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的共濟會研究成了壇子里的熱點。
事實上，從那本叫做《貨幣戰爭》的書開始流行，陰謀論的種子就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播種了。這個古老的組織，和它們的行動綱領及其若隱若現的行動步驟，現在暴露出來，制造了恐慌和躁動，催生了懷疑和追問，也孕育著覺醒和希望。
當然有人會說，也許這正是共濟會精英們想要看到局面。驚恐產生慌亂，慌亂導致非理性。失去理智的混亂人群不可能有建設性，也最容易被分化、瓦解和摧垮。它們就是要在一片廢墟之上，建立它們妄想之中的天國。
毛主席說，我們需要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序的工作。好吧，我們要問一問：這共濟會到底是什么東東？
壇子里很多朋友說了，這是一張無形或有形的綿密的巨網，籠罩著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各個層面，操縱著金融、外交、科技、教育等等領域的議程設定。這么聽上去，共濟會就是上帝。當然，它們那只“獨眼”似乎的確以上帝自詡——即便人們說那不過是撒旦之眼。
上帝或者撒旦，一個硬幣的兩面。其實都是幌子。
幌子背后是誰？有人說是猶太人和他們的資本。
的確，猶太人掌握資本的力量，透徹地了解金錢運用的方法，這是個歷史現象。在歐洲中世紀，猶太人被壓迫，只有干高利貸和放債收租子的骯臟勾當，天主教認為這很下賤，但卻無恥的利用之。工業革命之后，資本全球化得以實現，給了他們機會。他們終于可以利用手中積累的資本，來實現猶太民族復興之千年夢想。
資本本身的運行邏輯是利潤最大化。它要求擴張，無限擴張，因此必然全球化。事實上如果物質條件允許，它們還要求宇宙化呢。猶太人的民族復興之路，成為資本全球化的便利的工具。他們在“上帝應許之地”建立國家，而他們的金錢血脈已延伸到地球的每個角落。任何國際主義的、世界主義的主張，任何反國家的、反民族的借口，都隱藏著這種猶太基因。但這并不是他們的專利。
天下大同、普世價值，是人類歷史發展由分散到集中的邏輯使然，也是人類做為精神動物在道德訴求上由個體到群體的自然延伸。每個族群都有自私的一面，每個族群也有天下為公的另一面。中國古人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私者分，為公者合。要看歷史條件是否具備，這些條件，既包括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
19世紀是全球資本茁壯成長的年代。1840年它們擊敗了農業為本的老大帝國——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這是個歷史轉折點。黑色的工業革命，終于從血色的奴役和不平等貿易中汲取了生命力。從西方到東方，大航海之后的世界，資本的力量開始成為全球的主人。它們在征服的基礎上構建秩序，制定游戲規則。它們確如上帝一樣，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然而，就在同一個時代，資本從它自己的體系中孕育了它自己的敵人。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或者叫“掘墓人”。他在那篇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中做出了偉大的預言。
而人們不應該忘記老馬的另一篇著作，寫在共產黨宣言之前的一篇論辯性文章——《論猶太人問題》。在這里，他從哲學上戳破了猶太人的秘密。不論怎么看，對于21世紀人們理解猶太問題、共濟會（本質上不過是猶太資本的工具）等等，都是必讀的作品。
“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錢。”
“猶太人用猶太人的方式解放了目己，不僅因為他掌握了金錢勢力、而且因為金錢通過猶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勢力，猶太人的實際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國人民的實際精神。”
“猶太人的想像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說，是財迷的民族。……猶太人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對統治著它的法律之間的關系，狡猾地規避這些法律是這個世界的主要伎倆。”（其實，升級版的猶太資本的高超手段恰恰不是規避法律，而是把欺詐游戲制定成法律，讓受騙者自愿遵守。）
這就是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的兒子，對猶太人的反思和反叛。與他對資本的反思與反叛一樣，他揭示了這個世界的秘密。
有些詆毀他的人說，馬克思信仰撒旦。好吧，如果撒旦就是一位認識到真理的革命者，能夠帶領被奴役和壓迫的人們走出黑暗，那么為什么不去信仰它呢？上帝腐朽了，撒旦就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革命者有一天也腐朽了，撒旦如果變成了另一個“腐朽的上帝”，那么就會再有反叛者出現，領導人們找到真正的光明——管它叫什么呢！
記住，符號都是幌子。
猶太宗教反對偶像崇拜，他們信仰抽象的上帝。這個上帝就是金錢符號。對猶太資本家來說，能夠主宰人類、控制世界的最現實的符號，就是金錢。因為在他們經歷的歷史當中，人們可以拋棄任何偶像，卻從來不愿放棄金錢。金錢本來是人類生產、生活的標價符號，但它反而成了人類頂禮膜拜的神。
猶太人本身異化成了金錢的奴仆。并且，為了資本利潤和擴張，猶太資本家可以把猶太人當作犧牲品貢奉在祭壇上。某種意義上說，“反猶主義”的泛濫是資本家惡意的從背后贊助的，他們因此而掌握著輿論制高點。
看看今天吧。金錢拜物教的神侃里已經供奉了多少種奇妙的魔球？在2008年的金融崩盤之前，現代的金融煉金匠們穿著筆挺的西裝，扮演著國際精英的角色，向全球販賣所謂的“衍生品”。他們給全世界上了眼藥，連那些背誦著馬克思主義教材長大的族群也把他們奉若神靈。即便當妖冶的華爾街褪去濃妝，露出它們臭氣熏天的下體時，有些人還禁不住沖上去要給它遮擋私處，仿佛上帝露了怯，無辜的人類被嚇著了。
終于有人說出了真相。“金融衍生品是艾滋病病毒，美國是一個長滿青春豆患有艾滋病的騷貨；金融主權和監管是避孕套；中國呢，是一個稍有遺產的大叔；美國那騷貨性欲旺盛，天天吵著鬧著要和大叔做愛，卻不讓大叔用避孕套！所以，大叔現在可能已經被傳染上了！”
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不過再高級，本性是不變的。那就是嗜血和掠奪。有人稱之為金融烏賊。也有人稱之為吸血鬼。這個的確不假，看看好萊塢的吸血鬼電影，這本來就是個古老的預言。金融資本，如果不附著在實體經濟身上，會餓死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每隔一陣就發一會瘋病，就是不干活兒光掙錢。在吸血鬼傳說中，這些該死的蝙蝠們或餓狼們隔三差五就活過來一次，折騰一通，再躲到墳墓中等著下次投胎。
在真實的歷史中，金融資本有它自己的成長史。歐洲金融資本從威尼斯的水城中孕育了胚胎，在西班牙王國與尼德蘭低地經過短暫停留，在英格蘭完成了成人禮。隨后，在工業革命推進的西方全球化浪潮中，滲透并掌控了歐洲、美洲、亞洲，第一次形成了金融帝國的雛形。二戰后，以美國大陸（這個相對于歐亞大陸的島嶼國家）為基地、以美元為工具，金融資本開啟并創造了資本全球流動的現代金融帝國鼎盛時代，并以1991年冷戰結束蘇聯倒掉的戲劇性結局，達到了它的巔峰。
它們還想再向上努一努勁兒，認為自己馬上就成上帝了。
于是就聽見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泡沫破裂后那隆隆的崩塌聲。
共濟會是資本的廟堂。廟堂的王座上曾坐著一位黃金打造的“國王”。后來這個國王不好使了，它們就把它換下來，用個紙糊起來的“貨幣帝王”唬人，背后有幾個“家族首領”拿根棍子撐著。如今紙幣皇上也有點不牢靠了，它們就想著把那個曾被廢黜的老國王搬出來糊弄天下。它們倒騰來倒騰去，就是為了維系“金權”世界。
這個金權也會異化的。就像老款手機游戲中的那條“貪吃蛇”。它早晚要把自己咬死。它早晚死于貪婪。它吃得太快，地球又太小了，已經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蛻皮重生了。
“金權”曾經有它的歷史進步性。在歐洲，“金權”是在戰勝了“王權”的腐朽之后，才宣告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地位的。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金權”又全力以赴地同無產階級的“政權”對抗。
不過，蘇聯的倒掉證明“政權”的腐朽速度和異化程度，可能比“金權”更甚。無產階級“政權”失去了人民性，就如同當初的“王權”一樣外強中干，它脆弱的統治基礎完全不比不上“金權”無處不在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共濟會的精英們在滲透、腐蝕和收拾“王權”上，比新生的無產階級有經驗多了。
它們是做為“撒旦”起家的，當然了解“上帝”的底細。任何自詡的“上帝”都是假的，都會變成真正的魔鬼。
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毛主席最擔心的問題就是：泥腿子進城了，有可能要當老爺。
對共濟會來說，只要你當上了老爺，這個就好辦了！
老爺，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共濟會最喜歡“代理人制度”了，它們本身的組織結構，就是類似傳銷一樣的層層代理。反正最后遭到盤剝的，是金字塔最低層的那些基數龐大的蠢人、下等人、老百姓。在共濟會這些精英眼里，他們鬧不起多少花樣來。只要腰里別著刀子，手里晃動鈔票，嘴里唱著高調，還怕他們不從？
職業經理人和職業官僚，不過是穿著不同制服的兩種“代理人”而已。于是，“政權”和“金權”天然的擁抱在一起，跳起舞來。最終，“金權”順利地反仆為主，騎在趾高氣揚的“政權’頭上，讓所有的這些“代理人”都變成前臺表演的小丑。
文革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革命維系其革命邏輯的必然的結果。繼續革命，這在今天聽上去很荒誕。但在當時，毛主席看到了挑戰歷史周期率的客觀條件。他即反美又反蘇，既反資本異化，又反權力異化。他以中國虛弱之軀肩扛兩塊大石頭，叫做“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顯然，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有人說，毛的民族主義，在價值上并沒有超過列寧；在歷史影響上，也不能說超越蘇俄。而正是在文革的意義上，毛主席才成為不可替代的歷史人物，中國亦因此成為精神意義的上“東方領袖”。
這仍然忽略了文革的戰略意圖。什么是文革大戰略？一句話，就是文攻武衛。這并不是紅小鬼們叫喊的口號。而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文化攻勢與軍事防御并舉的戰略。毛的文革，掀起了全世界范圍的紅色革命浪潮，進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和外圍制造了動蕩和混亂（今天美國人的顏色革命多多少少就是那個時候學來的經驗教訓），形成“側面、敵后作戰”。
他在越南的軍事斗爭是防御性的。他要把戰火燒在國門之外。他說，如果美國人在越南死了幾萬人，就跑掉，它就算不上一個強國。美國人，其實主要是那些共濟會的精英們，果然就用行動去驗證這個預言了。
蘇聯在“正面戰場”上也在擠壓美國，它的社會主義霸權擴張行動甚為給力。這樣兩廂夾擊，共濟會操控的美元帝國開始喘息了。到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戰后一直在持續進攻的資本主義準備自我修正了。這是美元泡沫化的開端，其實已經為21世紀美元的全球泛濫打開了閘門。
那時候，毛對外說，要打一場全球范圍的“農村包圍城市”，其實不過是一場“文化游擊戰”。毛主席這次的玩的大游戲有些關鍵點：其一，他是隨時準備撤退的，中國的核心利益一旦實現，意識形態革命的泡沫就一定被戳破。事實上文革在發動三年后就鳴金收兵了，他從越南慢慢緩手，讓蘇聯人頂上去。
其二，他包圍和打擊的對手不僅僅是美帝，更是蘇修。文革發動后，蘇修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不得不配合中國這個“講道理的挑戰者”。它不能拱手把道義制高點讓給中國，但又提不出能贏得世界上窮朋友、黑朋友和小朋友支持的理論。它的官僚化已深入骨髓，并伴生著僵化，正如同資本進入泡沫化狀態而腐朽一樣。它必須也只能表現出全方位進攻美國的架勢。事實上這既不是他最情愿的，也不是它能夠真正實現的。它更不能輕易對中國真正動粗。這不符合道義，在戰略利益上又很可能把中國徹底推向美國，進而影響自己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蘇聯人一猶豫，中國就從夾縫中沖出來。反手一擊，聯美抗蘇。毛主席是先揚后抑，看似要與兩大強手為敵，其實是虛晃一槍，調換了陣營。大三角戰略這才浮出水面。
1972年，尼克松跑到菊香書屋同毛主席談哲學。年底，第三世界的朋友們敲鑼打鼓把中國送進了聯合國。（反觀今天，中國在中東、拉美、非洲的布局，似乎也有建設根據地的意思。）
蘇聯也得到了它想得到的東西。它在冷戰格局中第一次顯出強勢，其擴張姿態不比今天的美國人遜色。比如，它想要乘勝追擊，一個猛子扎進了阿富汗。這就是滅亡的開始。
文革仍然是失敗了。這場由道德批判開場的政治運動，最終以政治上的道德審判而告終。不過，從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收益和全球地緣政治利益看，文革是輸了面子，贏了里子。
毛主席從神壇走下。注意，他是自己走下來的。他知道自詡為“上帝”的結局，“不過粉碎罷了”。但正如前文所說，毛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他一度把中國推上了精神意義上的“東方領袖”的位置。這個符號在當時是缺乏物質和實力的支撐的，卻實實在在地為中國這個大國的潛在發展，開拓了應有的空間。
他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經驗，是“以弱勝強”的方法。在任何時候，不論倒向哪一邊，都必須“以我為主”，不能失去主動性。毛主席比昂格魯薩克遜人的均勢戰略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中國傳統政治博弈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第一次應用到了世界范疇的大博弈中。
塵埃落定之后，人們從工業化之后的人類歷史視野觀察，發現了不一樣的毛主席。
他最偉大的貢獻，是打破了壓在這個族群身上的兩個精神枷鎖：
其一，是西方民主主義教條。1840年受辱以來中國人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老師總是打學生，最終中國化的毛式共產主義，利用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和全球革命浪潮，扭轉了100年來的西洋（包括西化的東洋）欺辱中國的歷史；
其二，是蘇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建國后的毛，很快意識到世界兩強爭霸的格局，中國革命曾為了生存而依賴蘇聯，“代價”則是革命成功后被蘇聯的霸權主義所束縛和遏制，“一五”之后的經濟依附主義和黨內意識形態上的親蘇傾向，加重了毛的擔憂。終于，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進攻，到1960年代早期的策略性后退，再到1966年文革絕地反擊，一直到1972年大三角戰略定型，共產黨中國身上的“蘇式馬列教條”總算被扔到臭溝里去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真正開始探索中國道路、中國價值和“中式全球化模式”的起點。而它的前提，是毛澤東思想肅清了中國人內心深處的自卑、迷茫和歷史虛無主義，真正站在中國人自身的立場上考慮全球問題。
全球新自由主義泛濫和蘇東事變，對國內“西化教條主義”者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產生了動搖。事實上，正是毛的反教條主義基因起了根本抗腐防變作用，或者說，是“文革的疫苗”在此時發揮了效用。
毛主席一正一反，兩次破除西化迷信。中國人從1840年倒下，又站起來。毛澤東思想我們要汲取的前進動力和思想解放之源。這就是為什么他認為那些個“偉大”很討嫌，而“導師”可以留下。
他說他不過是個小學教員罷了。
毛主席也許不知道什么“共濟會的陰謀”。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這并不影響他引領中國人從革命的低谷中走出來，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共濟會手中最有效的戰略武器——金錢，對于革命的人民來說，有它不多、無它不少。毛的勝利與蔣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由背后的家族勢力支持著武裝到牙齒的“代理人”，不可能放開手來斗爭。“代理人”拈輕怕重、患得患失，而人民的公仆卻可以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毛主席說，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金錢、資本、共濟會的陰謀，它們在和平年代還能煥發魔力。但魔術師不論如何倒騰手中那幾個魔球，不過都是障眼法。鎖定國家發展的明確目標，認清民族復興的核心戰略利益，兵來將擋、水來土堰，遇鬼弒鬼、見佛殺佛。
據說，世界經濟正處于1931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中。這是共濟會標準的輿論口徑。它們又在試圖亂中取勝。
一切經濟危機的根源，都在于資本的自我瘋狂。貨幣經過“驚險的跳躍”之后搖身一變為資本。為了求得無限性的增值，資本往往不則手段。從M-G-M’再到M-M’，如果G能夠帶來增值（利潤）最大化，那么就用G；工業革命帶來的全球產業革新曾經是G，這給了資本主義注入了激素。
不過，從資本的本性說，它更喜歡“M-M’”，因為這更簡單，如同單性生殖，如同行戀，如精神狂想病患者，它希望僅僅通過虛假的自我復制和自娛自樂的假象中進入無限增值的高潮。這時，它就變成了嗜血的“金融資本”。地主靠地租剝奪農民，高利貸靠利息剝奪債務人，都是想用“驢打滾”而數字幻覺實現其無限的增值。這些都是金融吸血鬼的親戚們。但農民的勞動能力、債務人的還債能力，不可能按照那個虛幻的百分數實現永遠的增長，因此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假象總是要破滅的。心決定物，物反作用于心；心只有通過物，才能最終決定心；心決定心的幻覺，最后總是要破滅的。如同任何宗教幻想，如果缺少了實際物質訴求，都會最終崩潰一樣。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心物一體。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如果精神不斷繁衍出精神，就像物質不斷自我生成物質一樣，都是類似“永動機”式的妄想。人類文明是在精神——物質的辯證互動中前進的，少了任何一方面，都是幻想。
實體經濟繁榮由交換牽引，交換離不開貨幣；虛擬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基于實業，而實業離不開勞動，離不開新能源、新資源的持續開掘。不勞而獲的食利者以及各類“炒地皮”、“收租子”的思想，一定會走向其反面。
在21世紀，華爾街的“金融永動機”把資源泡沫（房地產和大宗商品）玩到了頂點。不過是人類各種自我狂想精神病的一種包裝更精致、更具欺騙性的變形而已。失去了其背后的實體經濟，尤其是軍事失敗導致的信用喪失，這種氣泡很快就破滅了。這只是地租資本主義和高利貸資本主義在21世紀的升級版。
資本主義又一次搞雜了。于是共濟會暴露出來，炒得沸沸揚揚。這在馬克思的時代，不是什么秘密。
從更久遠的歷史觀察，歐洲金融資本這只大烏賊，自從由地中海游出來，通過海洋的樞紐占領全世界，它帶來的并不是進步和文明，更多的是戰亂和倒退。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全球性動蕩，不過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治亂循環、兩極分化的精英路線的一種重演而已。不同的是，古老的中國總在上演權力異化過程，而資本主義則在彩排著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金錢異化過程。它們最后的結果都一樣——就是革命。
勿庸置疑，工業化以來的全球資本化進程，主導力量是猶太-昂格魯·撒克森精英聯盟，共濟會是它們的組織體系和辦事機構。其方法，是背后由資本控制，前臺實現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控制；其主義，是宗教神秘主義的暗示、極端主義和精英統治；其目標，是世界政府和所謂“上帝國家”，即世界性的少數人專制。其宗旨，本質上不過是“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
中國應對之“道”，是毛主席從中國歷史中繼承下的革命傳統和理想主義。天之道，損有余而奉不足。對內，反對“老爺主義”，建立人民國家；對外，反對霸權主義，構建和諧世界。
但在“勢”與“術”的積累和運用上，要記住毛主席是現實的、理性的。因為不如此，不足以形成足夠強大的力量對比，為勝利創造物質和精神條件。
“什么叫先進你知道嗎？”毛主席有一次問身邊的人。他說著，并講出了定義，“先進就是要做落后者的工作。”
一些國家的“先進”，是以另一些國家的“落后”為前提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現之前的資本全球化的歷史。而中國之未來，及其所承載的世界使命，就是要成為“先進”的，并要“做落后者的工作”，帶領它們一同“先進”起來。
這種新型的治理模式，也許會在下一輪全球性的動蕩和大爭后，誕生于血與火和危機中。
新版本的可能模式（輪廓）：
■必須建立有效的全球軍事威懾和均衡的基礎之上。
■牽引機制——工業信息化時代的市場主義與可持續升級。個人創造力與個性發展的全新空間，在新能源（氫核聚變）開發和均衡、節制利用前提下，實現持續的科技創新、月球經濟、外太空探索產業，人類文明實現持久繁榮和延續。
■動力機制——基于充分市場化的個體交換、網絡組群和有效激勵模式，而非壟斷資本的金融化、泡沫化。
■運作機制——循環式積分制和懲戒制，建立一個類似虛擬游戲一樣的積分系統。
■倫理機制——工業儒家倫理（馬克思、馬斯洛和毛主義3M）和大同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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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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