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和茅于軾先生進行學術討論，當然就不會講馬克思主義，而是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是右派們的基礎理論。一個右派的經濟學家，如果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不懂，學術上一竅不通，這樣的學者是不合格的。
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然就是我提出的觀點，神馬都是帕累托最優，正因為如此，每一個人的正常生活，決不是只有快樂沒有痛苦的生活。而是一種資源的最優配置，一種負反饋調節。調節的結果，是每一個人的痛苦和快樂達到最優配置，而不是快樂的最大化，而是快樂和痛苦的最優配置化。這一點茅于軾就不懂了。
此外，茅于軾先生不忘指出計劃經濟年代吃不上穿不上，但是后來的講話又說雖然財富增加了快樂沒有增加，大家都追求GDP了。這里有一種自相矛盾在于，茅于軾認為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不可能快樂，而后來又要認為沒有財富或者財富不多但是有可能快樂，矛盾這在這里。
茅于軾先生認為計劃經濟時代吃不上穿不上，當然是指的吃山珍海味和穿各種高級衣料吃不上穿不上，而不是指的熱量，如果要指熱量，看看那個時候的糧食定量一切就昭然若揭了，可是所有的認為計劃經濟時代吃不上穿不上的人，都避而不談這個糧食定量。反正我現在在深圳，任何一個工廠或者學校食堂，排隊走到售飯窗口附近，見到買飯的人都伸出兩手指頭，“二兩”，那一天就是糧食定量六兩，一個月就是十八斤，遠低于糧食定量時期的每個人每月的糧票數。當我說到“糧食定量時期”，也是包括了改革開放的從1979年到1992年這段時期的。
其實，就理工科思維角度看，測量一個社會的快樂或者痛苦的程度，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也是要試圖找到一些規律或者近似的辦法。
比如說在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尼克松訪華，然后有一堆外國記者報道中國社會的情況，后來還來了許多華僑，包括物理學家楊振寧，他們參觀了國內的社會后回到國外，因此寫文章發表在國外是不可能受到共產黨的新聞檢查的，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好象并沒有專門要暗殺海外的某些反共華人的事情，因此他們回到國外，說話是自由的，他們客觀地觀察當時的中國社會，好象沒有感到人們都在普遍痛苦之中。
其實，我認為當社會上普遍憤怒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社會會有反應的。例如，埃及人民最近的上街游行，說明了埃及人民的憤怒。不可能一個社會的人民憤怒了卻什么反應都沒有。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還是計劃經濟時期，但是學生們有一次憤怒，就是認為食堂伙食太差了，因此貼出大字報，貼大字報的后果并不是有一些學生被捕，而是食堂的伙食改善了。
改革開放以前全國有一次很大的憤怒，就是示威游行抗議蘇聯的入侵，抗議“新沙皇的反華暴行”。改革開放之后也有過一次大的憤怒，但是也和吃啊穿啊什么的不搭界，是美國向中國大使館扔了五顆導彈。去年網民們特別憤怒的一件事情，是美國航母來黃海搞軍演。
其實，人民因為什么憤怒，因為什么快樂，這是很難把握的。
在毛澤東時代有過一次快樂的時候，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當時的電影中有一個鏡頭，就是試驗部隊都坐在山坡上，一旦爆炸成功，所有的人都高興得跳了起來，那是真快樂，一定不是裝的。因為，當時我上小學低年級，聽到這個消息也很歡樂。報道說當時周總理在一個文藝演出會上向全體演員公布了這個消息，演員們都高興得很。
在改革開放有過歡樂，那就是神舟號上天，還有去年的絲帶，是指的第四代戰機首次試飛。
因此，人民因為什么事情會歡樂，為什么事情而痛苦，還真說不好，通常還不是和吃穿有關。
我的觀點是，不需要人為地去提升快樂或者痛苦的程度，而是聽任它們帕累托最優就行。要知道有的人快樂過度了，也會主動找一些痛苦的，比如看一看悲劇電影，唱一唱痛苦無比的愛情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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