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觀混亂，相關部門“功不可沒”
所謂價值觀，是主體基于世界觀和人生觀，對“環境資源”的系統性看法。這里強調一下，所謂“環境資源”，是指除主體之外的一切客觀事物。對于一個群體來說，社會“核心價值觀”就相當于系統函數的收斂域，社會群體成員最終的價值選擇，必然會落在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范圍之內。對于系統控制來說，系統收斂半徑越小，其穩定性越高。每一種價值體系，都會凝聚出一個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社會群體，則會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不同方向的利益追求，往往會造成不同群族的對立，“對立”的社會怎么可能“和諧”？階層問題，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群族“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的問題，或者說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當然，“價值觀”不是“天外飛仙”，也不神秘，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由他成長的“物質環境”和“信息環境”所賦予的，“物質環境”往往由經濟基礎決定，而“信息環境”則主要由教育及文化環境所決定。因此，物質是價值觀的基礎，文化教育是價值觀的關鍵。而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則主要是由社會文化環境培育出來的。
扯開一下話題，先不談現實，先來以史為鏡，看看歷史上社會核心價值觀分裂的年代都發生了些什么事。秦始皇一并六國，完成了物質意義上的統一，但在思想領域內“一統”與“分封”卻激烈對立，最后雖然以秦始皇個人的強硬措施結束了這場思想斗爭，但結果卻導致秦始皇布置的權力繼承體系解體，間接促使了秦朝的滅亡；西漢末年，社會文化則因為王莽一人分飾兩角而“神經分裂”，一個是“安漢公”王相爺，以孔儒君子自居，大肆尊孔崇儒，以謙謙君子的姿態，打著“禮”的旗號剝奪劉姓皇族的權柄；而另外一個“攝皇帝”王莽則需要不斷的“祥瑞”，用“天降異象”這類迷信活動用“天”為自己“被迫攝位”打掩護，篡位成功后又托古改制，恢復西周的井田制，妄圖實行秦朝儒生們的未盡事業，最終卻導致西漢末年的赤眉軍、綠林軍起義，自己也身首異處，說起來只有王莽才算得上是儒門真正的“圣人”，因為只有他才真正“復”過西周之“禮”，這點比孔子、孟子、朱熹都強，要是王莽改制成功，不知道后世儒生要怎樣拍王莽的馬屁；而東漢末年，太平教的黃巾軍以及張魯的五斗米教則直接借用宗教（文化）手段匯聚社會支持力量；后來太平天國的起義也采取了類似手法。總之，一個社會如果經濟上兩極分化，那么就有了“失穩”的物質條件；如果又有了兩個以上并立的主流價值觀，那么社會“極度失穩”的精神條件也就具備了。在一個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去塑造所謂的多元主流價值體系，這就等于是自己找死。
這三十多年來，文化的“發展”從大力弘揚“傷痕”文學開始的。當年他們是以此來消解“紅色”、“僵化”的價值體系的；“兩個凡是”被成功否定之后，文化界開始將眼光投向“藍水文明”，于是就有了當年電視系列片《河殤》的出臺；而全盤西化被否定之后，文化領域短暫的亂了一陣子，有些無所適從，不過很快就在“膽子再大一點”的鼓勵下，伴隨著全民精神物欲化的過程，于是文化領界就興起了“三俗”之風，“拳頭加枕頭”的套路就是在那個時代拉開序幕的；當然，后來就是“國學大師們”登臺表演了，天安門樹孔像只不過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根源早幾年前就已經種下了；接下去會怎樣，老僧也不知道，我只能盡我自己的力量，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歸納起來，中國文化界這幾十年的“努力”過程是這樣的：否定“紅色”玩“傷痕”，玩了“傷痕”玩“河殤”，玩完“河殤”玩“三俗”，玩夠“三俗”玩“孔儒”。中國社會現在價值體系混亂，從而導致階層分化加速，社會失穩，文化部“功不可沒”。只是不知道去年黨中央提出要“反三俗”，文化部落實得怎樣？當年中央提出“八榮八恥”給社會樹立正確榮辱觀，文化部又做出過什么成績？這可是你們的正經事。對于本屆中央我最看重的兩項政策是“科學發展觀”和“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是物質文明建設的指揮棒；而“八榮八恥”則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南針。但現在看來，這兩項政策落實得都不夠好。真正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根本方法”來發展本地經濟的似乎只有重慶（重慶的城鄉一體化政策就是政府牽頭總體規劃）；而用“唱紅”的形式弘揚正確榮辱觀的好像也只有重慶。重慶“唱紅打黑”、“統籌兼顧”對穩定社會的效果也有目共睹。
現在正是中華民族的瓶頸時期，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集中爆發，在兩極分化不能很快彌合的情況下，樹立“核心價值觀”至關重要，而從社會現實來看（剛才還看到有右邊網友承認廣大農民對“唱紅”是很積極的），孔子絕對無法承擔這個任務，普世價值也無法快速形成共識，只有借助那些圣徒一般的共產黨前輩們的威望，用他們的形象來塑造核心價值觀，才是最快速有效的選擇。所以，要想有效維穩，不要樹孔，趕緊唱紅。別等事情逼到頭上了再來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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