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口述歷史不可靠

文惠

     印象里崔永元是一個睿智而真實的人。昨天在網絡上看了他在揚州《口述歷史》的演講，這個印象被顛覆了。他說，近年他采訪了一些歷史當事人，用影像記錄了他們的口述，形成了這所謂的《口述歷史》。我對他舉例的幾件“歷史”心存疑問，這樣的“歷史”真實可靠嗎？盡管他的演講以貌似公正的評價汪曾祺開篇。

     他說，解放前真實的地主，完全不同與解放后文藝作品中描寫的地主，“口述”的地主是——“農民穿十個補丁的衣服，他穿六個補丁的衣服”——“農民兩家住一間草房，地主頂多一家住一間草房”——就這樣的地主，還常常被批斗，有的竟被打死。聽他這么講，我幾乎就要為地主抱打不平了。但究竟地主是不是那樣“農民”，看看一些歷史老照片，地主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樣還不了然嗎？看看今天的宋三木、黑磚窯、橫行鄉野的拆遷，地主有沒有劉文彩、黃世仁還不了然嗎？崔永元以晉西北地主舉例說服力是單薄的，和三晉大地深院高墻比起來，是不是單薄的好像一張白紙呢？

        餓死三千萬是三十年來演講的第一熱門話題，穆桂英一樣，演講的陣上是落不下的。但崔永元與眾不同的是強調“餓死三千萬是在風調雨順的年月發生的”。（根據一個口述者說，那三年其實是風調雨順的三年）并且引導聽眾，人禍要大于七分。我驚呆于崔永元的創舉。我聽長者講，我所在的東北地區那三年的的確確是大災大旱之年，更不用說重災區安徽、四川、河南了，憑你一個口述者一句風調雨順就能以偏概全嗎？東北地區盡管有糧食困難，但沒有餓死人的，即使是重災區省份全省全省地餓死，人數累計有沒有三千多萬呢？如果偏要強調人禍，那也是一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大仙們種下的禍根吧？（當時中國人口近六億）

       崔永元到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3000多萬的時候，表情突然凝重莊嚴起來，讓人在動情的瞇縫眼里也能看到追求正義公理的淚光，正如他五年前，在銀屏上言之鑿鑿的宣講，組辦“我的長征”就是要弘揚長征精神一樣一樣的動人。然而——這次他推翻了自己當年的宣言。他伴著崔氏特有的瞇眼假笑告訴大家，做“我的長征”初衷并不是為了弘揚長征精神，他坦言，當年如果說心里話，就做不成這件事了。（看來他這也是在“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這樣會使更多人接近長征的歷史（諸如長征逃兵多多，最大干部是團長等等）。天啊，聯想五年前他慷慨的宣言，一碗晶瑩香甜的白米瞬間變成一碗蛆蟲，誰看誰聽誰惡心。天才的大演員、主持人，你前后矛盾的演說，每次都那么那么真實動情，哪次代表您真正的心聲啊？

      說到前后矛盾，我又想起了本次崔永元演講提到的謝晉導演，他說采訪謝晉，談到了文革電影《春苗》的拍攝，謝晉說那是在工宣隊、造反派監督下的無奈之舉。那么我要問，拍激情四射、紅光滿面的《海港》、《磐石灣》也是謝晉的無奈之舉嗎？更有《盛大的節日》、《占領》為什么不提一提呢？象這樣重大題材的影片，當年不是任何導演都有資格操刀的，一定是政治進步、思想革命吧？（前者描寫紅衛兵造反有理的故事，后者歌頌王洪文安亭事件，未及公映，文革結束。）于是我懷疑，崔永元這種搖身一變的本事可能是跟謝導演學的。

       崔永元還講到拍《電影傳奇》時采訪《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眾位演員，如今的南斯拉夫已經分裂為N個小國。面對窘迫的諸位演員，他居高臨下的告誡，你們也要改革開放，也要穿喇叭褲、跳交誼舞等等。我想，前南斯拉夫的眾明星們一定會苦笑，因為他們不正是穿喇叭褲、跳交誼舞的先行者嗎？中國當年不是警告他們搞修正主義要亡黨亡國嗎？

        崔永元又說，前南斯拉夫的一個市民表示，他們最恨瓦爾特，因為瓦爾特每殺一個德國侵略者，德國人都要更加血腥的報復。看此時崔永元新發明成功般得意的神情，他似乎感覺這是前南斯拉夫的普遍民意，他似乎感覺到臺下聽眾的附和與熱情。崔永元，你是在想闡述這樣的真理嗎——不抗爭，才平安？

        歷史不是不可以口述。但口述的歷史相對主觀，多少受口述者的立場、遭遇、喜好所左右。所以宣講口述的歷史時，是不是要把不同觀點人的口述一起拿出來呢？比如崔永元本次談老舍之死，不能只談傅光明版本，也應該談談當時北京作協主席浩然的版本吧？談文革文質彬彬的老教授被批判了，也應該談談現在高高在上同樣道貌岸然的醫者、學者、記者該不該批判吧？談打倒地主的土改日記，也應該談談趙樹理筆下的地主吧？談陳昌浩兒子的口述，也應該談談其他革命后代的口述吧？（如同樣接受崔永元采訪的任弼時侄子）否則，制作的將是一邊倒的口述歷史，這樣的歷史是不可靠的。如果單為了爆料，讓張國燾和王明的兒子口述一下，豈不是更精彩嗎？更能博得一些人贊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