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一)

毛澤東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一)　　

——從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談起　　

傅晨光　　

    1、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和理論史上，對于在單獨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即“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問題，是一個一直爭論不斷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認識國家、民族、社會等重大問題，也就是涉及到這個政黨怎樣認識世界、建立怎樣的世界觀的問題，更涉及到這個政黨如何規定本國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成功以后建立怎樣的基礎和上層建筑、如何處理本階級（工人階級）與國內其他階級的關系以及本國與別國的關系等等各種重大的問題。　　

關于“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爭論，首先爆發在1924年列寧去世以后的聯共（布）中央，斯大林首先提出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派提出反對，認為十月革命只是世界工人階級起義的起點，蘇聯一國不能解決工人階級本身的命運問題，工人階級的命運只能在世界舞臺上得到解決。斯大林認為蘇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的理論根據是列寧在1915年寫作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選集》第70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以后，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不斷。　　

蘇聯是沿著斯大林的理論發展，認為單獨一個國家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1967年11月3日，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正式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并宣稱，蘇聯已經成為消滅了階級的“全民的國家”（勃列日涅夫1967年11月3日《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五十年》；《蘇修關于“發達的社會主義”言論摘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而且在隨后其他各種講話和著作中宣稱，蘇聯共產黨已不再是一個階級的黨，而是宣稱“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成了全體人民的黨”（同上第9頁）。　　

這就是爭論的基本發展線索，斯大林是第一個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并將這一理論付諸實施的。他的理論以列寧的提法為依據，實際是對列寧思想的誤解。因為列寧在1915年發表的《論歐洲聯邦口號》提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僅僅是就革命的“發生”問題來說的，而不是說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列寧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僅僅是砸碎了資本主義世界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占領了一個陣地，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社會形態是世界的，只有在世界舞臺完成了革命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建成，而那時國家已成為歷史博物館中的事物了。　　

所以，斯大林是“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創始者。這一理論，不僅支配了蘇聯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國家形式等問題上出現了重大的錯誤，而且也導致了蘇聯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與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關系產生重大錯誤。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遭受的各種挫折、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4·12大屠殺”等等，都與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有關；對于蘇聯來說，1923年的德國革命失敗，更與斯大林只關心本國的建設不關心歐洲工人社會主義運動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錯誤思想有關。如果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對于德國革命及時地給予了有力的指導和幫助，當時的德國革命成功，整個歐洲的形勢將會是另一個面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力量將更加強大，德國本身也不會走向“第三帝國”崛起的道路。　　

2、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認識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問題的呢？從現在保存的原始資料，到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考察都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存的文獻可以證明，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　　

毛澤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現在保存下來的他最早的著作，就已經反映出他最初就反對孤立地看待中國革命問題，而是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他認為，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一種落后的觀點。任何馬克思主義政黨對于本國的革命如果抱著老式的民族主義的態度，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引導革命取得成功。　　

現在保存的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最早文獻，是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的記錄稿。這篇文獻，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獻，收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　　

在這個記錄稿中，毛澤東對于新民學會部分會員提出的“改造東亞”的口號提出了反駁。他認為：“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什么呢“毛澤東指出：“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國家范圍內的革命，不是簡單的自然地理學意義上的劃分。中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中國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交往的產物，資本主義的世界發展使中國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外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通過中國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勢力狼狽為奸）的壓迫，這種社會現實更決定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天然的連貫性。關起門來搞一國的革命，外部壓迫的根源還是存在，革命就是獲得了暫時的勝利，取得了政權，外部壓迫的因素即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生活的交往，總有一天還是會通過國內因素重新生長起來。　　

所以，毛澤東的這篇長沙發言，正確地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　　

這篇發言的意義，不僅清楚地說明了中國革命從起始就是國際的，也將中國社會主義起義成功以后中國與世界、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等等各種重大問題的關系的認識奠定在正確的思想基礎之上。　　

這篇文獻，已經指明了中國革命不是簡單的“一國社會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部分；這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并不把國家民族與國際作絕然對立的理解，而是作了一種相互作用的、動態的、發展的理解。他強調革命要有一個“下手處”，強調革命的開端和最終完成要經過各個不同的階段，要完成各個不同階段的不同的任務，而這些階段性的任務又服務于總的目標。這就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世界觀和行動綱領。　　

這個世界觀，與在莫斯科的王明是完全不同的。王明將中國革命作為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的補充來理解，而且總是根據這種理解來提中國革命的任務和要走的道路。毛澤東理解與此完全不同，他認為蘇聯社會主義與中國革命雖然有先后之分，但卻是世界革命不同階段的起點和開端，任務有所不同，道路也不相同，取得政權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方式和形式也可以有不同。如果象王明所狹隘地理解的那樣，僅僅將中國革命作為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補充，為這種“一國社會主義”目標服務，那么，蘇聯的失敗，必然決定其他社會主義的全部命運，從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高度說，毛澤東站得更高，因此他對于王明路線的抵制和反駁，非常正確。　　

3、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社會形態，可以而且必須從個別的、特殊的環境和地點開端，但從沒有肯定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少數幾國范圍內完成的。關于這一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之初就說得十分清楚。　　

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論述過，《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世界性的存在，就包含了這些原理。而最清楚的表述，可見馬克思對工人命運的分析是最為清楚。　　

1850年，馬克思通過對法國六月革命的分析指出，工人階級的命運，“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國范圍內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什么呢？因為只要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這個外部環境，那么，任何一個國家范圍內的革命，要么還會被迫采取與資本主義相似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要么被資本主義的世界性交往消滅。所以，從創立共產主義原理之初，馬克思就指出過，如1848年法國六月革命乃至在這以后發生的各種工人社會革命，都只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有組織的開端”，工人階級的解放“只是被宣布出來”，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階級的命運只能在世界舞臺上、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發生以后才能得到解決。這就是馬克思的一貫的思想。　　

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最初的愿望和設想，是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完全脫離出來在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其他國家成為這個國家的補充形式。這種設想的實施不排除能夠取得一時的成功，但資本主義外部世界的“交往”，將始終存在和發展，力量對比，最終必然對于社會主義不利。　　

毛澤東從建黨之初開始，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可以說，“長沙發言”，是中國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基點，確立了一個正確的革命世界觀，中國革命正是在這一世界觀之上發展的。這一世界觀的確立，使毛澤東的思想比起黨內其他人的思想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使中國革命不再局限于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考慮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動力、革命的道路、革命中各階級之間的關系以及組合、本黨與別的政黨和本國與別國的關系等等，也決定了革命成功以后，社會經濟建設、上層建筑所采取的形式等等一切問題有了與傳統國家不同的選擇。　　

這些，在中國革命以后的歷程中不斷地得到了反映。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這樣說道：“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439-1440頁，人民出版社）這很清楚地表明，毛澤東不是把中國一國的革命當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看待。　　

這一認識，決定了取得全國勝利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不是完全的傳統的民族主義的，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取得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在全國建立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基本建成等情況下，毛澤東也沒有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在中國“建成”，而是一方面對于勃列日涅夫急于宣布“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進行批判，同時提出并實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這些，與“長沙發言”的思想是一致的，與“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有重大的不同。（2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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