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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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中國政治改革之八
八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是右派占主流地位的局面。
因此大部分的情況下，右派，尤其是右派的輿論，是占據了輿論的主導地位，而且操縱著話語權。
而左派，基本上就是處于反應狀態，人家右派一說啥，左派立即就條件反射，大聲鼓噪。
有位朋友把這種現象，比喻成交響樂的主部和副部。你聽到主部的主旋律在那里悠悠揚揚，然后就聽到背景后面的副部主題，在遠遠的遙相呼應。
但是人家右派的理論武器庫比較充裕，雖然在俺看來，很多武器都是銀洋蠟槍頭，而且現在大家已經看到這些武器，連人家武器的主人家，現在都有些不好意思拿出手。
可是對國內不太了解海外情況的大眾來講，如果銷售的技巧比較好，忽悠能力比較強大的話，被這些右派的半通不通的理論，搞得糊里糊涂，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說左派和右派沒有共同關懷的主題，其實中國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官權所受的制約太小，導致了對民權的侵犯程度過大。
這里要說的是，中國近3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一大奇跡。至少俺們可以說是空前，是不是絕后，當然難說，但是機率也是大。
在這個經濟和社會奇跡之中，超過6億的中華兒女脫離了貧困生活，步入或者準備步入中產階級。當然這個奇跡，是天時地利人和等等各種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結合，其最大的因素，一個就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的勤勞和努力，另一個不可否認的，就是中國歷屆政府上上下下管理頗為得當。
當然不能否認，在以政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中間，成績是巨大的，但是其中的問題，也是不少。
大家一致認為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政府的權力是否受到一定的約束，從而避免政府官員過于腐敗，導致對民權的過度侵犯。
這種過度侵犯，表現在屁民的角度來講，最主要的領域，就是在大規模城市化的過程中，為了圈地而出現的強拆和強遷行為。這些行為，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員，或者是由政府官員支持的地產開發商，有時候是動用政府警力，有時候是用黑社會力量，非法地用暴力對付不滿意拆遷補償條款的人們。
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般民眾關注的問題。而對改革得益的大部分有錢人關注的問題，則是如何保證他們的財富，不受到政府官員的惦記。尤其是改革中，從黑色、灰色、半黑半灰領域發了財的富翁們，這個是他們關注的主要課題。
如果你看了中國首富因為違反而判刑，在美國引發的網友熱議，就可以看出些端倪。
因為對美國的網友來說，有錢人坐牢，本來就是非常稀罕的事情，而且還是首富這樣的大人物，大概早就買通了各級政府官員和法官。而且人家大佬們要干啥違法的事，活動幾個國會議員，專門通過量身定做的法律就行了，還用得做違法？
所以說對政府的官權的限制，估計是左右派的共識。大家雖然關注的焦點不同，但不排除可以在這個共同的話題上，對政府一起發難。
而且如果你看一下中國的輿論，就是說主要由右派們控制的媒體，反而發現人家對左派才比較上心的問題，比如說屁民被官權侵犯，還是非常上勁的。
所以看一下右派的屁股，人家要求的政治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對以前那種利益傾向偏袒于資本家的“舊道路”，是一定要繼續把改革進行到底的。他們會避而不談貧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問題，而是要求資本和地產階層獲取更大的政治權力。要求法律至上，希望靠法律權威來代替政府權威，從而保護自己不受到政府過大的權力的威脅。
在政治體制上，自然這些人肯定會接受并崇尚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因為在政府和資本的平衡上，是資本控制政府，而不是中國那樣，官權大于資產權。
但是要承認，在這種主張下，既然起主要目的是控制政府權力對民權的侵犯，那么豪民和屁民，還是一樣會受到法律的保護的。但是這些人，大概是比較反感，政府法律在經濟生活中，對屁民的權利保護。
于是你聽到的第一個神奇詞匯，自然是“法律至上”。而第二個神奇詞匯，就是“市場至上”。
其實真正意思就是，法律至上，要約束政府官權，對俺們豪民民權的侵犯（順便也施舍一點給你屁民們）。你政府和俺們有不同想法，那你派政府律師出來，俺們也派個大律師出去，看誰干得過誰。
民主選票制度下，選舉雖然是靠選票，但是選票靠的是廣告和輿論影響，而廣告和輿論，靠的是大把金錢。而在金錢控制選舉結果的情況下，這種政府和富豪有不同想法的局面，出現的可能性其實不大。因為你政府官員，也就是干幾屆而已，你干完了你那一屆，不是還是需要俺們給你安排一個總裁位置？
而屁民可以被法律保護，不受政府侵犯，那就要看你找到的那個律師如何了。
那么在豪民和屁民的關系上，如果屁民的權利受到侵犯，那叫做市場原則。那是要徹底反對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
其實豪民們是不完全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主要是看哪一種干預。
比如說經濟危機來了，地產豪民們是會積極要求政府出臺各種援助和支持的政策，來保證房地產價格可以提高。
但是當房地產價格增長太快，人家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因為市場才是上帝，市場決定的價格就是合理的。
因此豪門們要的是政府漠視勞工權益、漠視環境污染、壓低電力能源交通價格、給自己的行業財政補貼，諸如此類的政府干預。
而是要反對最低工資制、工人集體薪酬談判制度、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等方面的政府干預。
所以說右派的改革方案，主要是這三條主線：
一個是盡可能地約束政府對豪民的控制。這條主線是法律至上游戲。
另一個是盡可能地加大自己對政府的控制。這條主線是所謂西方式的民主選舉游戲。
最后一個是盡可能地加大自己對屁民的控制。這條主線就是所謂的進一步深化對市場改革，國有資產和農村土地的徹底私有化，建立政府和法律，不要干預神圣的資本主義的為所欲為。
附：
漫談中國政治改革之一
最近有朋友，希望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發表一些見解。
主要是想探討一下，中國現在是否有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有的話，政治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應該是什么。當然，最后就是政治改革要采取的是什么路徑。
首先要對政治改革有一個定義。如果你看一下中國政府的舉動，可以看到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的兩個講話，其中提到了沒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進行。
然后看一下民間的改革意見，在比較左的朋友那里，可以看到烏有等地方的想法，在比較右的朋友那里，也可以看到南方等系列的思路。
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上，當然可以看到中偏右的深圳模式，也可以看到中偏左的重慶模式。
然后在海外，也可以看到對國內發展完全不同意見的異議人士的思路。
這說明了什么？其實就是一種民族共識，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應該改一改了。
不過在談這個問題之前，俺先說明一下，就是俺對所有的主義和名詞概念，不是太感興趣。
因為俺們這些平頭百姓，目不識丁，被你一大堆名詞繞來繞去，就繞進死胡同去了，最后就糊里糊涂地擁護你的主張了，然后就忘記了自己是打醬油一族，稀里糊涂就成了你大人的炮灰了。
所以在談政治改革的時候，俺們黎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就是兩句：
一句是俺們民族最有腦的人才之一，孔夫子他老人家的話，聽其言，觀其行。不受忽悠。
一句是現在比較流行的話，不看廣告，只看療效。在療效（以及其副作用）沒有通過臨床試驗證明之前，俺們堅持只打醬油。
這個就是俺既支持重慶模式，也支持深圳模式。因為俺們要看臨床試驗。
而且現在是互聯網流行起來了，各種交通工具也發達了。因此想要忽悠屁民，難度也高些了。
對左手邊的朋友來說，你想全盤否定后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前三十年，肯定是有一定的難度。為啥？因為俺們這些人，都是經過那個年代的，知道以前的日子是啥樣子。
對坐在位子上吃香喝辣的朋友來說，你想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后三十年，難度也是不小。為啥？因為春江水的溫度如何，人家生活在里面的鴨子自然知道。現在社會中出現的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諸如此類，生活在底層的人民自然知道，也是沒辦法美化的。
對右手邊的朋友來說，你想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丑化后三十年，最后把西方國家，比如說美國的生活，大力吹捧，那在10年前還是行得通的，或者是現在忽悠一下學校里沒見過世面的小屁孩，也還可以混一下。但是現在這個忽悠能力估計是大幅度降低，因為人家有不少人，像俺這樣，在西方國家生活那么多年，西方社會的好處和壞處都比較清楚。你那個西方極樂世界的烏托邦描述，尤其是在現在西方走入深刻制度危機的時候，這種理想大泡沫是非爆不可的。
因為一句話，俺們要只看療效，不看廣告。
如果拋棄從左到右的各個派別的各類理論提法，俺們可以簡單地將把政治體制理解為一個分贓制度。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是一個大分贓制度。在這個分贓制度里面，就是全球的各個民族和國家，把自己的筷子和叉子都插到這個全球大餅里面，把自己有能力扒拉出來的份額給搶回去。
這個全球大餅里面，因為歷史原因，是歐美西方國家占了大頭的。而這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所謂發展，也是在于搶這塊大餅的能力越來越強，搶到的比重也是越來越大。
然后在你從全球大餅拿回來的份額中，如何在自己的各個集團和階層中分配，就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問題。
如果搞清楚這個關系的話，首先不要被人忽悠的，就是你改變了內部分贓制度，就會增加你外部分贓的能力。
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全球分贓制度是否合理，是在全球政治經濟改革的議題上解決的。
這些議題，就是G20和一系列聯合國會議。比如說要不要制裁哪個國家啊，國際貿易協定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啊，哥本哈根能源會議啊，諸如此類。
一個向中國這樣的后起國家，本來就在全球分贓系統里面是吃了虧的。因此這樣的后起國家要想分到自己該得到那一份，要么就是要修改現存分贓協議，這個是短期的。要么就是修改分贓協議的決策過程，這個是長期的。比如說，在現存的國際貨幣基金會里面增加中國的權重，要求美國放棄否決權等等，就是更改分贓決策過程。
因此中國自己內部的各派人士，在討論如何改變內部的分贓體系的爭論中，必須明白，無論如何不能損害你在國際上的分贓地位，也不能因為內部爭吵而導致你的爭贓能力的削弱。
這個底線，是一定要守住的，不然受影響的是大家。
這個例子，就是什么“二十一條”之類的賣國協議，就是內部分贓之爭，靠出賣整體利益，減弱自己的國際分贓份額，來滿足內部自己小集團的利益。
當然在一個國家處于弱勢的時候，這種挾洋人而自重，就是拉著強大國家支持的大旗，來謀取內部斗爭的強勢地位，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世界超強美國，當年在勢力弱小的時候，內部派別有親英派和親法派之爭。今天的日本在尋找最為有利的國家地位的時候，內部勢力有親華派和親美派之爭。而中國在1949年之前，主要競爭力量也是有親美派和親蘇派之爭（當然抗戰勝利之前，還有親日派）。
不過今天的中國，已經擠上了世界數強的地位，其國家力量已經難以被外國勢力所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內部的任何派別，希望依靠外部勢力而自重，顯然不是一條可選擇的出路。
因為你任何的不同的政治主張，還是要向廣大的屁民們去訴求，你一旦走了外部勢力這條路，就把你的民眾基礎給毀壞了。
在這個政治改革道路辯論中的海外異議力量，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這個。因為很簡單，你異議朋友們提出來的主張，后面如果靠的是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馬上就會面臨一個質問：
俺們屁民怎么知道你的東東是對大家好？俺們怕的是，你這個東東一搞，其實是幫助美國削弱俺們中國在國際分贓體系中討價還價的能力。
如果不是這樣，干嘛老美要支持你？人家是活雷鋒啊？
因此在政治改革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要內斗，不要拉著外人一起斗。
二
對俺提出的要內斗，不要拉著外人一起斗的原則，有兩個不同意見。
第一個，就是俺說了要看療效，不看廣告，那么是不是如果俺們海外異議人士提出的主張，也是對大伙兒有好處的。那么只要這個效果有效，為啥你要看是不是美國人在后面支持？
說起來，這種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問題是，你這個主張要想實行，必須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認可。就是說，你要有足夠的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和足夠的廣大的屁民，接受你的說法，才有可能實現。
可是在各種爭論中，你背后的底子被人家一曝光，然后再把你和藏獨、疆獨和臺獨的頭人們一起把酒言歡的照片一公布，或者把你和這些頭人們的案底交易登出來，那你還如何贏得你想得到的支持？
當然你也可以說，或許中國的情況惡化到了一個地步，老百姓已經不在于你后面的推手，到了任何人都好于在位子上的人的絕望狀態。
要是真的到了這個地步，那就不是靠說理可以解決爭端的問題。這個時候，就要看你可不可裝備N個美械師的程度了。而且就算是有了美械師，你也不一定打得過泥腿子，歷史上已經有過先例。
或者靠你的王師直接送你進北京。可是這個王師到現在，還只愿意在黃海以外巡弋呢。
說來說去，在中國要在政治上有發言之地，還是要靠普通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你還在乎是不是有洋人在后面幫手？
第二個，倒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俺如果不找洋人出頭，就被你給打壓下去了。
這個倒確實是一個問題。因為以前中國的外交韜光養晦戰略，搞得一幫子在位子上的人，對友邦驚詫特別敏感。所以一旦有不同意見的人士，大聲鼓噪，馬上就對人家采取保護措施。
又派保鏢保護人家的安全，又要找一個清凈的地方，給人家在里面修身養性。
而人家如果一下子，得到洋大人的嚴重關切，馬上又要人家出去放風，到西方極樂世界吃香的喝辣的，繼續忽悠去了
這種做法，當然事實上鼓勵你的內部不同勢力，要跑到外面去找組織和找領導。而這種做法，自然就會被人罵為內殘外忍，而有悖于一個大國應有的風范。
那么俺建議的做法，就是正好掉180度。
那就是對內要寬容，對外要強硬。內部的不同意見者，要讓人家說話。對人家說話要有寬容，不要動不動就把人家特殊待遇了。而對外國的干預，要強硬，不能老讓人家一搭上洋鬼子，馬上就區別對待。
這里就牽扯到了俺說的，政治改革的第二個原則。
那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如果你拋棄各種左的和右的政治偏見，那么無論是在那個政治光譜的人士，都是這個民族的財產。如何把這些財產好好的運用，而不是讓人家互相消耗，其實對增強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全球討價能力，是大大有益處的。
因此國家內部的各派勢力爭執，要做到的就是文斗，而非武斗。
最不好的例子，當然就是內戰。比如說美國的內戰，和中國當年的國共戰爭。這樣的經歷，都是對自己整體利益的打擊。
然后比這個好一點的，就是那種動不動就把你肉體給和諧了的方法。
這個在1960年代也出現過。有貴為國家主席的人物，因為政治上的爭執，就被人肉體和諧，這種方法也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損害。
現在已經比以前進步很多，已經不再出現，當是中國人的幸事。
當然現在需要的是更進一步的社會寬容，不要因為人家有什么主張，就給請到籠子里面去休息。那怕主張得再聳人聽聞、驚天動地，你還是應該有一套成文的規則去應對。
最后的一步，就應該讓人盡情的說話了。不要動不動，就出現一個敏感詞，把人家的話給消除了。
而在這一點上，則同時必須加強法制上的建設，比如說在互聯網上散布謠言，發布虛假事實等等，都可以靠官司去解決，那么就可以做到大家可以很自由的發言，但同時要對發出的言論，負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樣的政治環境才利于規則的建立，就是把各種政治勢力的爭論，定義為人民內部的不同矛盾，然后掌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則。
要讓斗爭的主要武器是吐沫和口水，要讓斗爭的主要戰場在互聯網、電視和報刊上，甚至在法庭上。
但就不要讓這個戰場在街頭運動上，在發動暴亂和鎮壓暴亂上，最后就是在軍事戰場上。
如果中國未來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就真的是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的大幸。
在壓制其他人說話方面，俺是有過親身的體驗。
想當年中國在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作為推動改革的改革派人士們，曾經經歷了打破被保守派人士全盤控制輿論媒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改革派的聲音終于可以發布出來的。
可是當改革派控制了輿論主動之后，馬上就開始打壓保守派的發言空間，搞得人家保守派最后沒有地方可以說話了。
這個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好方向。
如何建立一個寬松的輿論環境，如何讓中國任何一方的人士，都有自己的發言空間，是中國未來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大國的必要條件。
當然如何建設負責任的輿論組織，就是這些輿論的目的，只是在如何實現好的政策這個操作層面的爭論，而不是暗藏禍心，以推翻整個政治社會制度為人家的主要訴求，是一個輿論自由的一體兩面的另一面。
你要有自由，但你也要有社會責任，是一個寬松輿論環境的基本特點。
總之，右和左，是互相矛盾和互相兼容的一體兩面。沒有右的力量的制約，這個國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極左路線。沒有左的力量的制約，這個國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極右的路線。
這兩種情況都對國家不利，對國家的權力精英不利，更對廣大屁民不利。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對小民們來說，最好這個國家走的是中庸之道。
因此俺們采取的態度，就是支持弱勢。如果右派被打壓得厲害了，俺們醬油派們一定要支持右派。反之，如果左派被打壓得厲害了，俺們醬油派一定要支持左派。
俺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動態的平衡。
三
有讀者把俺主張的對外強硬，對內寬容，用內圓外方一詞來形容，是非常準確的。
內圓，就要求要對內部的各派政治勢力采取容忍之心。如果不是要分裂國家，把某個某個地區分裂出去，或者是要搞暴力革命，推翻國家主體政權，或者是搞恐怖活動，在街上對不同族裔的群眾殺人放火，諸如此類的敵我矛盾，其他的都應該用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決。
外方，只不過是內園的延伸。如果沒有內園的基礎，自然就沒有外方的結果。因此人家敵對勢力要破壞的，是你的內園。而你自己應對無方，不能把這些挑戰，好好的在內部的協商框架下解決，反而采取過激的手段去處理這些不同意見，就難免會陷入內部的混亂。
這樣的結果，就會導致你在國際事務上的軟弱。因為被人家捏住了軟肋。
那么要把內斗的程序搞好，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就必須明確，你斗爭的目的，是在飯桌子上面，就那個菜應該這么瓜分為主要目的。
如果你的斗爭目的，是把大桌子，給割一塊下來，自己然后搬到另一個角落里面過日子，或者你的斗爭目的，只是想把大桌子給掀了，然后自己重新安裝一個桌子，那么這個飯局，就沒有辦法和平的進行下去了。
有人說，等民主了，俺就殺了你的全家。這種態度，肯定就不會達到文斗的結果，肯定就會走上武斗。
靠掀翻桌子解決問題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因為這個世界上，一百年搞建設，時間都不夠。要是搞破壞，那么一個星期，就綽綽有余了。
這里就牽涉到俺說的，政治改革的第三條原則：
要反對政策，但不要反對體制。
為啥說不要反對體制？因為所謂體制，就是你這個社會現存的一個生存狀態。你反體制，把這個基礎一抽掉，你的社會就無立身之地了。
在中國歷史上，這個體制曾經是禮樂制度，后來是私有土地制度，那么現在是什么體制？這個體制，基本上就是一個土地公共或者集體所有，國家經濟以國有為主，私有為輔的一個混合結構。這個結構，向左邊偏一點，俺們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右邊偏一點，那么叫做國有資本主義計劃經濟。
其實目的就是有想得到社會主義的好處，又想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當然操作不好的話，可能會得到社會主義的壞處，又得到資本主義的壞處。
不過那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具體執行的政策和執行人問題，這些就是應該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進行。
其實雖然你名字可以叫得好聽，回頭看一下中國的歷史，真正的變化，在于帝制的取消。
在1911年辛亥革命取消帝制之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并非像很多人說的那樣，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制度，一個暴君怎樣怎樣管理國家，等等。
其實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早期的周朝，大概前幾個世紀，是封建諸侯制度，從秦漢開始就是中央郡縣制度。
自從秦朝確立了郡縣制度之后，幾千年來，作為國家最高權力象征的皇帝，大部分時間是虛君制，就是皇帝基本上是一個擺設，而由專業的文官系統掌管政治權力。
當然少部分時間是實君制，就是當皇帝處于要么強勢地位，要么和官僚體系力量均衡。通常這些都發生在舊王朝覆滅，新王朝產生的時候。如果好好看一下的話，作為實君制度，只有秦始皇、漢武帝、明大祖算是對官僚系統有強勢地位。
能和官僚們勢力平衡的，也有漢高祖、唐太宗、武則天、宋太祖、明成祖、清康熙和乾隆等等。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英國和日本的制度，其實都是從當年的實君制度，走到虛君制度而已。
主要的變化，還是在于由貴族控制的官僚系統，轉變為由貴族控制的政黨政治。其實看一下日本、英國等等，大部分的政治領導人物，還是來源于當年的貴族傳承。
其他的從英國獨立出來的殖民地國家，美國是一個例外，徹底割裂了與英國的君主傳承。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等，就仍然敬奉英國女王為虛君。
中國在取消君主制度之后，走的政黨道路是兩黨制，就是一個以城市資本家和農村地主這些有錢階層作為代表的國民黨，和一個以城市工人和平民和農村農民作為代表的共產黨。
當年沒有辦法做到文斗，就以代表窮人的共產黨武斗勝利，消滅了富裕階層，建立了一個階級差別不大的均貧社會。
這個社會的主要階級構成，是工人和農民。當然還有就是來源于工人和農民的國家干部，就是以前的文官系統，和軍人。
當時表現的社會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城鄉差別上。其實就是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和傳統小農經濟的區別。而由于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在資源配置、政策傾斜上，都是以城市為主。
這就出現了雖然政治權利在名義上的平等，但是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農民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城市居民。一直到非常后期出現的，農民在人大代表名額分配上的變化，才開始真正改變這個狀況。
而在政治權力集中上面，中國算是繼承了古代中國，行政主導的傳統。在立法和執法上面，仍然是行政部門為主導，和英國、德國等采取內閣制度的國家相似，都是在這兩個權力上集中。而在司法上面，有一定的分離，這個算是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權力，采取司法完全獨立，有所不同。
那么中國在1979年之后，開始從大家齊步共同富裕的路子，就是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改變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一個發展階段之中，必然出現了一定的社會分化。
就是說一定數量的富裕階層出現了，而這些新勢力的出現，自然就導致了對其階層的政治要求。
本來代表著農民和工人利益的執政黨共產黨，就要面臨著這個新興起的階層—就是說資產黨和地產黨的挑戰。這種調整的結果，就是資本家入黨。在三個代表路線確立之后，執政黨就從以前單一的工人農民黨，擴大到了全民黨，包容了新的資本家階層。
其實這個變化，和中國以前傳統的涵蓋全民的儒生階層沒有什么區別。在以前只有工農階層的時候，只有鐮刀和錘子，是全民黨。那么今天多了支票簿和樓房，也是全民黨。
未來的中國政治走向，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農民這個生產模式身份將消失，從而變成和城市居民身份等同，利用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農場主和農場工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別，將從職業為代表的稱號，轉換為以財富為代表的有產、中產和無產的階層區別。
因此任何以這些不同階層為代表的利益斗爭，都屬于內斗。
四
看了大家的一些評論，這里就大致補充一下。
關于虛君制，馬上就有人和今天的中國政府聯系起來，討論胡主席是不是虛君。這是不正確的類別，俺不是說過，辛亥革命后帝制不是取消了嗎？
現在俺們的中央政府，不是君主制，而是文官制度，是人民的政府。因此以前用來制衡文官體制的帝王，就是俺們今天的人民。
所以共產黨要代表廣大的人民，才具有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你只代表人民里面的一部分，尤其是一小部分，還是特別有錢的一小部分，那么你這個屁股就坐不長了。
還有人問，現在大家都一股腦把清朝末年的亂象算到了慈禧太后的頭上，問難道慈禧太后不是很實成嗎？
看一看歷史就知道答案。當你作為國家的元首，和外國軍隊開戰的時候，你的大部分東南地區，要和這些你開戰的敵人，搞和平協議的東南自保，你覺得老太婆的權力是實，還是虛？
又有人說，只有獨立的司法體制，才可以保證司法不能被用作政爭的工具。提這種觀點的人，俺希望你好好研究美國高等法院前不久，剛剛通過美國企業可以在投錢選舉之中，不受任何束縛，可以扔多少錢就扔多少錢。
然后在看一看現在美國中期選舉中的資金流向，再等到11月份選舉之后，可以討論一下，是否獨立的司法是不是會被用于政治斗爭工具。
遠的就看一下，前總統克林頓褲子拉鏈的問題，是不是司法工具用來搞政治斗爭。
當然俺不是否定司法獨立于行政部門的好處，只不過一句話，不要太天真，以為生活在火星上面呢。
在體制和政策的爭論上，有位讀者說了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體制就是你的桌子。政策就是桌上的盤子。盤子里面的菜，就是大家要瓜分的利益。
如果你爭吵盤子里面的菜，應該如何扒拉，那就是文斗。
如果你手持錘子，不是打方方的船兒，而是打人家圓圓的碗兒，把人家飯碗給打爛了，這個就是武斗了。
如果你索性要把桌子給掀了，那就是要推翻制度了。挨打是應份的事，如果你夠狠，去找個井岡山上山，俺們大家也佩服你。
但是你想翻人家桌子，又對人家送給你的籠子不服氣，又沒本事搞個瓦崗寨，那只好投奔王師了。
當共產黨擴大其代表性，包容了新誕生的資產和地產集團之后，其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向這些勢力傾斜的。
這個時候，出現的選擇就是在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后，你要繼續在貧富分化上走下去，還是要走鄧小平提倡的共同富裕道路。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代表資產和地產的黨內勢力，必然要提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在搞它一百年。
要求共同富裕的代表改革中得利較小，處于經濟貧窮地位的黨內勢力，自然要提議改弦易轍，將社會分贓體系向窮人傾斜來減少貧富差距。
這種要求就是共產黨必須保持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擁有財產的黨，而不是只為資產和地產勢力服務的資產黨和地產黨。
基本上共產黨里面的三大勢力，可以叫做資產派、中產派和無產派，而最理想的目標，就是中產派做大，資產派和無產派變小。最危險的目標，就是無產派變大，中產派變小。
無論如何資產派的人口比例肯定不會大，但是要是資產派的資產比例過大，導致政治影響力過大，也會變成很大的社會亂局。
而現在的局面，恐怕就是高企的房價，導致地產派勢力太大，從而阻止了無產派向中產派的過度。所以搞不定房價，中國的問題就會比較大。
搞定了糧價，只是穩住了無產派的底盤，短期內讓人家安安定定。但是房價不解決，無產向中產過度的道路被堵死，就是在慢慢往革命的道路前進。
這個共識，應該是全體人民都要明了的事實。覆巢之下，沒有完卵。真搞到那么一天，你地產派總不能背著北京的摩天大樓，橫渡太平洋，投奔彼岸吧。
除了這個主要的三產區分，其他的如地域和行業的細分集團，自然也是博弈的主要力量。
中國以前的重南方，輕北方，重沿海，輕內地的政策，已經在大力轉變。隨著環渤海的經濟興起，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庭抗禮，以地域經濟發展不同，和地域富裕程度不同，而導致政治勢力分化的危險大幅度減低。
而以重慶、武漢領軍的中部崛起，以新疆和關中為代表的西部開發，是為了解決由東西部的地域發展不同帶來的政治分化。
于是可以回顧俺在《花開花落》中提到了三個分化問題：
沿海和內地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和農村的發展不平衡，漢族地區和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這些都處于縮小之中，因此將來中國的內部利益博弈，應該主要集中在三產區別和行業利益問題。
之所以俺提出不反體制，只反政策，換一句說法，在中國歷史上叫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因為這個體制總體上來還是處于運作。
就像一輛汽車一樣，你還可以象往常那樣開車，但是聽到里面有嘰嘰喳喳的聲音了，那就是應該拿去維修，換個零件，加點潤滑油什么的，不是馬上開到廢棄場，就給一下壓扁了了事。
因為在可以運行的體制之下的社會，俺們成為治世，或者稱為升平世。至于烏托邦里面的太平世，俺們可以意淫的幻想一下，在口水世界里面噴霧一輪，都不是問題。至于要推翻體制，讓大家回答衰亂世，對不起，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在家里玩吧。
看一下美國的例子，就是一個值得學習的經驗。雖然當年美國的憲法是寫得冠冕堂皇，說是人人平等，但是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里面，美國還是一個奴隸社會。
即使在今天，在城市一級的美國，女性還是沒有能獲得平等地位，相比于在中國的城市女性（當然邊遠農村另當別論），地位更要不平等。有一個粗率的估計，美國的城市女性大概是男性地位的65%左右（主要是從同工同酬為依據），而中國的城市女性是90%左右。
如果你考慮到一個國家的憲法里面寫的東西，并不是代表你政治實踐的現實，而是代表你的政治理想，那么就容易明白了。
因此你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要推翻這個現存憲法，拿出自己的一套私貨出來。而是應該通過社會各階層在辯論中，在法律體系框架下，對里面的東西，進行修改和重新栓釋，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做細節改革和優化。
這才是真正的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精神。
而希望大刀闊斧，來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最后的結果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城頭變換大王旗而已。
想起了俺前一陣的一句詩，百年治亂枉投鞭，指的就是這種狀態。
這樣的例子，在歐洲就是法國，動不動就說推翻舊次序，來一個新憲法。然后法國人的總結，就是“多變即無變”。
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五
有讀者問，如何解決執政黨不去代表廣大人民的問題。說實在的，俺不擔憂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執政黨，如果不去代表廣大人民，自然就會有其他勢力去代表廣大人民。
如果這個局面出現，就是你執政黨要是從共產黨變成了資產黨和地產黨，那么你還是早點收拾細軟，準備走路吧。
不過現在看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人，就是以農村為主的大量農民，在這30年來，是受益的。只要看一下中國政府每年的第一號文件，基本上都是和農村問題相關的。而且隨著各種利農政策的不斷出現，可是說對農民的政策會越來越好。
然后看一下人數雖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社會影響力上面，具有很大動量的各界精英人士，從企業、到文化、到體育、到思想，各行各業，這些精英的小日子都過得比較紅火。
這種做法，被海外的異議人士批評為收買各路精英，叫做花錢買政策。就是用給予好的待遇，讓各路精英都變成了制度的利益共享者，從而達到政治和社會穩定的目的。
這種花錢買穩定的做法，就為高速的經濟增長提供的基礎，使得中國的大餅越做越大。
于是海外人士，就罵這些各路知識精英，見利忘義。
可是反過頭來想一下，政府對知識精英不得不做出的讓步，正是因為官員們明白了，如果沒有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國不要說沒有發展，大家沒有繼續富裕，官員們現有的利益，也許就會煙消云散。
因此為了自己的未來，迫使了官員們向各路知識精英讓利。這種做法使得了社會上因為發展而得利的階層擴大，其實是很合乎俺提倡的博弈原則的。這種行為讓俺想起了當年李世民看到各地的知識分子魚貫而入，進京參加科舉的熱鬧場面，而歡欣鼓舞的情景。
道理很簡單，你如果不能把社會上的勢力容納到你的體制之內，人家最后就一定會走到體制之外，來沖擊你這個體制。
因為別看知識分子們貌似弱不禁風，知識界的力量也是無比強大的。20年前人家顯示了一下肌肉，也讓政府雞飛狗跳，進退失據。
依次類推，這幾年在利益傾斜下比較吃虧的族群，比如說農民工等等，也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上，知道要顯一顯自己的肌肉了。所以俺們才看到此起彼伏的罷工運動。
而這些可能造成社會穩定隱憂，就會迫使執政黨采取主動，趕緊出臺關于工人集體談判薪酬的法規，讓這種人民內部矛盾下的利益博弈，可以走上一條理性、和平和遵循法律，最后令到工人、資方和政府三贏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一個社會肯定會離不開左中右，而社會的絕大部分，就是大部分打醬油的屁民，其實都是坐在中間的。但是這些中間勢力，在西方叫做沉默的大多數，往往又是被嗓門比較大、意識形態鮮明的兩個極端勢力拖著走。
于是這些糊里糊涂的中間派，就被人忽悠到了一個極端，然后實在受不了，大家就重新向中間回歸，然后又因為撥亂反正，又被忽悠到了另一個極端上去了。
這樣一個進程，就不斷反復，然后到了一天就折騰不下去了，變成的計算機，就要檔機，重新啟動了。
那么這種左右的運作，是如何進行的呢？
最近俺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聽到了一個似乎完全沒有關聯的事情。
在美國的中學里，風情初起，豆蔻花開的少女們經常在一起玩一個游戲。就是每一個少女，要在中學的男同學里面，選擇三個人。
一個是你最煩的，想殺掉了事。這個男孩子老讓你下不了臺，在哪里一出現，就讓你反胃。
一個是你最愛的，想和他那個一下。但是雖然這個男孩子讓你心儀，卻不是太讓人放心那種，是沒法托付終身的。
一個是你也不是那么愛，但是非常有責任感，會對你很負責，是可以嫁給他過日子那種。
后來俺想了一下，這個似乎就是俺們大家對這個社會所擁有的三種選擇。
第一種，就是你的力量，是屬于可以體現你的實力和愛好的選擇。第二種就是理想，是你可以幻想，但是知道不是那么現實的。第三種，就是責任，是屬于你選擇了可以心里比較安穩的。
而在俺們的政治光譜中，其實不是兩股力量的搏殺，好像大家看到的那樣，左右互搏，毫不留情。
在俺們的政治光譜中，其實是三股力量。在中間的那股，代表著大家比較習慣和信任的狀態。如果從心里來講，并不是最佳的選擇，但是確實是最安穩的選擇。
而且因為中間這股力量，是騎在墻上的騎墻派，是可以兩邊搖擺，有時中偏左，有時中偏右，就會讓整個社會的走向，有時偏左，有時偏右。
如果看一下美國的政治歷史，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變化。
在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其實就是三股力量。一個是民主黨的克林頓代表的中偏左的勢力，一個是共和黨的老布什代表的中偏右勢力。然后就是佩羅代表的右邊勢力。
但是你看美國的整個大勢的話，就是在小羅斯福時代的向左走，到了里根時代的向右走，然后在老布什的時候，碰到了一個中途站。是繼續沿著里根的改革開放大路走下去，還是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氣，向左邊搖擺回來一些，來鞏固向右走已經取得的成果？
這個時候向右走到動量還是比較大，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因此向左邊看代表的是一種向往，在中間代表一種安全的責任，向極其右邊，就變成了一種煩人，可以被人砍殺的力量。
所以克林頓上臺了，佩羅給砍掉了。
等到克林頓的中間偏左政策解決了出現的問題，美國的大車輪又往右邊走了。這個時候，出現的就是中左的戈爾，中右的小布什，加上極其左邊的拉達。
這次就是中右的小布什上了臺，極左的拉達被砍了。然后再走八年的右邊，就把美國走入了另一個困境。
那么看一下中國的政治演變歷史，大概就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么情形，這之后會出現什么走向。
六
看中國的政治演變歷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個轉折點。
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里面，中國在同時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在國內進行了大量的經濟恢復的工作。
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綱領》上的。如何好好研究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遺產，俺曾經試圖寫了一個《也論毛澤東時代經濟》的未完成系列，嘗試了解那一段時間的一些特色。
可惜的是，限于材料的不完整，還有就是某些歷史史實的敏感性，這個系列暫時沒有完成。
記得甘陽兄有個著名的提法，就是運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論，將中國在1949年以前的傳統，成為儒統（孔統），然后把1949年到1978年稱為毛統，當然那之后的就稱為鄧統，然后希望俺們可以通三統。
其實俺認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間，中國政治經濟的模式，已經有所謂三統的雛形在那里。
就是說孔統遇到的挑戰，在1911年已經算是坍塌了。這之后出現的聯省自治，或者說獨立運動，然后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現的地方勢力自治，全國各地的軍閥割據，都是沖著中國的郡縣制這個基礎去的。
當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華聯邦共和國，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關系，基本上要徹底摧毀這個孔統的基礎。
在這里還是要把儒家傳統稍微區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戰國的儒家，和漢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區別的。在早期的儒家傳統，面臨的是獨立的各個小邦國的國內治理問題，和各邦國之間的外交關系處理問題。
雖然當時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對周禮的推崇，但是現實操作的恢復天下次序的方法論，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最終實現天下一體，是提出新方法論（就是郡縣制的實踐）的法家學派。
在漢朝的時候，董仲舒對儒家的整合，算是將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為一體，而奠定了儒家一統的局面。這個時候，體制上的爭論，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爭論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體的實踐上如何運用的策論。
所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沒有實際上達到恢復中國郡縣制，這個完成是在共產黨手里實現的。
當時的思想和實踐，其實就是在孔統坍塌之后，如何引進西方思想和實踐，引進多少，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是西方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還是徹底拋棄中國傳統，等等。
在這個中西之爭的磨合狀態中，是不能用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個政治分野來劃分的。
比如說全盤西化和徹底反傳統的三個旗手，一個是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個是胡適，是中國國民黨里面的大人物。一個是魯迅，算是獨立的知識分子。
即使是中國共產黨中間，有的是歐美、日本、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因此所謂西洋、東洋和北洋的區分也不小。當然最后的主流，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視中國實踐的派別。
看1949年的制度，可以大致認為，算是維持了中國傳統郡縣制，又進行了西方式的現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國政府，行政改革比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后，則是在農村進行了現代制度改革。
這兩個改革，都是中國歷史上開創性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當時主要是農業經濟國家，雖然城市的嗓門比較大，造成的影響比較明顯，可是農村進行的改革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是比較長遠和深刻。
看一下中國的郡縣制，和歐洲的各小國林立，和蘇聯的共和國聯邦制，和美國的各州聯邦制，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縣制，實行聯邦制，這個可是一個自從秦漢以后的大變局。
可以說分裂中國，這個算是一個基礎。
那么在1949年之后，出現的另一個爭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其實把這個名詞和概念去掉，就是俺們祖宗在漢朝時候，開鹽鐵會議，討論的國進還是民進的問題。
當時的賢良和文學，當然支持的是豪民權勢，就是今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當時的大夫，支持的是國進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當時發生的爭論，出現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有一條修正的中間道路，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市場社會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當時的名聲有點差。就像是漢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給拖下水了。當時的國家資本主義，被蔣家王朝的官僚資本主義給拖下水了。
國家資本主義，其實說的是國家作為一個主體，對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和掌握，使得資本的運用，可以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有利。
比如說任何國家都有某種壟斷性的企業存在，比如說中國的國有銀行，如中國銀行、共識銀行等等，比如說美國的私有銀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這些國有銀行里面的股權，比如說中國財政部有30%的股權，是國家所有。
你可以把這些壟斷收益，用于國家財政支出，也可以拿來搞全民福利。
而私有資本主義的這些錢，就是裝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里去了。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主體，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么這部分的好處，就不是用于國家的分配，而是變成了官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那么就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了。
所以俺們后來的名稱，就選用了市場社會主義，或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國家的公器被私用，而產生了腐敗和自私的官僚，那么這個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就變質，而成立市場官僚主義了。
這個是路線之爭，說到底還是俺說的分配之爭（有讀者對分贓有過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來主導，還是要有國家來主導。
由豪民來主導，結果就是東漢末年，財閥興起，國家衰弱，土地兼并，流民大增，黃巾四起。對老百姓非福，對豪民也未嘗是好事。
由國家來主導，就要考慮如何監督官僚的行為，而保證國家主導的分配，能夠造福于窮民，而不是只是造福官僚。
七
而這才是中國下一步政治改革的關鍵所在，就是如何讓官僚系統產生活力，加強內部競爭機制。要求政府政務更加公開，并階段性的采取公開質詢和問責制度。如果無能和無德的官員，就可以采取任期中途罷免的機制。
這種機制可以慢慢開始，先從廳局級開始，然后在部分地區和中央政府部門，實行省部級官員的競爭上位機制，最終一直到總理級和政治局常委級，都實現這種機制。
伴隨著政府政務公開的同時，當然就是官員財產的公開申報制度。在官員的報酬上，不妨給人家一個比較舒適的基本工資，然后根據績效，干得好的，給一筆大獎勵，或者中央政府頒獎，發一塊“人民公仆”的匾額，或者當地百姓送一塊簽名獎狀，就是萬民傘那樣的。
總之要在經濟上和社會名望上，鼓勵管理有成績的官員。當然就必須對無能和貪腐的官員，進行相反方向的操作。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方法是空談，但是大家要明白，這幾十年見到錢，就恨不得把老娘也給賣了的社會逐利心態，畢竟是歷史發展時期的短暫時代。正如當年的美國經歷過大亨時代，人人為錢而出賣靈魂，后來也進入進步時代，而導致關心他人、關心社會的道德回潮。
因此俺有理由相信，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精英人士，不是幾十年窮瘋了，為了錢什么事都干得出來。或者就像今天的新一代農民工，不是為了一份工資，就愿意忍耐做奴工，而是對人生有更高的追求，那么這個國家和民族開始走出瘋狂狀態，有更高的人生追求，這樣的結果將來肯定會出現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當初的路線斗爭，是被界定為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敵我矛盾。而不是內部左右勢力要求平衡，達到內部調節的動態修正，是人民內部矛盾。
結果就是斗爭劇烈，導致的后果，是失去平衡，從而引發了趨于極端的局面。
因此中國政治歷史發展，從1955年到1978年，其實是從中左向極左發展的歷史。
中國有句古話，不審時度勢，寬嚴皆誤。
所以俺對左派和右派的觀點和看法，沒有絕對的判斷。其實雙方的理論，都有道理，都有誤區，都可以自圓其說。
但是不審時度勢，你用任何一種理論，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雖然說俺自己目前的觀點，是處于中偏左的位置，但是俺還是避免讓別人把這里變成一面左的旗幟，而對右派們進行口誅筆伐。
一句話，今天的中國需要向左轉，但很可能意味著20-30年后，又得想右轉。
中國政治在前30年中的一個拐點，是廬山會議。
其實就是左的路線，在大躍進之后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大家一致同意，要回到中線上來。
本來一個國家跑得太左，自然是因為中間力量也跑了那個方向。因此不論是右派和是中間偏左派，要批斗的對象是極左派。
可是廬山會議中跳出來的一派，是右派中的翻臺派，就要把中間左派全部給掀了。結果就變成了會議的目的，是要反左，結果就開成了反右的結果。
于是俺們繼續向左走，出現了文革。
第二個拐點是1976-1978年。大伙兒在文革下面已經有左傾疲勞感了，結果有極左派要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大家已經革不動命了，你老哥還要繼續。
于是代表極左路線的麻將幫，被中左的華派和中右的鄧派給聯手和諧了。整個社會開始向中右轉變。
這個中右的方向走了大概10來年，馬上就看到極右派的勢力發難了。而這次針對的對象，是他們認為還不夠右的中右力量。和廬山會議的情景一樣，本來當時中國的任務是剛剛走上中右道路，還要把主要的精力拿來防止左傾回潮，結果因為極右派要翻桌子，結果就變成了反右成為選擇了。
從這里看得出來，你整個龐大的國家，就像一只軍隊。里面有跑得快的，有跑得慢的。你要是想讓一個國家向某一個方向跑，你那個方向跑得最快的人，必須在跑得最慢的人后面跑，才可以趕著大家一起走。
這個就要求你激進派必須跑得慢一點。不然的話，你一加速，就把人家跑得慢的拉下好幾圈了。整個系統就會處于崩潰的狀態。那么這個時候，大伙兒的選擇，就是你要接受整個系統崩潰，還是要大伙兒一致，把極端派給砍了。
結果1989年那次的極右派盲動，就和1976年那次極左派盲動一樣，就被顧全大局的中間派們給和諧掉了。
當然這之后中國向左回擺了一下之后，在1992年鄧老爺子南巡之后，又回到右邊的路上。但是這個右邊的路走到了1995年的大幅度國企私有化改革之后，最后以三個代表達到頂峰之后，右邊道路的優點明顯，但是缺陷也出現。這個之后，要求向左邊擺動，而回到中間，甚至中間偏左的狀態。
這個就是科學發展觀出臺的背景。
那么中國在下一步該往何處走？俺個人的建議，應該向左走，主要著重點，是在繼續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框架下，解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現象。這個著力點要解決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尤其是工資收入表現出來的國民收入分配，必須向中下層民眾傾斜。
這個包括勞動者工資收入，和企業收入的比例要向勞動者方向傾斜，也包括不斷調整最低工資制度，還包括運用國有企業的國家股份分紅，向低收入家庭實行各種住房等等補貼。
那么中國會不會向左走，或者出現大家希望向左走，但結果卻出現向右走？就好象廬山會議之后的不合理的結局？
關鍵之處，在于極左派和極右派在這個路線之爭中，采取對現有體制的態度。
也就是說，那個派別要翻臺子，那么那個派別就會先被和諧。
如果右派要對現有體制開戰，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會把政府里面的中右派趕到中左派的陣營里面去。
如果左派要對現有體制開戰，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會把政府里面的中左派趕到中右派的陣營里面去。
那么俺們就看一下右派和左派在政改上面的主要訴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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