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風影響國運論
鄭彪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最古老和幾經文明沖突而延續至今的偉大文明。歷史上中華文明歷經劫難，其所以能夠不滅而延續至今，概言之，在于歷代都有以儒學為主流、以優秀士大夫為代表的先進中華人物和士農工商四民社會頑強地堅持自己優越獨特的價值觀，由儒學思想引導社會，其中以孔子著春秋、司馬遷著史記所開創的，由宋儒所發掘和弘揚的，由明清實學和近代新學以及20世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創新的優秀學風一脈相承，功不可沒。近代西人，也包括受西人影響的許多國人對中國歷史長期停滯多有詬病，殊不知比起西方歷史代興代滅，中國自達到秦漢和唐宋的世界性輝煌后，歷經元、清落后的游牧文化和明朝以后專制主義的摧殘以及后來西方幾乎全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而能維持不滅，已經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跡。其中決定性的力量來自人民，但歷代志士仁人中流砥柱的作用極其突出，其中大量出自士階層，即近代所謂優秀知識分子。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學為本位，儒學以仁為核心，但這個仁有價值判斷，仁的真義是親民（近代叫民本主義），如孟子講“民貴君輕”，又《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仁又有道德高度，追求正義、公正、公平，就是天下大同、修齊治平的理想，現在叫共產主義：因為離開高遠的政治理想，一個文明絕對不可能幾千年不滅，幾百年都不成，甚至二三十年就變色，如蘇聯從赫魯曉夫顛覆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顛覆蘇聯是三十五年（蘇聯解體顛覆了蘇維埃文明，俄羅斯倒退回東正教文明）；而在中國要實現民本，就必須維護地緣政治統一，就必須“尊王攘夷”，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思想，演變為現今“團結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其如此才能對抗“文明沖突”，實為社稷、民族、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歷史上愛國主義的由來，與人權不人權和個人崇拜沒什么關系；而儒學的“仁”對士大夫的要求，由于古代四民社會（士農工商）由士來引導，由士大夫管理，實為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職責所在，必須“以天下為己任”，將“天下為公”作為士大夫立身處世的標準。此中華文明的一點精髓骨血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東來的西化思潮和政治動亂所湮沒不彰，后為宋代新儒學所發掘和闡揚，即范仲淹概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是張橫渠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后世稱為秀才教。直到明清以來的近代，都是這種民族精神支撐中國不滅，到20世紀又有孫蔣毛周，國共合作，社會主義救中國，一脈相承。
19世紀以來，洋教卷土重來。洋教、洋人有勢力，難免會有中國教民趨奉，叫做“吃教飯”。洋人稱為“Rice Christians”?！俺越田垺钡囊话愠鲎陨鐣讓?，為士大夫所不屑為。這一點與百年后的世情有所不同。
思想既然是國家生命所系（馬一浮語），中國幾千年來既是思想引導社會，主要是堅持由儒學引導社會，做到這一點其中學風影響國運，關系極大。在國運衰頹的時候，好的學風能夠延緩、遏制頹勢甚至能夠挽回國運，在于學者的良知和責任感。有良知，是儒學的一個基本要求。何謂良知？就是知善知惡。明代浙中學者錢德洪得王陽明真傳，有著名的“王門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功，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也是儒學的價值判斷和政治功能，就是抑惡揚善。但是，一旦士大夫喪失良知，放棄價值判斷，則必然導致或助長政治腐敗，國運必然日蹇。編輯、寫作要有價值判斷，貫穿于作品之中，中國作學問的這個優秀傳統由孔子開創?？鬃又洞呵铩方^不是一般的編篡，而是在整理史實和文獻的艱苦過程中注入了自己鮮明的價值判斷和深刻的用意——微言大義，批判地再現了歷史。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雖然當時還沒有這種概括，但是孔孟之道的這種思想是非常鮮明的，也就必然帶有政治色彩。由此《春秋》不僅為中國創立了第一部編年史，更開創了學術關心政治（天下）、參與政治和影響社會歷史的優秀學風。《春秋》的微言大義為《公羊傳》（為《春秋》左氏、公羊、谷粱三種注釋書之一）所重視，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發揚，到司馬遷著《史記》則完全確立了中國學術的這種優秀學風。這種文風在歷史上長期占據主流地位，成為一種具有強大影響力和生命力的優秀傳統。就近現代史來說，戊戌變法的康有為、辛亥革命的孫中山乃至后來的中國共產黨人都先后是這一優秀學風的繼承和發揚者。正是在中國兩千多年這種優秀學風的熏陶和深厚歷史文化積累的基礎上，才有了公車上書、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點在毛澤東的學風和文風中有鮮明的表現，胡適說毛澤東是中國白話文第一人。第一人，最主要的是一種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素養基礎上升華出來的中國思想，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讀毛澤東著作，與馬恩列斯都不同，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其實就是中國文化的味道。
中國文化的這種優秀學風帶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中國人至少自商周起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入世意識、“天下”意識（現在叫大局觀念，經常說所謂“顧全大局”實際上來源于這種“天下”意識），在學者講學和著作中必然加入批判和評論，不僅批判和評論歷史，也必然涉及批判和評論現實，這就必然為統治者所注意，或利用之，或壓制和封殺之。所謂利用，包括從政治需要出發，扶持正統。能成為正統，必有緣故，也不容易，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書”，一尊就兩千年，很不簡單。而當時“罷黜”二字，并不全是封殺。宋朝程朱理學成為正統學問，重在文獻批判，不是現實批判；到清朝更發展成考據學，重在整理文獻，背景是大興文字獄。但是歷史上無論怎樣興文字獄，學術參與政治，干預政治的優秀學風不僅從未中斷，而且歷代都有發揚。歷代都有學者不僅研究歷史，批判歷史，而且往往從歷史入手，轉入對現實的政治、體制、行政、經濟、漕運、民生、國防等各個領域，表現出對社會政治的深刻關注，并不斷地加以評論，起到了歷史進步作用。在近代以來中西文明沖突條件下起到了維持世道人心和民族生存的作用，使其能在逆境中生生不息，所以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能夠不朽，才有后來的歷史轉機。環顧全球和發展中世界，回顧近代歷史，中國這個成就和意義不可謂不偉大，也相當獨特。對此，中國人決不可以自輕。
道光以前，中國人看西方人是禽獸，是生番，辜鴻銘直到20世紀仍然稱西人為“食人獸”。道光以后，特別是一些腐敗官員，走向反面，看西方人是天神，無論尊卑一律稱之為“洋大人”。這是無歷史眼光，只看西方船堅炮利，以為西方人自古如此，更不知近代西方文明得益于中國。辜鴻銘其所以眼光銳利，見解深刻獨到，為西人所傾倒，也為士大夫所折服，其實揭示了學貫中西的成功之路，也是一種可貴的學風。
學風影響國運，學風正則國運盛，學風頹則國運衰。朱熹說：“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他認為堯舜禹湯文武以后道不行于世，其原因在于：“然自孔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歐合于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圣人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于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礙義理。便于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爾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边@段話的大意是，人心兇險，道心精微，必須不偏不倚，真誠地堅守人間正道?！叭诵奈┪?，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個字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學中著名的“十六字心傳”，源于堯舜禹三代禪讓的故事，是說三代禪讓時均以天下百姓和華夏文明的火種相托付。為政之道與為學之道其實乃是一道，所以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古人為學的弊端可謂與今人毫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近30年來流行西學，特別是80年代中期前后開始對西學表現出“消費偏好”，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一時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歐合于道者，蓋亦有之?！薄岸渌詾橹锏馗菊撸惫倘灰彩菫榱烁母锎髽I，恐不能說“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岸乐畬W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圣人功夫?！边@倒是真的，要求學者在棄學從政從商從洋的浪潮中坐得住冷板凳，做朱子那樣的“圣人功夫”（朱熹少年立志作圣人，不作官），也是強人所難?！坝忠娪写艘环N道理”，就是見利快，這也是真的，因為西學這東西，原本不難學，加以趕上行市，比較好賣，于是乎蘿卜快了不洗泥，照貓畫虎，囫圇吞棗，即使不能適合中國國情，但既然“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豈不就“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連孔子也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敝劣谒€說“不以其道得之，不為也”，這種要求比較高，不是誰都能做到的，所以不宜苛求。問題在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學風搞壞了。如今教授抄襲已經發展到院士抄襲，真是千古文章一大抄，數風流抄手，還看今朝。
近些年學風之大弊，不僅在抄襲，主要在“抄西”，就是抄西學。其實，這方面近代徐光啟最有心得。徐光啟是中國近代早期最早接受西學的突出代表，他開辟的道路就是西學“為我所用”。他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長期實踐中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口號，何兆武稱“這不失為一切時代中最富真知灼見的論點。王錫闡一生即極膺服此語；后代從梅文鼎到李善蘭都是遵循著這條路線的精神的?！薄盀槲宜谩焙汀皶ā绷謱崬楹笕藢W習西方文化開辟了道路。這成為近代中國學人學習西方的優良傳統，也是毛澤東提出“洋為中用”的思想來源。對于西方的事物，需要借鑒。借鑒者，是把別人的東西“借”過來，加以鑒別，然后取長補短。不是生吞活剝。這就需要搞懂。例如西方的民主這東西，本質是什么？是制衡。至于是票決，是海選，還是協商，都是形式，要根據情況決定，沒有標準答案。不顧國情，一律照搬西方的憲政或議會民主制，民初的實踐早已證明行不通。代議制包括選舉團、政黨、議會和內閣四塊，其機制是很復雜的，要想運轉良好，需要四種權力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的關系。其中任何一種權力被操縱用來損人利己，都會導致制度扭曲，破壞民主，甚至會導致實際上的獨裁?，F在一些人忽悠民主社會主義，多是不懂民主的實質是制衡，也有人揣著明白裝糊涂。90年代以來，社會結構嚴重失衡，多虧有執政黨近年以來呵護弱勢群體和大多數人民利益，主持社會公正，部分地消解了社會積累的不滿情緒。民主社會主義，以民主為名，意在逼共產黨下臺，果真如此，便是天下大亂，為洋人火中取栗。
學術干預政治，引導政治，這是由儒學的入世性質和目的決定的。對此歷代統治者是既利用又打壓，加以學者自身原因，于是學風不免變來變去。從北宋到南宋，程朱理學“將政治經濟擱起不談”，研究心性，崇尚空談，道教盛行（宋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這時候政治腐朽，投降派當權，對異族入侵一味妥協，毫無斗志，坐待滅亡。有宋一代的政治軟弱和民族危機，喚起了士大夫階層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上文談到，宋儒繼承先秦學者的優秀傳統，有理想，有抱負，無論在朝在野，都極為關心政治，為了改造現實，以學問為生命，以私家講學為使命。宋儒的思想雖然沒能挽救挽救南宋滅亡的命運，但是羸弱的大宋王朝也有不少升平年代，總計也支撐了319年，對后世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更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明朝終于不能避免亡國，是統治者自己不爭氣。東林“出死力以爭得失”的篤實學風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激勵后學的強大精神動力。清代再興實學，后演變為流行新學，到20世紀更興起革命學說。所以，中國學術思想深系國家民族興衰安危，學者勇于擔綱，是優秀傳統。
一部中國共產黨創業和執政的歷史，學風的影響也是關乎命運的。八股文原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內容空泛，束縛思想，是一種害人的教條。這是土八股?！拔逅摹币院笫⑿腥P西化思潮，又出現惟西方馬首是瞻的洋八股。魯迅先生在早就批判過：“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卑斯摄@進共產黨內，就成了黨八股，又變成洋八股。延安整風，毛澤東專門做了《反對黨八股》的著名演講。演講的最后，毛澤東又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笨梢?，毛澤東反對的黨八股，主要指洋八股。洋八股，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迷信蘇聯經驗的黨八股，列了八條罪狀，說得比較婉轉，其實多是批判洋八股。只有背靠蘇聯這棵大樹的洋八股，才有資格“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反對黨八股以后，進一步確立了馬克思中國化的指導地位，中國革命于是加快走向勝利。
教條主義與黨八股、洋八股，歷來穿連襠褲。建國以后，我們長期吃的是左傾教條主義的虧。建國初期是照搬蘇聯經驗，以后有所總結和糾正，但是走了偏鋒，滑向極“左”。改革開放以后，批判和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卻不免在各種西方思潮洶涌而來的背景下，滋生出另一種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主義或洋八股。陳奎元同志2004年指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不懂得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應當根據新的實踐進行創新發展，使馬克思主義成為與時俱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革命理論。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并奉作教條。”他還說，對于后一種西式教條主義，“理論工作者早有質疑，黨的領導人也有告戒，但是至今還沒有引起思想界理論界應有的反響，沒有進行認真的鑒別，有的甚至還充作理論創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滲透。假如我們忽視這種教條主義的危害，‘全盤西化’的威脅就會向我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將受到挑戰，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倍叭绻螒{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替代馬克思主義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中國共產黨將喪失維系自身團結統一的思想紐帶，同時必將失去號召群眾、引導群眾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結局就是脫離幾代共產黨人選擇的正確道路，滑進西方敵對勢力的陷阱，使我們的國家陷入動亂、停滯和倒退，使中華民族重新淪為西方的附庸。”這是對當前學風影響黨運和國運最清楚也最現實的闡釋，道理已經講得十分透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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