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寫了一篇《我的極左經歷》，描述自己當年當知青實踐大寨模式受挫，最終臨陣脫逃，脫離“極左”思想陣營的過程。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一面鏡子，考驗著人們的立場與認知能力（這兩者往往是密而不分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與認知能力的人往往會被吳思的描述迷惑，認識不到問題的實質。一部分人表示了對吳思的某種同情與理解，認為他當年接受的思想教育是簡單的非黑即白的，因此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甚至把吳思蛻變為極右的問題歸結到“平等思想”。對于這個問題，可能遠遠沒有那么簡單。
說實話，我讀吳思的這篇經歷，看他種種訴說，只感到一陣陣惡心，明明是個自私自利左右搖擺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今天已經赤裸裸地賣身給了資本家和黨內右翼權貴，卻仍然吹噓自己道德多么高尚，硬要給自己樹個牌坊。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我深刻懷疑吳思當年當“極左分子”的真誠性：像他這種狀況的人，在當年知青以及其他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人當中，其真誠的程度頂多屬于中等偏下層次的。他這種狀況在當時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屬于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搖擺分子。可以說，在那個年代，自稱有理想有信仰的的普通青年，其真誠程度至少比吳思高。其中的優秀分子，如主動投身農村的知青鼻祖邢燕子、寫出《理想之歌》的高紅十等等，對信仰的真誠程度是遠高于吳思的。但是，雖然很多人在后來社會劇烈轉型后并沒有把理想堅持下來，但像吳思那樣——拒絕反思自己的自私性，反思小資產階級本性，反而把自己說的高尚無比，一切的錯誤都歸結到毛主席的極左，進而在當今中國現實問題已經如此明顯的情況之下，仍然借用“官家主義”“潛規則”“血酬定律”等詞語攻擊社會主義，而自己卻賣身與資本家階層及黨內右翼權貴，而他控制下的《炎黃春秋》如今成了替中情局散播各類政治謠言及鼓動顏色革命的大本營——如此無恥之徒也是少見的。
下面論證上面的結論，我為什么對吳思的真誠性保持高度懷疑：
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每個人看到的世界都會打上他自己世界觀的印記，在種種世界觀中，唯有至善者才能至真實，一切剝削階級的世界觀都是對真實世界的扭曲。吳思展現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價值觀。
如何評價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運動？吳思總結到，這場運動是必然要失敗的。進而他上升到“大寨模式可行，極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極左派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那么他怎么判定大寨模式不可行呢？不是客觀理性的分析，而是從自己的感情經驗出發，因為自己最終失敗了，所以大寨模式不可行。然而毛時代的農業發展速度其實并不比改革后差。在耕地面積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從四億左右增長到10億左右。重要的是在毛時代完成了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初步工業化的主要積累都來自于農業。在這個時代還完成了農業自身的積累，如遍布各地的水利設施，種子改良等，為改革之后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沒有任何理由證明，如果不搞合作化，不搞人民公社農業發展的會更快。
即使是市場化私有化邏輯泛濫如斯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以南街村周家莊鄉等為代表的村、鄉繼續采用合作化的模式。客觀地的說，由于物質因素、精神因素雙方面的制約，毛澤東時代農業合作化的成果可以三三開。大概和大寨類似或者接近搞的不錯的有三分之一，中等的有三分之一，搞得很差的有三分之一。林毅夫等人承認，當初一刀切、獨裁命令式地搞分田到戶時，曾經遭受到來自基層不少的反抗，他們按照經濟人的假設認為，這一定是基層干部害怕失去手中權力下的利己行為。但實際上按照吳思的體驗到的，合作化搞得失敗的農村，基層干部的激勵機制往往無法建立，從而處于一種變相抵制合作化的狀態。而當年的干部更多的意味則是多干活，少得好處，起碼吳思承認能搞腐敗的很少。所以，林毅夫所言一些基層干部出于自利、繼續掌權抵制分田到戶的說法屬于無稽之談。這樣看來，當年的抵制力量來自于兩個方面：第一、農業合作確實有成效的地區干部群眾會抵制分田到戶。第二、政治意識強，社會主義覺悟高的干部群眾會抵制向小農經濟倒退。
按照吳思所描述的經歷可以看到，他所在的生產隊屬于當時合作化搞得一般，甚至較差的那三分之一。這里有兩個原因，首要的是吳思自己的思想特性，并不是完全理解社會主義思想，自身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自私性、搖擺性。第二，他的能力經驗也是十分欠缺的。在明道、堅定信仰上，在通術、提升能力上，他做的都是一般的，甚至是較差的，這必然導致他的失敗，以及最終蛻變為極右。
比如在《義務勞動受挫》一節里，吳思不考慮當地農民的實際狀況，大搞義務勞動替代正常的合作勞動，消滅一切按勞分配，消滅一切資產階級法權，明明自己生產隊的農民思想覺悟和大寨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卻搞得比大寨還“左”（這總不能說學的是毛主席吧）。如果吳思的方案能夠成功，那倒是驚世奇跡了，因為這種方案要求農民具有完全的共產主義覺悟，沒有一點私心，如果像他那樣胡亂搞一搞就能成功，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當時宣傳說工農覺悟高，并不是說他們就純粹無私，而是是說：第一、他們是社會價值的主體，第二、他們相對于知識分子階層，相對于容易腐敗的干部階層，道德上思想上是較為干凈和純粹一些的，這是一種階層與階層之間相對的說法，不能機械化片面化地理解。所以毛會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
吳思當時擔任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他搞義務勞動，初期順利后來遭到挫折，當他看到農民思想上還有不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時候，如果他真正信仰社會主義，應該這樣看待問題：
1、農民現在的思想狀況已經比合作化以前，比共產黨來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而不是把農民看得漆黑一片。2、吳思自己應該比農民更進步些，自我要求更高些，而不是相反，看到農民有私心，自己也灰心喪氣，懷疑社會主義，這就把自己降到了落后分子的水平，因為你是干部，如果你和群眾思想狀況一樣，就沒有當干部的資格。3、自己現在比農民群眾覺悟高，很大程度上是與各自成長路徑不同有關。試想，給那些農民像吳思那樣在學校里專門學習文化，學習政治，學習社會主義思想的機會，絕大部分農民的思想狀況不會比吳思差。而吳思如果也像那些農民群眾那樣，處在那種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下，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又沒有機會認真學習政治文化，從他后來的表現看，估計屬于群眾中的最落后分子之一。4、看到群眾身上的思想弱點，要認識到思想改造的困難與復雜，首先應該警惕自己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自己是否做得已經很好。但吳思當時的狀態是感覺自己很高尚，很無私，實際上不久就露出了馬腳，證明自己的私心其實一點也不比農民群眾差。5、確認自己思想是否有問題，是否真心認同社會主義，不是靠當下的一時熱情，而是要通過常年累月，甚至一生的實踐檢驗。在這個過程中去讓群眾接受自己，信服自己，進而提高群眾的覺悟。
陳永貴就是這么做工作的，他在最初搞合作化時候，遇到的挫折遠遠高于吳思，但是他一往無前地堅持下來，大寨群眾也在他的帶動下得到很大的思想改造。這就是陳永貴、王宏斌能成功，而吳思卻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陳永貴、王宏斌，說到底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只是他們能認真實踐毛主席的老三篇而已。
吳思在“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討論激勵機制時，談到三種：第一種，以身作則，道德感召。第二種，思想教育。第三種，政治壓力。但是他對這三種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暴露他小資產階的本性。這三者其實應該結合起來，關鍵在第一點，而實行第一點的關鍵在自身，自己能做得到，才能不斷地一點點改變別人。但吳思是怎么理解“以身作則，道德感召”的？他說：
“普通社員刨５７鎬，我刨８７鎬，１０７鎬。我讓你們占我便宜，你們好意思嗎？有不好意思的，自然會多刨幾鎬。大寨的陳永貴，大寨大隊的幾個黨支委，尤其是賈進財，都是這么干活的。這種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僅依賴干部行為的感召力，還要依賴眾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但問題是是大寨初期群眾的良心敏感度就一定高于吳思所在生產隊的群眾？按照常理，合作化前兩個地方農民群眾的良心狀況是接近的，關鍵在于吳思自己能否永遠做到陳永貴那樣，始終在前線，始終和群眾在一起。看他后來消極怠工，最終當逃兵的歷程，他和陳永貴們差的太遠了。明明自己做得不好，反過頭來說群眾愛偷懶，沒良心，這不是一切修正主義、小資產階級的計倆嗎？
更為可笑的是，他說：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們公社有一個村，隊長干活拼命，為了集體不顧家，結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農藥自殺了，丟下四個孩子。他們隊里的社員特別感動，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誰偷懶大家就罵他沒良心。收工后大伙還輪著去隊長家帶孩子，替他種自留地，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們兩人唏噓之下，笑嘆自己沒有老婆，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
可見他對什么是“道德感召，以身作則”確實是一竅不通。如果真的能夠以身作則，可以通過方方面面實踐讓群眾看到。本來這個老婆自殺隊長的例子是一個很好的樣板，證明大寨模式完全行得通，吳思要真是認同社會主義，就應該向那位隊長學習，在生活、學習、工作的方方面按照共產主義的覺悟標準要求自己，類似那位隊長的感人故事就一定能以各種形式不斷出現，就一定能教育好群眾，但吳思是怎么想的？他荒唐的認為自己沒有老婆，就學不了那位隊長，因此此路不通。出現這種荒唐的解讀不是因為吳思弱智、白癡，相反是他太圓滑精明了，太自私了。
總之，年輕吳思不是一個合格的真正認同社會主義思想的干部，完全背離了毛主席的要求，或者說他因為太自私了，竟不能理解毛的話的意思。在這樣一位不合格的干部的領導下，群眾通過長期檢驗，肯定能發現吳思身上自私的本質，進而肯定認為他時而大搞極“左”，時而意志消沉，種種行為歸根結底是為了自己罷了，在這種狀況下，和吳思處于一樣思想水平的群眾必然偷懶，吳思罵他們道：
“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
就這一句話，吳思就現了原形，他自己證明自己的思想覺悟其實比群眾高不了多少，他們處于同一水平上——那些偷懶的群眾也正是這樣看他的。我甚至懷疑吳思連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都不如，而這位自私的不稱職的干部，肯定變相打壓了群眾中積極分子的積極性，激發了落后分子的墮落性。
群眾的偷懶，工作沒搞好，正是自己思想覺悟、工作能力、努力不夠的結果，但他卻以奴隸主的心態罵群眾是畜牲，可見自私之極——極到明明自己問題嚴重，私心太重、能力還不足，卻幻想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把別人看得都是自私自利，而把自己當作圣徒沒有任何問題。然后再暗地里來個突然大轉變，從懷疑社會主義理想走到完全認同了資本主義自私自利的邏輯。這就是從假“左”跳到真“右”的邏輯，其實吳思的內核一直都沒有變，他年輕當基層干部時就帶有很大成分的小資產階級自私本性，后來投靠黨外資本和黨內右翼權貴時，他身上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就已經完全暴露無疑了。他的這種品性恰恰不是平等思想，而是典型的“把自己看作一朵花，別人都是豆腐渣”的唯心主義、精英主義。
這種人在毛時代無法安心走社會主義道路，安心扎根農村，大氣候一變，必然馬上轉型：
“１９７８年，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跡象越來越顯著，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后找我談話，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愿，答應考慮考慮，暗自卻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學也是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所我認為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考分到達村里的時候，正是護秋的季節。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說我的考分特別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果然遠遠高于錄取線。我心中一陣狂喜，卻故作鎮靜，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鐮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線出了村。走到荒僻處，終于按捺不住，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毫不氣喘，興猶未盡，又蹦了幾個高。平靜下來后，我為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我怎么這樣？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我那么想離開農村嗎？我還以為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人們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
這兩段描述，活靈活現地再現了吳思自己的虛偽狡詐，也是我判斷他對社會主義的認同程度哪怕是在知青群體中都是處于中下水平的原因，屬于典型的投機分子。比如，高紅十等人實際上堅持了很久，一直在農村堅持到八十年代中期，今天仍然認為當年沒有錯，而邢燕子等則堅持了一輩子，吳思則78年就投機當逃兵了。要指出的是，當時大部分回城知青中純粹的社會主義者少見，但像吳思這樣如此自私虛偽的也少見，大部分屬于中間派。從時間點上看，吳思是決定回城較早的那批人之一，正是在這批人帶動下，在當時極右修正主義主導中國政治大環境的狀況下，知青中的廣大的中間派紛紛回城，上山下鄉運動，農業學大寨運動逐步走向徹底失敗。
還需指出的是，吳思的這段歷史自述目的是表明自己多么高尚，而社會主義是導致惡果的烏托邦。所以他寫的事實只能是他惡行的很小的那一部分，在他看來可能都不算什么。即使如此，他也仍然在這樣為自己樹立“牌坊”的努力中，無意中表露了自己“婊子”的本質。這是虛偽的他在歷史與邏輯的鐵律之下無法逃避的尷尬處境。
吳思在文章最后說：
“倘若我夢想落空，中國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禁止組建工會，禁止罷工，憑借暴力專工農大眾的政，那時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這不是出于什么階級感情，而是出于對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對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這不過是為了表明自己還有良心，欺騙自己，更重要的是欺騙別人罷了。中國難道今天不是原始資本主義嗎？法律的制定與實行難道沒有像美國那樣被權貴資本家主導嗎？不是在禁止罷工，用暴力專無產階級的政嗎？他還沒有衰老不堪，他正在用年富力強的生命當著權貴資本機關報《炎黃春秋》的主編，還制造了潛規則、血酬定律、官家主義等詞匯瘋狂地攻擊社會主義，為權貴資本鳴鑼開道，哪里見得到他當一天左派，為無產階級做一點事。
吳思又何必談組建工會，當左派之事？如果工人農民真如他前面所言，極端自私狹隘，連在一個小集體里為自身長遠利益而工作都不可能，那只能是一盤散沙，必然難以組織起來搞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爭取一些更加宏觀長遠的集體利益。即便是有了工會，也只能是像美國工會那樣成為權貴資本的玩偶罷了。吳思不相信農民能夠合作，卻空談勞動者的組織與解放，這種邏輯矛盾不是他的智力問題，只能懷疑到他作此文的動機上去了。
總之，《我的極左經歷》是權貴資本的走狗婊子吳思為自己樹立的一個牌坊罷了，所以看起來會特別可笑，他自以為邏輯嚴密，無懈可擊，以為把自己美化的很好，實際上那骯臟的東西就在他的眼睛下邊，自己看不到而已。如果人們要相信吳思確實是真誠的，那只能同時認為吳思太弱智、白癡、無知；如果認為他還算正常人，只能說此人太自私、太無恥了。
附文1：
“極左”懺悔者吳思嘴里頭的那個時代
[ jiang0301 ] 于2008-10-06 人民網
吳思，1957年5月生天北京，“文革”未期時曾經下鄉，于人民公社中擔任生產隊長，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炎黃春秋》雜志副社長兼執行主編。今天《南方都市報》口述史介紹了他的回憶，撇開他具個人色彩的評論，對那個時代的反映，還是有一定客觀性的，應該沒有惡意編造。當然，我們在理解他的回憶時，不能受他的感情色彩影響，而要保持客觀性。
一、一個“極左”分子
吳思坦言自己是一個“極左”分子，這一態度似乎給人很有悔罪感的感覺。不過，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戴得下這頂帽子。這不是開玩笑，“極左”分子這頂帽子不是那么好戴的，戴上這頂帽子以后，也不是那么好脫的，其實，基本上這頂帽子一戴就是終身制的。我聽過有脫帽右派，但沒聽過有脫帽“極左”的，而戴上“極左”分子帽子的人，入黨，提干，都會比較麻煩。
那么，吳思憑什么認為自己是一個“極左”分子呢？他說：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干部當上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
目前，“極左”分子與罪人基本同義。但從吳思自己的介紹看，他并沒有什么違反行為。當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只是用一種思想去教育別人，而且因為水平有限，教育不了別人，最終只是教育了自己。
既然沒什么惡劣行徑，為什么要給自己貼上“極左”的標簽呢？這不夠厚道。那怕是對自己的過去不厚道，也不應受歡迎的。按吳思現在的懺悔，那等于說思想是有罪的。但思想不應該是自由的嗎？所謂“言者無罪”，關鍵是沒有出惡行來。吳思這樣給自己貼“極左”標簽實在令人不可理解。比如來說，我現在也來懺悔一下，我年青時曾對漂亮姑娘產生過性幻想，是那種極不道德的性幻想。在基督面前，這當然是有罪的。但我從不因此就把自己看作是強奸犯，而只是看作我的成長歷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僅此而已。
反正，我對吳思給自己貼“左極”標簽感到不可理解。人應該享有思想的自由。不管是“極左”的思想也好，“極右”的思想也好，只要沒做違法的事情，就應該受到肯定。思想無罪。
二、自由選擇權
關于過去那個年代，曾被許多過來人描述為極不自由的年代。不過，在吳思的描述中，我卻得到另一種印象。吳思回憶說：
1976年高中畢業后，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里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于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我們打開中國地圖挑，哪里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當時最熱門的是西藏和延安。挑來挑去，最后還是去了北京郊區。因為跟我一起的那個同學，他母親當時年齡已經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說，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這么大年紀怎么辦？我們實在說服不了他，所以就勸勸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會去了。———因為關系到另外一個家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再堅持，就在學校安排的北京郊區挑了一個最窮的山村。
原來，上山下鄉不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根據個人意志自由選擇的。到那兒也不是規定的，而是自由選擇的。再說他下鄉的地方吧，是在北京的郊區，他下鄉的這個郊區現在發展得怎樣了呢？是不是北京城區的一個部分？如果是的話，那么，他下鄉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從北京東區下鄉到北京西區而已。上班距離遠了些，交通不那么方便。但不管怎樣吧，他說出了一個實情，他可以不下鄉，但他自愿下鄉，下鄉是他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他享有充分的自由的權利。
三、可怕的“三次抄家”
記得“文革”后，看到抄家的說法，都感到挺恐怖的。并且在心中形成這樣一種景象，一個遍地狼藉的地方，受驚的小孩不停地在哭著，大人是一臉愁容。我記得許多紅色作品，說到抄地主家的時候，正所謂吃大戶的，那地主一定是損失慘重。吳思這樣回憶道：
我們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邊看得還挺熱鬧。家里被翻個底朝天，好多原來不知道的東西都翻出來了。小孩對抄家的感覺不那么恐怖，覺得挺好玩：哎喲，怎么還有這個東西呢。
看來，他家雖然被抄三次，但并沒有財物損失，他也沒有驚恐。這抄家還是很文明的，沒有什么暴力舉動，大概不能說是抄家，只能說是搜查吧。把搜查說成抄家，這說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嚴重污染了我們的民族語言。
四、嚴格的社會監督
目前貪官污吏滿天飛，許多人認為是社會監督不到位。社會監督怎樣才算到位？他沒貪的時候，你憑什么監督他？他貪了的時候監督又有什么用？他已經成貪官了。而按吳思的思想，他應該是最反對社會監督，并有可能認為社會監督屬于“極左”回潮。他這樣回憶：
到農村主動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那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教導的。我們在下鄉之前，正趕上毛主席在批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批判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制度，說它們是建立在個人私心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一些新的東西，重點就是列寧提倡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這被認為是建立在群眾自覺的紀律的基礎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義為基礎的勞動。讓這種大公無私的勞動逐漸擴大，才是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基礎，也只有這種充滿創造性的自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大家就開始模仿。我到農村之后就把這套東西照搬下來，組織共青團員、青年突擊隊進行周六義務勞動。組織了不過三四次，大家就沒了新鮮勁，并且開始攻擊我，說我沽名釣譽，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義務勞動就堅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受挫。
當年的吳思因為年青，理論水平不夠，實踐經驗更是不足，只是憑著一股熱情搞共產主義勞動試驗。他沒有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結合起來，沒有認識到當時的農民還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小產者，雖然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但并非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卻去搞具無產階級特性的共產主義勞動，引起農民的猜疑：他為什么脫離實際搞花架子？他是不是別有圖謀？這么一點兒的監督吳思就已經受不了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脆弱性吧。不過，在這段回憶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當時普通老百姓的充分的政治權利，要想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不那么容易，農民的眼睛在監督著你呢。而且，農民發出的這點聲音可不是人微言輕的，而是有實際作用的，至少，他的那個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就搞不下去了。
五、農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和勞動選擇權
吳思回憶說：
人民公社社員老偷懶，刨地的時候大概連一半的勁都沒使出來。上班的時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沖鋒。我努力督促社員多干活，也是屢屢受挫，無論我怎么帶頭玩命，人家也跟不上來。生產隊干部對集體的事也不那么熱心，那時候我當了一把手，那些隊干部，遇到一點挫折，動不動就說不干了。
記得當年的人們不是說偷懶，而是說“磨洋工”。偷懶本來是奴隸的一種反抗手段。所以從古到今，奴隸主對付奴隸，不是鞭打就是折磨。榨干奴隸最后一滴血。而人民公社是不能用鞭打的手段讓社員勞動的，而且，生產隊長還得自己帶頭勞動，干了一會兒之后還得吹哨子讓社員休息。我們不要忘了，幾百年來，漢民族是整體受奴役的，而千百年來，勞動群眾都是受奴役的。他們在不能作別的反抗的時候，就采用了偷懶的形式作反抗。這本是人性的一個部分。人們形成了偷懶的習慣，人們還不習慣于當家作主。當家作主是需要學習的，簡單地說，當個領導也得要學習一下領導的方式方法，讓農民當國家的主人，是需要時間適應的。所以，只要懷著包容的心態理解，公社社員的這點兒偷懶，實在也不能算是什么大罪過吧。比如今天的歐洲人，整天外出旅游，這就是一種偷懶。只不過歐洲人的觀點比吳思的觀點人道些，不把這些看作偷懶，而是看作為人的權利。
至于說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沖鋒，這也沒什么可非議的。只是也讓我們看出，那年代農民仍然是有自己的土地。只是這土地的大小受到限制，權利不是無限。而不是說人民公社了，農民就沒有自己的土地了。而只能說人民公社了，農民除了有自己的土地外，還有了集體的土地。
2008-10-6
附文2：
吳思：我的極左經歷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49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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