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造反有理——紀念毛澤東誕辰117周年
紅軍長征勝利到延安,西安事變實現國共合作,接著七七事變,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抗戰,共產黨取得節節勝利。現在所有人都會覺得那時候毛澤東已經奠定在黨內威信,因為一系列事實證明只有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是指導中國革命和中國實現獨立的正確思想。實際并非如此,1937年11月底王明從蘇聯到了延安,1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的《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12月27日在《長江日報》上發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的文章,及1938年3月作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的報告,提出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報告得到很多中共高層干部的贊同,認為還是王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加上王明早在江西就有所謂“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論斷,于是毛澤東灰溜溜的。對李維漢說:我的話出不了這個窯洞。
接著幾年,毛澤東開始讀了很多書,研究理論,毛選大部分文章也是這個時期寫的。因為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需要理論。
毛澤東怎么研究馬克思主義呢?最后得出什么結論以便指導中國革命呢?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他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說道:“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這個講話稿,曾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以后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沒收錄。
貧道覺得,中國共產黨這個農民為主的黨為什么能把一個基于西方唯物主義理論冠冕堂皇地變成中國革命的旗幟,以至于將中國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聯系在一起,并被認同和尊敬,就是這段話。
馬克思是個學問家,他那套理論可不是好讀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唯物主義,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推演,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成熟資本主義國家才夠格。中國當時就幾十萬產業工人,絕大多數勞動者是農民,還處于半殖民地階段,大不了就是折騰了幾千年來又一個改朝換代而已。要讓王明來論證這些道理,邏輯周延,事實清楚,毛澤東哪里是對手。但是,中國革命如果不掛上馬克思,不掛上世界革命,就名不正言不順,而且無法指導包括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老百姓的革命。因此,毛澤東必須在延安解決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共產黨很多干部都是泥腿子,讀資本論根本不可能。王明一煽虎,一下子就蒙了。不給他們一個簡明而準確的說法也是問題。
于是,毛澤東從馬克思的著作里總結出這個道理,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這句話并沒有無政府主義的任何特點,因為引用全這句話,還包括“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個核心意思,文革期間引用這段話不把一句加上,其實說不清楚毛澤東的本意。
秦暉曾經說,中國農民起義是官府欺壓,不是反抗地主剝削。用以證明中國地主并不剝削農民。實際上,中國幾千年來對市場經濟規則,愿賭服輸是很認同的。租給你地讓你種,別說什么剝削了,你不種愿意的人多的是。那個佃農長工會認為地主剝削自己了?都覺得地主還很仁慈的。工人也是如此,工人和長工是性質相同的雇傭勞動。沒有人總結出造反有理,根本不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工農掌權。
所以,貧道現在就不太喜歡研究什么理論,也不愛讀書。因為貧道發現大多數所謂理論家說的都與事實和邏輯不相干,看起來頭頭是道,稍微一注意就發現完全是忽悠人。你看吳敬璉、茅于軾、厲以寧等講了很多,但論述的基礎還是“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他們分析現在貧富分化的原因,一個是稅收高了,一個是國企壟斷了,就是不說資本收益高了,而且還是私企、外企的資本收益高了。貧道簡單算了算, 2008年中國勞動者報酬比1999年少了三分之一,有3萬多億。其中95%是資本收益拿走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私企、外企老板多分了。掩蓋壓迫,掩蓋剝削,批評造反,這就是當前精英們的任務。只要存在剝削和壓迫,只要讓多數勞動者不舒服,他們就有權利造反。這個道理鄧小平也會同意的。
說理論還是毛澤東來的痛快,簡明通俗而且一針見血——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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