在美國三十多年，想跟他們玩玩同化，同化不了”。這才是特別難的，表層上同化了，實質上不行，他們喜歡看的電視，他們喜歡開的玩笑，他卻覺得沒意思，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那套，陽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國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沒有條件，孩子小，跟愛人沒離婚，到中國參觀可以，但生活是另 一碼 事。后來孩子大了，也離婚了，他就又開始考慮是否回中國了。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九十年代美國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明明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卻還像伸張正義似的……美國人自己不太會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國家把帝國主義打敗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國人民。”
在美國有什么意義呢？陽和平問自己，“我所關心的東西，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這方面的人呢？還是得到中國來，這里畢竟還有大批研究馬列主義、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好多老革命還活著呢，起碼跟人家談談，過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陽和平說，他現在沒有去美國的愿望，連去參觀的愿望都沒有。
在美國很孤獨，到中國就不會
在中國，陽和平得以謀生的是一份大學里的教職，雖然也有頭銜，但是合同工，兩年一聘。
陽和平不討厭這份工作，“所以有的時候領導讓我做什么事，比較違心的，我是一點辦法沒有。”也不是沒有辦法謀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變”。就像深諳中國其他問題一樣，教育行政化和學術腐敗問題，陽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對于單位政治，他的原則是不懂、不參與、不了解，也不感興趣。
昔日的大環境沒有了，對過去時代的懷念也知音者乏，陽和平卻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政治和經濟”課題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與父母相比，他也不認為講自己的故事，出一本傳記有什么意義，他的趣味在于寫“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感悟和思考，他決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國后的整個三十年。
在中國，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如果那樣做，他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陽和平相信，只有立場穩定了，事情才好辦。
如今陽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這種四不像體現在身份認知上便頗為復雜：對美帝國主義特別仇恨，但是又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對中國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義。
陽和平說，在美國他會覺得很孤獨，到中國來就不會。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2期，摘自 2011年6月3日 —9日《國際先驅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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