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中國人法治觀念不強、人情味太重是中國目前出現官員大面積腐敗的主要原因。然而這個觀點正確嗎？不少人還有這樣的感慨：中國的法律條例越完善，社會就越多矛盾，執法越嚴，違法者越多。
毛澤東時代據說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但事實卻是那時候的社會治安環境最好。現在的法律比當年完善嚴峻得多，然而社會治安卻大大地惡化了，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的很多在讀研究生的同學，試著問他們法治的意義，基本是茫然無知。如果有人想去圖書館里找一本法學書來，試圖稍微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識，他一定會被那些書籍嚇傻：整整兩大排柜、成千上萬本各種法學書籍推擠在一起，名目樣式還互相仿佛，讓人無從下手。拿出幾本翻翻，一段段突兀猙獰的，有巖石質感的文字撲面而來，讓人馬上有頭痛欲裂感。多數人最后的結論也許是：法學恐怕和法律一樣是碰不得的吧。更吊詭的是，這些法學書大部分都沒把法律這東西講清楚，這些專家自己都是一盆漿糊，難怪中國無法法治也。
要了解法治的意義，首先要搞清法律的起源。思想家尼采在他的杰作《論道德的譜系》中，對此做出了最深刻的解析：法律起源于商品交換和買賣關系！如果離開了商品交換和債務邏輯，我們非但不能解釋法律的起源，甚至不會知道什么是法律。至于公平和公正，就更不是天然的法律用語，而是商品交換過程對雙方意愿的描述。法律的前提，就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價格，所有東西都可以清償。”包括財產、生命、愛情、名譽等等一切。立法的過程，就是一個對某個事物估價的過程。
那么對事物的估價是依據什么度量來進行的呢？一個主要的依據就是社團成員的道德觀。絕大部分“自然法”都是由道德觀念轉化而來。各個國家或社區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程度是由它們在道德理解上的各種差異造成，因為它們對同一類事物的估價完全不同。譬如在某些國家，偷竊會用砍掉雙手這樣的刑罰來清償，而在另一些國家，這個行為可能僅僅受到道德上的譴責。某些國家中，通奸者會被處以極刑，而另一些國家甚至不用付出任何代價。此外我們還看到，當一個國家或社團的道德觀念改變后，相應的法律也將會改變或廢除。
另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法律和道德共享著一套辭匯，比如義務、責任、權利、公平、公正和正義。正義這個純粹意義上的道德用詞，又是諸道德用語中最具有法律性格的。
我們可以推想一下，一個個體道德普遍墮落的社會，能夠真正法治起來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誠哉斯言！
自然法的主要作用，在于穩定社會秩序,，它是一個仲裁工具，通過懲惡來平息社會的矛盾。試想一個人人自掌“正義”，群群冤冤相報的社會，如何能組織起來，發展起來？故此在階級矛盾不大的社會中，法律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在社會成員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給予符合民意的方案來解決問題。所謂的民意就是普遍的社會成員道德觀。
法律界所公認的一個信條是：司法的最終正當性在于民意。不知道中國的法律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這條。
我們可以從曾經引起社會轟動的一些案例中窺見其端倪：
許霆案：2006年，廣州青年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取出17.5萬元，郭取出1.8萬元。事發后，郭主動自首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許霆潛逃一年落網。2007年一審，許霆被廣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引起公眾極大不滿。2008年，案件發回廣州中院重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
表面看，這只是一起普通的盜竊案，疑犯罪證確鑿，法院也是完全依律審判量刑的，似乎不應該引起什么爭議。然而在此案一審判決公布時，卻引起當時公眾和法律人高度一致的嚴厲批評。大家的意見集中在，此案一審的量刑太重了。為何如此？就是因為立法者制定該法時，沒有預想到民意的要求。
在立法者制定該法時，也許其假想案犯是那些金融機構的內賊或嚴密組織的大盜，因此設定了從重處罰的規則，沒想到會是一個僅僅因一時貪心而作案的公民。加上許霆盜竊的數額和動輒貪污上百萬、上千萬的官員或銀行行長們比，顯然很小，而那些人多數只判有期徒刑而已。如此不公，顯然不合民意了。在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斟酌量刑后，才取得讓人比較滿意的判罰。饒有趣味的是，在此案審判過程中，很多法學家也參與了辯論，他們多數是圍繞法律教義學分析來進行討論的，很少考慮民意問題，因而有人竟由法理推出許霆無罪的結論，這無疑也是另一種荒謬。
另一典型，鄧玉嬌案，也是在民意的干預下，由原判故意傷害罪改為無罪釋放的，這個判案的背景，是廣大民眾對官員橫行不法的憤怒。耐人尋味的是南方周末最近對此事的報道，試圖塑造出一個好人鄧大貴，他們的真正意圖是什么呢？
由以上例子還可以看到，法治與民主是息息相關的。在沒有真正民主的條件下制定的法律，就可能是非正義之法也。即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制定法律時也要充分考慮民意的，西方國家立法（制定條例和量刑）的過程，就是執政者與市民階級談判討論（定價）的過程。立法完成后，在量刑時還需參照過往類似案例的判罰情況，這是因為判過的案件如果沒有引起爭議，則證明是基本符合民意了，是“沒壞的東西不要修”之真理性的反映也。如果出現了不合民意的情況，是需要進行反復修訂的。
我國在一九五四年頒布的憲法，其立法過程是：先由各政黨領袖共同協商，參照當時各國憲法制定了初稿，再召開由各派人士參與的六千人會議，廣泛征求意見進行意見補充及篩選，最后再交由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從法律的來源上看，它可以分為自然法和制定法（實在法）兩大類。自然法源于社會成員的普遍道德觀。而制定法則大多源于另一個方面：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訴求，并以國家這個暴力機器來確保實施，因而制定法是有明顯的階級性的。與自然法相應，制定法主要反映了統治階級的道德觀。
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以大量經濟現象對“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一論點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它指出“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列寧對此的闡述是：“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政權階級的意志表現。”
制定法學派的鼻祖，著名法學家約翰.奧斯丁對法的制定原則闡述如下：1.法律包括神法、制定法、實在道德和比喻意義的法。2.嚴格意義的法是制定法，它是主權者的命令。3、當制定法與自然法相沖突時，應服從制定法。在這一闡述中，神法、實在道德和比喻意義的法，就相當于自然法吧。西方國家普遍將奧斯丁的這一定義奉為金科玉律。
另一位西方法學泰斗H.L.A.哈特則指出，只要存在一個占優勢地位的階級，該國的大部分道德就會體現該階級的利益，并反映到該國的法律之中。
因而，觀察一個國家的法律傾向于保護什么階級的利益，是確定該國真正實施什么政治體制的有效方法。
當統治階級過度地將本階級的利益訴求加入法律中時，就會出現“惡法”“暴政”，這些執政者就相當于欺行霸市的惡商，強買強賣，這樣制定出的法律，能反映“公平”“公正”“正義”嗎？這樣的法律越嚴峻，社會秩序就越亂。這樣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現自掌正義的俠客，進而出現暴亂。是故有“惡法非法”一說也。
荀子曰：“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其言不虛也！
不少人認為，只要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夠實現法治，我們還常聽到“依法治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等等很“給力”的口號，似乎這些就是法治的內涵。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的，如何能治人治國？
馬克思曾指出：“如果有人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決，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公的，何來大公無私的判決？再‘公正’的法官也只能一絲不茍地表達這些法律的不公。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公正只是判決的形式，而決不是它的內容。”
因而，我們還必須強調“依法立法”的理念。立法與執法，無論哪一個環節不合民意，都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法治的。
如何保證立法公平？首先掌握了立法權的執政者，應該有為政以德的執政觀，就是說要保證執政者有必需的道德修養。西方國家靠民選政黨來維護執政者的道德水平，我國則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其次，在立法過程中，應該充分聽取民意。立法也就是一個國家與社會成員“談判”的過程，法律條文就是二者協商簽訂一個“契約”，規定了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任何一方違反這個契約，都可能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甚至崩潰。符合民意的憲法應該高于國家和所有社會成員，是其它法律是否成立的依據。
為了保證國家體制的延續，1950年代開始，新中國的創建者們開始制定新中國憲法，并于1970年代進行了相應的修改，這兩次的制憲都是充分聽取社會各階層呼聲后進行的。它的著眼點，在于建立一個“勞動者精神”主宰的國家。而在1980年代后的幾次修憲及多項立法中，國家就不再傾聽“所有群眾的呼聲”，而是以“努力滿足群眾的物質需求”為名，有選擇地與特定利益群體談判了。因而在近三十年內制定的法律的主要目標，就是努力形成一個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員都是有產階級。然而這些新制定的法律中，有多少是違反我們的憲法，不依法立法的呢？
真正意義的法治，可以營造出良好的社會秩序。而良好的社會秩序可以極大地增強國家的組織能力及動員能力。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可決定它的興亡，此論可以明清帝國之覆滅鑒。在目前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現代國家如欲取勝，都必須實行法治以提高自身的組織能力，也就是說法治是現代國家崛起的必須條件。
然而能夠實現真正法治的條件，是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道德就是善惡之分，是非之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一般概念，更高尚的道德則是“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翻成白話就是大公無私吧。
要想創造出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一個關鍵在于執政者自身的德行。
子曰：“政者正也”（執政的關鍵在于正直和正義。）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的關鍵在于執政者之德，就像北極星一樣，只要自己站正了位置，大家就都能守秩序也。）
“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風，必偃。”（執政者之德如風，民眾之德如草，草是隨風向而改變自己的方向的，民德也如是。）
孔子像應該立在國務院里，圣賢的話，是說給執政者們聽的，不是拿來忽悠百姓的。中國目前社會的道德墮落狀況，與執政者的道德水平墮落有直接關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不正的執政者，他頒布的法令能行嗎？
能影響社會道德的還有知識分子階層。“儒以文亂法”，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是通過文章故事來改變社會的道德觀，從而改變國家法制的。知識分子階層本身的道德水平，深深影響著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如果知識分子階層腐敗而執政者不查，則可導致整個社會的腐敗，最終禮崩樂壞，社會崩潰，執政者本身也將被取代，歷史多有前車之鑒。中國現在就有不少知識分子出于各種目的，極盡造謠誣蔑之能，將國人的道德觀一步步地毀壞，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的法學家們總試圖證明法治與德治是對立的，且常把德治與人治混為一談，對民意持否定態度。而西方法學家們則常常將法律和道德相提并論，經常探討法律與民主的關系。這也許是中國總想學習西方的法治卻總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實現真正的法治，光靠政府、法學家是遠遠不夠的。法治社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營造；需要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來凈化社會道德環境，為民請命；需要執政者與廣大群眾在立法執法過程的良性互動。
德治是法治之本也。
本文只是我的一些思考，實為拋磚引玉之作。如有賜教之意，歡迎到鄙人博客一晤：http://blog.sina.com.cn/u/162045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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