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舞臺上，主要有三種形式的動亂：民變、政變和外患。所謂外患，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民族沖突，或者叫文明沖突。在中國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中，民族沖突從來沒有完全停止過。但是，關系到華夏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沖突共發生了五次。
一
第一次發生在西周后期，犬戎內犯，首都淪陷，周平王遷都洛邑，王室權威掃地。這個時候，四方野蠻民族爭先恐后地內遷，華夏文明圈內的諸侯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南方的楚國盡管也是周王室分封，在文化上卻屬于蠻夷之國。楚國本為地位很低的子爵，春秋時期，突然強大起來，竟然一舉滅亡了周王室用以鎮服南方的漢東諸姬，中原華夏民族的南方門戶被打開。在北方，狄族不僅破門而入，甚至來到了華夏民族的腹心地帶，先后滅亡了邢國和衛國，周朝首都洛邑的城門和諸戎相接。周朝發祥之地關中地區更是一片膻腥。用孔子的話說，當時“南夷與北狄交，華夏之不絕如縷。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管仲輔佐齊桓公，創建霸業，捍衛文明，保護民族，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功業實在太大，以至于孔子盡管對管仲奢侈的生活作風甚為不滿，鄙其小器，但也不得不承認他對整個華夏民族的巨大貢獻。北伐山戎，穩定燕國；打敗狄人，存邢救衛。又率齊、魯、宋、陳、衛、曹、鄭、許八國聯軍，南討強楚，遏制了楚國凌厲的進攻態勢。齊桓公之后，晉文公繼續扛起文明大旗，與楚國爭霸。晉楚百年戰爭意義巨大。華夏民族不僅保衛了自己，而且使文明得以擴展。到了戰國時代，華夏文明就已經走出黃河的搖籃，在遼闊的長江流域開花結果。巴蜀、荊楚、吳越，三個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已經成為華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華夏文明更是挾戰勝之威，翻越五嶺，進入珠江流域。在周平王東遷之后，從管仲開始，華夏文明在同化諸外族的基礎上，蓬蓬勃勃，生機盎然，一路凱歌，持續七百多年。在這期間，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居功甚偉。他大展宏圖，鵬程萬里。在南方，不僅讓華夏文明在整個珠江流域根深蒂固，而且把文明的種子播撒到了海南島，甚至把影響推進到了越南南部。在北方，穩固了河套，統治了高麗，北方屏障，從此固若金湯。在東南，滅掉了閩越，福建正式納入版圖。在西北，河西走廊成了華夏民族一條鋼鐵手臂，一面抓著西域三十六國，一面嚴重威脅著匈奴的后背。從此，隴西盡為華域，關中八百里秦川狼煙不起。
但是，自東漢末年開始，一方面由于黃巾軍戰亂之后中原人口驟減，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氣候變冷導致世界民族大遷徙，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野蠻民族逐漸內遷。到了西晉，太行山、潼關以西，包括并州、關中、隴西、河西、河套等地區到處都是胡人，幽州、冀州也有很多。如果西晉是一個像漢唐那樣偉大的皇朝，這些野蠻民族也許會被悄悄地在文明之胃中消化掉，從而避免羅馬帝國的命運。但是，西晉統治集團缺少文韜武略，缺少經緯天下的雄心壯志，文恬武嬉，醉生夢死。玄學的泛濫，武備的撤除，連年的饑荒，民族矛盾的激化，哪一個是導致華夏民族跌入第二次浩劫的最重要的原因呢？毫無疑問的是，晉惠帝司馬衷的智商是壓死驢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皇帝的無能造就了眾多野心家，使整個皇室和官僚集團陷入了一個吞噬一切的漩渦。樹欲靜而風不止。一旦私欲的野獸沖出柵欄，便不會再接受任何道德律令的束縛。于是，外戚楊氏滿門赤族；于是，皇后賈南鳳機關算盡，反算了卿卿性命；于是，潘岳、石崇、張華、裴頠玉石俱焚；于是，八王之亂，國無寧日；于是，五胡亂華，遍地腥膻。當私欲的旋風消失的時候，神州大地到處是文明的碎片。第二次浩劫到來了。
三至六世紀是歐亞大陸各文明中心普遍遭受野蠻民族入侵的時期。當大陸東端的華夏文明岌岌可危的時候，大陸西端的拉丁文明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于羅馬帝國文化親和力較弱，它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區仍舊保持著自己的文明特性，以致于支撐拉丁文明的腹地過于狹小。所以，在日耳曼人的鐵蹄之下，歐洲大陸一片廢墟。而東方的華夏文明親和力較強，當華夏文明的腹地黃河流域淪陷之后，長江又成了第二條黃河。華夏民族的第二次浩劫持續了三百年。這次浩劫的結果是，大部分野蠻民族最后融入了華夏民族之中。隋唐時期，華夏民族又重振雄風。
羅馬帝國滅亡之后，歐洲進入了長達一千多年的黑暗時期。除了基督教之外，沒有別的文化。文明之光熄滅了，文明墮落到了非常低級的階段。英國學者克萊夫·貝爾在《文明》一書中說：“歐洲人自從羅馬帝國末年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究竟有多少人一年洗過一次澡，那就很難說了。”這里指的是從公元四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共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時期。即使在跌入第三次深淵，即蒙古占領時期，中國的文明程度也令來自西方的馬克·波羅大為震驚。而江南蘇州的市民經常洗澡的習慣尤其讓這個白皮膚的旅行家大開眼界。
第二次浩劫比第一次浩劫要慘烈得多。第一次浩失掉的是周王室的發祥地關中地區，第二次浩劫失掉的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黃河流域。如果華夏民族在度過第一次浩劫之后沒有向南方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千辛萬苦地開拓，此時也許就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從而，也就會像希臘和羅馬文明一樣被長期塵封在歷史的檔案柜里。在北朝時期，漢語甚至成了一種遭忌的語言。北齊漢族血統的皇室甚至已經鮮卑化，執行了一種與華夏文明非常隔膜的政策。隋朝的開國皇帝在北周時期有一個鮮卑姓氏，他的名字叫普六茹堅。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里，黃河流域到處是曇花一現的國家，血流成河的殺戮，野蠻成性的帝王，朝不保夕的民眾。
華夏民族之所以能夠渡過這次浩劫，大概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華夏文明強大的親和力，諸野蠻民族難以抵擋。他們在內遷之后就開始耳濡目染，心向往之。建立政權后，更是竭力效法華夏帝王的模樣。五胡亂華的第一個英雄人物是匈奴人劉淵。青年時代，他曾長期在西晉的首都洛陽生活，與當時的許多大名士諸如王濟父子交往甚深。北魏孝文帝更是全面推行漢化政策。第二，華夏文明有遼闊的地域，有廣闊的回旋余地。一種文明如果腹地過于狹小，就會像荒野里的一盞孤燈一樣容易被大風吹滅。而如果擁有遼闊的領土，就會像森林大火一樣越燒越旺。華夏民族在第二次浩劫之后殘余的疆土也要比羅馬帝國的腹地大得多。這樣，就能夠保證文明繼續正常的發展。第三，漢族占絕對優勢的人口，為文明的薪傳提供了不滅的火種。南方不用說，即使在野蠻民族統治之下的北方，漢族人口也占絕對優勢。這樣的后果是：一方面，不管哪個民族執政，都不得不吸收一些漢族上層人物治理國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是其所在文明的一個文化載體，他們一代一代的生命延續同時也是一種文明的傳承。這樣，普六茹堅最終而成為楊堅也就不足為怪了。第四，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比較緊密，社會上層和社會下層在文化認同上高度一致。強大的凝聚力使社會族群在遇到危險時不宜崩潰。所以，當黃河流域淪陷時，大批普通民眾才會隨著士族一起遷往南方。而羅馬帝國是奴隸制，社會結構中，人數最多的是毫無自由的奴隸。這些奴隸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因為作戰被俘或者遭遇海盜襲擊而成為奴隸。他們都患有強烈的思鄉癥，和他們的主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認同。這樣的結果是，東晉依靠北方移民組成的北府兵士氣旺盛，戰斗力極強，以區區三萬之眾就在淝水打敗了前秦苻堅八十萬軍隊。而羅馬帝國面對著眾多人口卻找不到保家衛國的士兵，甚至不得不把國家的民運寄托在日耳曼雇傭軍身上。這種由錢幣壘起來的國家支柱一旦倒塌，整個帝國大廈就會轟然崩潰。
二
普六茹堅成為楊堅，是一個富有深刻象征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標志著華夏民族已經走出黑暗重重的時代，華夏文明已經復興。就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不是對希臘羅馬的簡單回歸一樣，隋朝的建立開創的也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有時候，高度發達的文明也是一種負擔。西晉高度發達的玄學造就了一代萎靡不振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但改變不了民族的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不了。經過三百年血與火的洗禮，黃河流域的漢族人民已經充滿了英雄氣概。由于諸野蠻民族和漢族的血液融合到了一起，一個新的生命誕生了。恩格斯說：沒有任何一個歷史的巨大災難不是以歷史的巨大進步作為補償。歐洲一千多年的黑暗時代獲得的補償是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中國三百年的黑暗時代獲得的補償是代表民族輝煌頂峰的大唐盛世。
如果算到南宋的滅亡，第二次浩劫之后，漢民族又繁榮了七百年。魯迅先生說：唐人身上帶有胡氣。這不僅指隋唐統治者甚至下層人民很多具有胡人血統，而且指民族性格上和胡人相似。兩漢文人視經學為飯碗，兩晉名士視清談為生命，而唐朝士人對哲學不感興趣。可以看出，三百年后的漢族與三百年前的漢族已大不相同。他們有開闊的胸襟，超人的眼光，兼收并蓄，海納百川。在文化交流、經濟交流和民族交往方面都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樣的境界以往的帝王難以企及。公元六二六年，唐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可汗率十萬騎兵南下，長驅直至距長安僅僅四十里的渭水便橋北。唐太宗只帶六騎至便橋南，隔水責問。最后，雙方在便橋上訂立著名的“渭水之盟”。這樣的氣魄以往的帝王無人可比。唐朝前后滅亡兩突厥，在遼闊的游牧地區第一次設立了羈縻州府，把浩瀚的漠北納入大唐的版圖。這樣的功業以往的帝王無法做到。
哪一個時代的讀書人，也沒有像唐朝的讀書人這樣擁有遼闊的視野。他們不滿足于學富五車，也不滿足于道貫古今。他們身為讀書人，卻渴望像漢朝的冒險家那樣立功絕域，獻身疆場。他們那樣熱愛著邊疆蒼涼凄苦的生活，以至于給我們留下大量歌詠邊塞生活的詩篇。岑參說：“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王維說：“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傾心佛教，熱愛山水田園。但是，同樣贊嘆著這樣的生活：“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高適說：“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王昌齡更是發誓：“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終不還！”他們對建功立業這樣執著，以至于楊炯認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即使到了中唐，這種昂揚的精神狀態也沒有改變。李賀《南園》詩中說：“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這種價值觀與以前的讀書人大相徑庭。東晉時候，桓溫西滅成漢，北伐前秦，英雄蓋世，勢傾朝野，就連東晉皇帝也看著自己的寶座發抖。可是，當桓溫為自己的兒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兒時，王坦之的父親王述竟然勃然大怒，斥責兒子說：“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世說新語》還把這件事歸到《方正篇》，足見那時讀書人的價值取向。即使桓溫官至大司馬，在讀書人眼中仍然是個兵，于是就低人一等。東晉之不能進取，良有以也。到了唐朝，時尚大變。就連李白這樣的文學巨星也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讀書人。他在《塞下曲》中寫道：“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唐朝文人不屑于經學，也不屑于清談。他們大都是性情中人，真誠坦率，于是便有了唐詩的輝煌。
三百五十年后，華夏文明又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脅。石敬瑭獻幽云十六州給契丹，便再也沒有收復過來。在西方，吐蕃的崛起使唐朝的疆土早已大大萎縮。安史之亂后，吐蕃不僅完全控制西域，而且占領了河西和隴右地區。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京都長安一度淪陷。這樣，第三次影響全局的民族沖突漸漸拉開了序幕。
兩宋時期，是中國文明相當發達的時期。盡管，由于采取重文輕武的政策，盛唐氣象風光不再。由于文化上采取了非常寬松的政策，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盛產思想家的朝代。宋朝的時候，人口大量增長，城市經濟繁榮，燈紅酒綠，歌舞升平。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眼里，南方就意味著富有、幸福和快樂，南方是流淌著牛奶和蜂蜜的土地，南方喚起的想象是高雅的人生、優美的景致和隨風飄展的裙子。他們受著這樣的誘惑，像哥倫布受著黃金的誘惑一樣。于是，他們紛紛南下。據《鶴林玉露》記載：柳永《望海潮》詞極寫杭州人物之康阜，湖山之壯美，以致于金國皇帝完顏亮聽了之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謝處厚為此寫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
北方民族一波一波南下，漢民族危機越陷越深。先是契丹在公元九三六年得到燕云十六州；近二百年后，女真族又入主中原，淮河以北的文明發祥地再度淪陷；九十年后，蒙古族滅亡南宋，漢族第一次在全境喪失政權，徹底處在外族奴役之下。又過了九十年，漢民族才走出漫漫長夜。
歷史的規律是：文明之盾往往抵御不住野蠻之劍的攻擊；但是，野蠻之劍一旦穿透文明之盾，便因不可自拔而消失自身。遼金元當然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首先，所有發生在現代中國疆域之內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入主中原的各個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漢族文明，甚至以中國文明正統繼承者自居。當南方的漢族政權視北方的外族政權為索虜的時候，北方的外族政權卻稱南方的漢族政權為島夷。蒙古民族統治了整個中國，卻沒有阻礙華夏文明的繼續繁榮。因為失去登上政治舞臺的機會，漢族知識分子紛紛在戲曲舞臺上大展身手。于是，就帶來元曲的繁榮。但是，整體看來，蒙古民族在掌握漢族文明的過程中并不總是得心應手。在這一點上，它甚至還不如在它之前的遼金。所以，元朝的統治是粗糙的。所以，元朝便混亂而短暫。公元一三六八年，隨著明朝的建立，漢族的第三次浩劫過去了。
由于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時間短暫，并且執行了一種民族隔離的政策，所以，它注入到華夏文明中的血液并不太多。它給中國歷史留下的遺產最重要的可能是這樣兩點：一是分布極廣的回族，二是第一次把西藏納入中國的行政版圖。其后的明朝也不像五胡亂華之后的隋唐那樣是一個民族融和之后的嶄新的民族。明朝本質上是宋朝的繼續。宋朝的程朱理學不僅在明朝繼續得到了發展，而且還得到士大夫們的廣泛實踐，最終成為漢民族各個階層的主流意識形態。
如果說宋朝的寬仁政策催生了程朱理學的話，程朱理學帶給明朝的卻是狹隘的胸襟和短淺的目光。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朝代的君臣關系象明朝這樣緊張。全體朝臣團結一致的反對，也無法改變皇帝的決定；皇帝對全體朝臣的殘忍體罰，也不能改變朝臣的意見。最后，皇帝在形式上勝利了，而朝臣在道義上勝利了。于是，都知道明朝有太多昏庸的皇帝，有太多堅守氣節的士大夫。殊不知，對皇帝的昏庸，士大夫們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程朱理學的教條主義化讓他們缺乏雄才大略，而只能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問題上呶呶不休。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游記》中有這樣的情節，小人國的國民們在如何吃雞蛋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議，一部分人主張從大頭開始吃，另一部分人主張從小頭開始吃。結果，爆發了長期而殘酷的宗教戰爭。明朝士大夫的氣節大多都是這類情況。明武宗無子，遺命由堂弟朱厚熜繼承帝位，是為明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要求在祭祀的時候稱呼自己的父親興獻王為皇考，但是，以楊廷和為首的朝臣堅決主張嘉靖皇帝只能稱明武宗的父親明孝宗為皇考，而對自己的生身父親興獻王只能稱叔，自稱侄。結果，導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大禮儀之爭。當朝臣聽說嘉靖皇帝最后決定稱自己的大伯為大伯，稱自己的父親為父親的時候，立即沸騰起來。楊廷和之子楊慎道：“國家養士百余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集合高官二百多人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廟號，甚至群臣齊號，撼門大哭，聲震闕廷。大禮儀之爭造成君臣之間難以愈合的感情裂痕。明朝的皇帝普遍喜歡深居皇宮，不愿交接大臣，在很大程度上和此有關。
沒有向外進取的雄心使他們熱衷于激烈的內耗，或者說，激烈的內耗使他們都沒有了向外進取的雄心。當明朝的士大夫開始為皇帝稱呼父親為叔叔而斗爭的時候——那一年是公元一五二二年，麥哲倫正好完成了他的環球航行。幸運的是，哥倫布三十年前,即公元一四九二年發現的不是中國。否則，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瘋狂進攻，內斂低效的大明帝國也許招架不住。但是，考慮到后來的鄭成功尚且能夠擊敗盤踞臺灣的荷蘭殖民者，大明帝國也許能夠像肅清倭寇一樣抵擋西方殖民者的進攻。可是，有一點可以推測，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如果英國面對的是大明帝國政府的話，其后的民族災難也許更加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自秦始皇開始，中國在越南進行了將近兩千年的穩固有效的郡縣統治。越南之隸屬于中國較朝鮮要穩固得多，甚至比西藏、云南還要緊密。然而，最后卻在明朝前期輕易地放棄了。華夏民族喪失了一塊寶貴的伸向東南亞、擁抱太平洋的土地。
明朝科技發達，經濟繁榮。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明朝已經產生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萌芽；由于清兵入關，才打斷了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但是，有更多的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從明朝開始才落后于西方。
魏晉士大夫熱衷于清談，明朝士大夫熱衷于黨爭。在沒有太多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宣布了漢族第四次大災難的到來。五胡亂華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亂，滿清入關的直接原因是李自成。
三
生活在東北的諸民族屬于東胡系統，在森林和嚴寒的懷抱培養了堅韌有恒的性格。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盡管剽悍兇猛，矯捷善戰，同時也居無定所，易居易散。飄忽往來，疾如閃電；一旦敗衄，覆水難收。從周朝的獫狁，到秦漢的匈奴，還有后來的鮮卑、柔然、突厥、回紇，部落分化組合，讓人眼花繚亂。突然強盛無比，舉全中國之力不能與之抗衡；忽而又沒有了蹤影，不知道分散融入了什么樣的民族。但是，東北諸民族不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文明，也不同于西域地區的綠洲文明，也不同于從西羌到藏族的高原文明，也不同于西南夷的山寨文明，而是大陸文明的另外一種形式——狩獵文明。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進可攻，退可守；既能長時間默默無聞，也能憑借歷史的機遇名垂青史。
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一百多年后，亡于蒙古。四百年后，又重入中原，并建立起不亞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龐大帝國。這在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滿清入關是漢族的第四次大災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是漢民族的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從來沒有一個外來民族如此全面地改變了漢民族的生活習慣。從此，漢民族的每一個男人腦后都拖著一條令先人蒙羞的辮子，而旗袍則成了風靡南北的女式服裝。但是，從入關的第一代皇帝起，滿族的皇帝腦海里裝滿的都是太多的漢族的文化。康熙、雍正、乾隆比以往的大多數漢族皇帝還要熱衷于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滿族在掌握華夏文明方面比蒙古民族要成功得多，簡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清朝的統治比任何一個外來政權都穩固。清朝給中國歷史又重新帶來生氣，而他留下的遺產比明朝要豐富得多。因為清朝后期的喪權辱國，許多人對滿清政府無比憤慨。但是，如果沒有滿族的南征北戰，文治武功，如果我們以明朝的疆土承受西方列強的掠奪和宰割，就很難避免印度那樣悲慘的命運。也許，我們的命運甚至還要悲慘；也許，我們會像阿拉伯世界一樣分崩離析。即使按照最樂觀的假設，漢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捍衛了統一，保持了獨立，也很難擁有現在這樣廣袤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疆土。除非明朝能夠像日本那樣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之下走上明治維新類似的道路，我們的國土也許就只能囿于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但是，考慮到清朝時期維新變法過程之難，我們也不能盲目幻想著明朝的維新變法會多么順利。
隨著滿清入關，遼闊的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遼河等流域大約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嫁妝帶到了中華民族大家庭。而在入關之前，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漠南蒙古早已臣屬滿清。入關之后，滿清很快接受了包括土地、人口、文化、歷史等等在內的全部明朝遺產。平定三藩，收回臺灣，臣服朝鮮，籠絡越南，甚至在他的附屬國名單里還有老撾、尼泊爾、緬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治下，確立了對外蒙古、西藏、新疆、甚至還包括青海的實質性統治。漢、滿、蒙、回、藏正是在清朝才真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地域達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四萬萬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以漢族為主體民族，以滿族為統治民族。于是，這個大家庭既具有消化功能極強的文明之胃，又具有用于搏殺的鋒利無比的牙齒和硬爪。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后，史無前例的海上幽靈便到來了，漢民族的第五次民族大災難到來了。如果更準確地表述的話，這個時候承受災難的已經不僅僅是漢族了，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在共同承受災難的過程中，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部分已經血肉相連，密不可分。
東西兩大文明總有一天會碰撞的。在長達幾千年的文明發展歷史中，東西兩大文明各自獨立地存在著，發展著。對于中國人來說，歐洲人就像生活在火星上一樣。中國人對自己視野之外的一切總是不屑一顧，認為是化外之邦。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而西方人對中國的幻想又過于美好。馬克·波羅等西方旅行家的描繪使他們感到中國像天國一樣。正是這樣的信念推動了十五和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從而為西方人找到了可以隨心所欲地飛速發展的生存空間。殖民掠奪獲得的大量財富讓工業革命成為可能，并為資本的積累提供了廣闊的前景。當商業機器以強大的動力開動的時候，它將清除自己發展道路上的一切阻礙。在對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在一八四零年突然卷入了一場噩夢般的戰爭。東西兩大文明在炮聲中開始了第一次正式的交流。
西方在軍事上的優勢是在公元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之后漸漸確立起來的。英國在公元一八一一年才制造出用蒸汽推動的木船，從而進入汽輪時代。當哥倫布于公元一四九二年航抵美洲的時候，歐洲還處在暗無天日的中世紀時代。歐洲人之所以拼命西航，正是由于當時其軍事上的軟弱。在東方，一支曾經被中國人打敗的突厥部落進入了小亞細亞，建立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公元一四五三年，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領了歐洲的橋頭堡——君士坦丁堡，從而滅亡了存在千年之久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從此，這個東正教的首都便永遠變成了伊斯蘭之城。公元一四五九年，土耳其征服全部塞爾維亞；公元一四六三年，又征服波斯尼亞；公元一四七九年，阿爾巴尼亞被兼并。到十五世紀末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已經占有了幾乎整個小亞細亞和巴爾干半島，成為那里最強大的軍事封建帝國。這樣，西方基督教世界通往黑海和東方的商路被切斷，才不得不在地圓說的指導下，積極向西尋找通往東方的航路。可見，在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在軍事上并不優越，在文化上也不如中國發達。只是由于美洲印第安人的過于原始，西方殖民者才能夠在美洲大陸暢行無阻。一百多年的殖民掠奪培育了一個骨骼強健、羽翼豐滿的資產階級，并最終導致公元一六四零年——明朝滅亡的時間——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于是，西方走出了中世紀的漫漫長夜，迎來了新世紀的燦爛曙光。盡管如此，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仍然能夠以軍事為后盾，成功遏制俄羅斯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大帝的進攻勢頭，簽訂了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瓦特發明蒸汽機，中間有一百三十年。一百三十年后的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從而開啟了偉大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真正確立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軍事上的優勢。正如恩格斯所說：“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的應用，這就是從十八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瓦特發明蒸汽機七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八四零年，英國工業革命最終完成的時間，西方殖民者才開始下決心向東方巨龍——龐大的中華帝國嘗試武力。當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西方殖民者在印度已經經營了三百年。
有史以來，中國第一次遇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敵人。中華民族的文明之胃第一次失去了消化功能。如果中國像第三次和第四次浩劫時那樣完全淪陷，反而很有被外族消化掉的危險。在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之下，美洲印第安人不僅丟掉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甚至還丟掉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印第安人不僅在文化上被扼殺，而且從肉體上被消滅。英語成了印度的官方語言，基督教成了菲律賓的國教。面對如此惡劣的形勢，中華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爭。從林則徐、魏源，到李鴻章、張之洞；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毛澤東。一代代仁人志士，辛苦地探索著救亡圖存之路。在一百年的時間里，中國在滅亡的道路上似乎越走越遠，危機日甚一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失去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中法戰爭丟掉越南，中日甲午戰爭失去臺灣和朝鮮。俄羅斯更是趁火打劫，割去黑龍江流域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新疆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公元一九零零年，在八國聯軍刺刀之下簽訂的《辛丑條約》，似乎是壓在中華民族脊梁上的一個沉重的十字架，準備讓中華民族在整個二十世紀也別想挺起腰來。可是，災難沒有停止。外蒙古在沙俄策劃下獨立，東北三省“九·一八”之后被日本占領。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又大舉進攻中國腹心地帶，妄圖徹底滅亡中國。軍國主義的日本不同于歷史上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要的是財富和權力，軍國主義的日本要的只是肥沃的土地。日本不斷增加的人口給他帶來很大壓力，日本要為大和民族在地球上搶奪更多的生存空間。所以，如果日本的野心得逞，中華民族不僅要亡國，而且還有可能滅種。由于日本民族要比西方殖民者更為野蠻，也許我們會墮入比印第安人更加悲慘的命運。
但是，我們的文明仍然表現出了極大的生命活力。在極其黑暗的年代，我們一方面默默地吞咽著血淚，一方面在前仆后繼地抗爭。即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那樣屈辱的日子里，左宗棠仍然收復了新疆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那里牢固地站穩了腳跟。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初創之際，中華民族仍然維護著漢滿蒙回藏黃金般的統一。即使在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中國最要害的地區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后，國共兩黨仍然在貧瘠落后的土地上堅持著抗爭。終于，公元一九四九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隨著一切外國勢力被驅逐出大陸，歷時一百多年的第五次浩劫煙消云散。
四
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百年只是短暫的一瞬，而中華民族就已走出黑暗重重的第五次浩劫。在這一百年中，中華民族雖然沒有進行五胡亂華之后那樣的民族融合，但是，對西方文化卻進行了全方位的吸納。這種精神的融合起到了和血緣上的融合同樣的作用。中華民族因此而煥發旺盛的生命活力。本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軍隊在日本軍隊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失地千里；本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軍隊就已經能夠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進行較量；本世紀六十年代，在喜馬拉雅山把印度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本世紀七十年代，中國軍隊兵出越南；本世紀八十年代，觸角延伸到遙遠的南沙群島；本世紀九十年代，收回了象征中華民族百年恥辱的香港。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其鏗鏘的腳步有人贊嘆，有人欣羨，有人惶恐。中華文明根深葉茂，足以抵御任何暴風驟雨；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在任何腐蝕之下都不會滅亡；中華文明胸襟寬闊，容納得下無論多么紛繁復雜的世界；中華文明審時度勢，能夠適應各種各樣的世界潮流。五次浩劫，是五次洗禮；五次復興，是五次超越。如今，中華民族像初生的嬰兒一樣熱烈地注視著荊棘和鮮花鋪滿的未來。梁啟超在公元一九零零年那個風雨如磐的歲月里寫道：“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百年之下，面對著就要來到的新世紀，讀之猶能感慨于懷，熱淚盈眶。
第一次浩劫給我們的教訓是：國家必須統一。諸侯分割，力量分散，夷狄落后之族就會長驅直入，擾亂中原。春秋戰國就是一個逐步聯合、走向統一的過程。第二次浩劫給我們的教訓是：國家必須進行積極有效的統治。如果上層社會不遵守基本的政治倫理而一味地爭權奪利，或者以無所事事為修養，而對自己肩負的政治責任漠不關心、麻木不仁，潛伏著的社會危機就可能像火山一樣爆發。第三次浩劫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個民族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有太多的肌肉，還應該讓自己具有強健的骨骼。如果一個民族缺乏尚武精神，無論其文化多么發達，經濟多么繁榮，也只能是一只沒有犄角的綿羊，最終成為別人口中的美味。一個人營養豐富是好事，但前提條件是必須加強體育鍛煉，以使其豐富的營養化為保衛自己的力量。宋朝碩大的身軀因為其重文輕武的傳統而萎靡不振。從立國開始，就沒有打過一次像樣的勝仗。以太祖、太宗之神武，猶不能收復北陲之幽云十六州。第四次浩劫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個國家必須努力實現階級均勢，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互相依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下層人民因為自然災害或者無限度的盤剝失去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就會鋌而走險。那么，上層社會就等于把自己的樂園建在了火山口上。一旦異族乘虛而入，必然蘭艾不分，玉石俱焚，帶來巨大的民族災難。第五次災難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個社會對外應該采取開放的姿態。只有這樣，才不會像龜兔賽跑中的兔子那樣因為過于自信而犯呼呼大睡的錯誤。公元一四零五年，鄭和奉命下西洋，率領二百多艘海船，兩萬七千多人，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一路上，劈波斬浪，穿越大洋，如入無人之境。所到之處，爪哇、錫蘭等地處心積慮，舉國不能與之爭鋒。其規模之大，軍力之盛，如果讓后來的西方殖民者看到，定會望洋興嘆，欣羨不止。八十七年后，亦即公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奉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二世之命駛離巴洛斯港時，只有區區三只很小的帆船，九十名憂心忡忡的水手。然而，在接下來的歲月里，當西方殖民者開始大肆瓜分世界的時候，甚至當西方殖民者已經占領印度、暹羅、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這些不但近在咫尺、和中國保持著長期的往來，而且還居住著大量中國人的地區時，中國也沒有產生絲毫對外界的興趣。當西方鼓勵自己的海盜四處掠奪的時候，中國卻一再宣布禁海政策，緊緊關閉自己的大門，對情愿歸附的海盜背信棄義地殺戮，對南洋被西方殖民者血腥殺戮的同胞麻木不仁。這樣，我們一方面只能被動地等待厄運的降臨，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分享西方文明剛剛進行的工業革命的紅利。當西方氣勢洶洶發起蓄謀已久的戰爭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
維護統一，理順體制，尚武精神，階級均勢，改革開放，這是中華民族通過五次浩劫得到的五大教訓，同時也是五大經驗，五大傳統，五大法寶。我們必須把統一看成生命一樣重要的東西，因為這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沒有統一，就沒有民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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