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是公開鼓吹“自由化”、“西化”的急先鋒
«炎黃春秋»2011年第一期登出了該社副社長楊繼繩的文章:“我看中國模式”。(以下簡稱楊文)洋洋萬言, 夸夸奇談, 以講“中國模式”的幌子為掩蓋，公開鼓吹和販賣“自由化”、“西化”，可謂是當代的資產階級右派急先鋒。
中國發展經濟規模之大, 速度之快, 持續時間之長, 引起世界范圍的廣泛注意, 有些人提出了“中國模式”。楊文為“中國模式”總結的五個要點是: “ ①肯定和贊揚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是說肯定了現行政治體治, 就是否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筆者注, 下同);②肯定和贊揚改革前的30年(說這就是否定了30年的改革開放必要性);③主張中央集權和大政府，肯定威權體制(說這是專制和壟斷);④排斥現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價值( 說這就是獨裁專制);⑤否定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國皇權專制的批判, 掀起了最新一輪尊孔讀經高潮”(說這就是搞封建統治, 是帝王思想)。
本來, 中國30年之變化, 包括經濟的發展, 是公有制經濟喪失了主體地位, 工農勞動人民喪失了主人翁地位, 社會主義喪失了本色。只要是我們認真看一看, 想一想, 就會發現:經濟規模雖大, 水分也大, 其中40---60%是外商、外企、外資的, 一半不屬于中國自己; 在外向型貿易進出口總額中, 外商、外企、外資所占的比重高達60---80%，大部份不是中國自己的;速度雖快, 成本也很高, 高消耗資源、能源，高污染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持續時間是長, 但是, 這種低工資、高利潤、超強剝削和搜身、罰跪、打罵、被欺辱時間也久，下崗、失業、被貶為弱勢群體更是無有終日。這種所謂的中國模式, 說到底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殖民地經濟的災難。
我們反對和批判所謂的“中國模式”, 是堅持馬克思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 堅持愛國主義的革命行動; 是在維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
根本長遠利益, 是在反對腐敗、反對賣國、反對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而楊文提出的“中國模式”五個要點，是站在資產階級極右派的立場上, 用唯心主義的觀點和詭辯方法, 所做出的結論:認為現在的復辟還不到位，還很不夠, 很不徹底，為了完全徹底地復辟資本主義, 鼓吹和推銷自由資本主義, 即鼓吹和推銷 “自由化”和“西化”。請看，他把肯定現在的政治體制，視為改革的主要障礙; 把肯定改革30年之前的成就,視為極大的錯誤; 視中央集權制為威權制; 把排斥現代資產階級的假民主制度和所謂的“普世價值”,視為妨礙復辟的大逆不道; 把現在的尊孔崇儒活動視為否定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國皇權專制的批判, 掀起了最新一輪尊孔讀經高潮”。說到底楊文的主張是要在中國全面地、徹底地按照“華盛頓共識”，來改造中國, 完全、徹地實行“新自由主義”。
“華盛頓共識”包括十個方面的內容：除了己經落實了的前三個方面“①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②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③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之外, 還必須全面深入落實的后七個方面: “④實施利率市場化(完全放棄控制)；⑤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自由競爭的市場化, 美國就攻擊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⑥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要徹底放棄管理和限制)；⑦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包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各要害部門)；⑧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現在還不徹底, 幾十萬家公有制企業大都私有化了, 還有一百幾十家都成了所謂的權貴壟斷企業了)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要徹底)；⑩保護私人財產權(不保護公有財產, 任人侵蝕、掠奪、鯨吞、霸占)。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
事實不可爭辯地證明: «炎黃春秋»及其副社長楊繼繩是鼓吹和推銷新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化的急先鋒！他們在幫助美國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 要在中國進行實施！
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圍攻和侵略陰謀, 一方面是武力的戰略包圍, 封鎖、制裁；一方面是策劃“顏色革命”。據說他們制定了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是西化、(自由化) 和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敗后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
“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防止和反對敵人“西化”、“自由化”和分化中國的陰謀，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應敵之道，這是關系到國家興衰、人民生死、民族存亡的關鍵, 決不可掉以輕心！我們清清楚楚地記得, 在1989年廣大人民和青年學生反對腐敗、反對倒退的群眾運動, 被所謂的民運分子所把持, 把斗爭推向主張西化、自由化的邪路！這個教訓我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可是,楊文在不厭其煩地論述了一通 “權力市場經濟不可持續” 之后, 專門寫了一節新一輪反“西化”之爭。從挽救晚清危局時的反“西化”, 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長期以來,西化和反西化各執一端的爭論不休” ；到“五四反對西化的一方實際是要堅持孔化。那時的爭論是西化和孔化之爭”；再到“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新一輪西化和反西化之爭”，“在跨世紀年代, 不是用西方文明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 而是用現代民主制度(即資產階級假民主)代替蘇聯式“西化”(指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的問題”；“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 中國模式論者既保衛蘇聯式西化, 又保衛歷次反西化論者堅持孔化”, “再一次彈起反西化的高調, 極力維護現存的政治體制, 真是有點荒唐” 。請看, 楊文是怎樣篡改和歪曲反西化反自由化斗爭的歷史；是怎樣鼓吹和推銷西化和自由化歪理邪說的；是怎樣支持和鼓動西化和自由化活動的！
事實不可爭辯地證明: «炎黃春秋»及其副社長楊繼繩是鼓吹和推銷新西化和自由化的急先鋒！他們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 在起著國外帝國主義勢力起不到的作用, 是名副其實的內奸！
楊繼繩說: 他“現在主要精力用于圍繞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胡亂讀書，胡思亂想，胡思亂寫。“三胡”的目的是滿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楊繼繩還是一個誠實的中國人;如果楊繼繩還是一個共黨員, 他就該堅持入黨誓言, 堅持愛國主義, 為反對帝國主義的自由化、西化和分化中國而吶喊;如果楊繼繩已經背叛共產主義了, 信資本主義了, 成了假共產黨員, 他就該退出共產黨！但是, 無論如何決不該只是為了“三胡”的目的是滿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 這究竟是一種什么精神？什么需要？
岳求珍 2011.1.9.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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