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國企破產工人下崗，因為不這樣它將象夏日里的冰棍融化掉——私有化急先鋒張維迎語，不過張維迎只不過是一個口無遮攔的經濟學文盲，稱得上這一時期經濟學國師的當屬吳敬璉老先生，盡管是老政經出身，但在大洋彼岸超度后，開始急切地在中國推行華盛頓共識，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化才是市場化的目標，而只有將龐大的國企分割私有，打開國門，加入世貿，遵守國際慣例，這當然有龍永圖的功勞，才能讓國際大資本在中國暢通無阻，為了緩解國內輿論壓力，拋出“以市場換技術”的光亮口號，時至今日，國內大部產業已為外資所控，國家外匯儲備中相當部分是外資權益，而曾經寧靜的河流，湛藍的天空，富饒的礦藏已經不再，中國好比是一頭巨大奶牛，啃光遍地的青草，一刻不停地向外輸送牛奶，換回來成堆的美元國債。從此，中國納入了美元循環體系，成為國際大資本的理想領地。
而國民在經濟學理性自利的熏陶下，制假售假成風，坑蒙拐騙盛行，官員貪污腐敗，教師醫生一心為錢，職業、婚姻、地產、保險黑中介泛濫。
吳先生不但時刻踐行市場觀，而且廣收門徒，張維迎、許小年、樊綱、林毅夫、茅于軾不計其數，組織50人團，創辦《比較》刊物，勇奪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今天，張維迎從北大光華院長的位置走開了，許小年偶爾發出幾聲憤憤之語，自己則拋出政改為自由市場失效遮羞。
2000年代的經濟學國師非厲以寧莫屬。期間實現了中國主要國有企業的改制上市，這成就了厲股份的稱號，但這種改制基本上是里外兩張皮，集團公司掏空股份公司，股市成為國企的提款機圈錢工具，而股市則是政策的應聲蟲，內幕交易，財務造假層出不窮。
2003年國務院的18號文確定了商品房的獨大地位，這也是時至今日房價暴漲10倍的始作俑者，而厲以寧在此之前大力宣稱國民應買兩套房。房子問題將成為本屆政府永遠的痛，它制造了難以根除的泡沫，綁架了地方政府與銀行，產生了數以億計的房奴，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浪費了大量的土地、鋼筋、水泥、玻璃、農民工的血汗，在中國的東西南北留下了無數的空城鬼城，房價調控屢調屢漲，民心盡失。
2009年為了挽救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萎縮，政府出臺了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而該計劃首先是由厲以寧的學生——大摩中國區總經理龔方雄率先向股市透漏的；進一步在2010年通脹即將爆發之際，厲以寧率先吹風，要容忍較高通脹，3%的通脹率太低了，要突破它，隨后國統局的高通脹數據如約而至。
這好比蒙蒙小伙做了壞事，為了減少罪責，事先給家長打個預防針，殊不知，這次惹的禍非但是通脹，而是滯漲，即高通脹、高失業率、低增長，并且它對于西方經濟理論來講是不治之癥，很難根除，因為期望拉動經濟增長的寬松貨幣必然引發通脹，治理通脹的緊縮貨幣導致衰退。
如果說前面的吳國師引入了市場經濟，那么當時主要面對的問題應該是如何規范微觀自由競爭問題，也就是建設市場經濟的法治環境，可惜這個重要問題被忽略了，結果是市場野蠻生長。
后面的厲國師面對的是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需求不足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宏觀調控，但西方教科書與政治經濟學都沒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引用，只好那凱恩斯救急，結果難免重蹈覆轍，根源在于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缺陷。
消費需求的來源于銷售收入，因為要扣除利潤，因此，消費需求必然小于銷售收入；另一方面，投資需求、出口需求、政府需求、消費需求四大需求最終必將歸結于消費需求，也即消費需求等于銷售收入。這就導致了部分等于整體的悖論。
為了解決這個悖論，要么政府借債，要么企業借債，要么是消費借債，但這些結果無一例外地導致債務危機，以及通脹危機。
儲備需求改變了消費需求是唯一的最終需求的局面，它解決了價值與實體的兩大約束，當然也解決上面的悖論，從而能夠擺脫經濟周期，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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