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克的起義最終未能成功，是因為體制外的力量的平衡還未被完全打破，因而還不足以完全的與體制內的力量相抗衡。但這種事件卻毫無疑問的加速了體制內外力量平衡的改變。就如“911事件”可以被當做在美國影響力下滑的歷史進程中作為一個標志性事件，以及其在心理和實體上對美國影響力下滑做出的肯定，或多或少加速了對美國影響力下滑的認知的普及，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影響力下滑這一進程。不是因為美國衰弱，而是因為其他勢力的更快崛起，和90年代初蘇聯剛解體時的國際勢力格局相比，顯然現在已經有了重大變化。歷史進程發生這一改變的關鍵事件之一是鄧的改革。
再回到羅馬，羅馬法被看做民主制度的萌芽，但是羅馬法中彰顯國內民主的公民法，所適用的范圍只是羅馬公民，也即不包括奴隸，這就把整個自然人群體從法律上人為劃分為：奴隸和公民（實際上公民之中又細分為貴族和平民）。而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和羅馬帝國初期，奴隸占羅馬人口的大約15%-20%。對于普通的羅馬公民而言，斯巴達克斯的起義就是叛亂，而龐培就是英雄，但對奴隸而言，斯巴達克就是英雄，而龐培是鎮壓者。羅馬帝國初期，奴隸主可以合法的殺死奴隸，直到公元2世紀，才有保護奴隸的法律設立，但這不能僅從仁慈的角度來說，而且“仁慈”這個詞也只會在地位不對等的兩個人之間出現，平等的個體間不存在誰對誰仁慈。因而保護奴隸的立法，實際上是出于緩和社會矛盾以及保護生產力的一種制度改良。關鍵在于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掌握在誰手里，其中又以立法權為最重要，顯然這些權力都不會在普通奴隸的手里。
到古羅馬帝國末期（當世者不知道他是否處于末期），貴族與平民、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體制力量與體制外力量或者說是反體制的力量發展到與體制不再相容時，龐大帝國的滅亡便以大小起義、帝國衰落、社會動蕩、改良與革命的形式出現了。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它從歷史的角度照清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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