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悶中國一鍋粥”系列之六：
不講歷史的歷史老師？
如在本系列“之四”、“之五”已指出的那樣，通過對變“修”了的國家主義路線的揭露，我們深刻理解了為什么社會主義中國會走到今天的困境。離開歷史的概念是空的概念，不理解這種種歷史前提與處境，面對苦悶中國，我們心中剩下的只有對某些狀況的怨恨，我們的大腦成為種種空的概念、謾罵式口號與理論的“跑馬場”，只要它們抨擊現實、迎合我們的怨氣。
相應地，如果“專家”、“學者”們總是在媒體上指責所謂“仇富”、“仇官”心理，卻從來不談及所以產生這種社會心理的現實原因，甚至單純地歸結為國民性，動不動就說什么“中國人就是仇富”、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揮舞著種種概念與理論嚇人，你也就知道這樣的專家學者不學無術、思想同樣空空如也。
于是，我們便明白，脫離后發國家的特殊困境，直接搬用西方經濟學、政治學某些主張與原則，為什么往往會出問題，比如上面一再提到的“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在列強環伺的局面下，我們的所有的政策與作為一定是先政治后經濟，先“民族”，后“民權”、“民生”，民族與國家是其它一切的前提與保障。推而廣之，所有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在這樣的后發國家都注定無法是純粹獨立的學術，必然先要解決其政治屬性的問題。
自然科學諸學科一定得首先服務于其強國目標，當然這個基本上不會出問題，因為技術只服務于它的使用者。但人文學科的研究就容易出問題，“學術自由”、“思想獨立”，就個人而言固然氣節可佳，但是如果你的學術與思想，有瓦解民族認同的可能，以致違備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則必然受到來自公眾與政權兩方面的譴責與壓力，不可能會享受“自由”。例如給英雄抹黑、為“漢奸”平反的種種所謂歷史新論就非常有害。諸如這樣的學術，自覺或不自覺地就充當了民族國家竟爭中，一方瓦解另一方的棋子。所以我們見到，美國與西方特別熱衷于幫助后發國家去實現“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看不清這樣的歷史大格局，只能是學者的悲哀，古人云“先立乎其大”，學術不立乎其大，只是一謀生工具而已，去吹噓什么“為生民立天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豈不自欺欺人？
自由主義者們一再叫嚷：為什么美國就不討伐“美奸”？就允許自由學術？估且不論這樣的判斷是否屬實，不提美國的《愛國者法案》以及種種維護美國認同與國家利益的措施與案例，不提其教堂林立的社會中的種種道德與政治紅線。即使我們承認這是真的，那也只是因為，美國的現代化早就完成了，它擁有強大國力與資本技術優勢，且伴隨著在此之上牢靠的國家認同，它不懼怕你挑戰其民族認同，不僅不懼怕而且甚是歡迎，你與它一起脫光所有意識形態的外衣，裸體拼技術、拼工業、拼國力，那樣對它最有利。但所有的后發國家都不具備這一條件，所以“愛國”，還是我們必須的美德，因為在這里只有民族國家強大了，才可能實現個人福利。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任何概念與原則都要放到歷史情境中去理解。
誰不希望有一個理想狀態，生而自由，費厄潑賴？但是人人生而平等，這是理想；人生來就不平等，這是現實。譬如強者、富人天然就有優勢，在強者與弱者對峙的格局下，你講自由，最后一定是強者的自由，而弱者被奴役；你吹噓人人生而平等，則一定是現實地維系著最大的不平等。你說你的黨代表全民，最后一定是代表權勢利益集團。你說要門戶開放，與國際接軌，則最后一定是國際強勢資本集團及其代理人為所欲為。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機械地執其兩端取其中點，保持所謂客觀中立。在強弱不對等的情況下，只有扶弱抑強才是“中道”與公正。沒有概念的歷史僅僅是雜亂的印象，沒有歷史的概念是空洞的概念。所有的理論與主張，都不應脫離特定的社會與歷史環境，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極易貽害一方。
但是要做到對歷史情境與現實的全面了解，沒有一翻考證工夫和繁瑣思考是不可能的。既然歷史是有前因后果的，思想就得是豐富連續的；即然事情不是單面的，思想就只能是辯證的。只可惜，大多數民眾既沒有這個閑暇也沒有這個欲望去了解這些。于是我們看到，繼“大嘴”宋祖德之后， “大嘴”袁騰飛再度廣受歡迎，就娛樂大眾來說確有閃光點，但就學理推敲來說反而一定會誤人子弟，因為在他那里，往往有空前絕后的大判斷，有逗笑可樂的“包袱”，有東拼西湊的花哨“史影”；但就是缺少詳實可靠、連貫全面的“史實”，沒有對歷史前因后果的深刻之反思、“同情之理解”，明明是學說相聲，卻被某些人認為說的是歷史真相，明明是娛樂，卻被捧為學術！如前所述，在媒體與資本合謀的商業體制下，誰能刺激眼球、鼓動情緒、制造話題，都將成為時代英雄！更何況，他針對共和國前三十年的那些片面之論，正迎合了當前廣泛的社會怨氣：精英們一如既往地怨恨毛澤東時代，草民們憤憤不平地怨恨當前社會的貪腐不公，總之怨恨的都是那自稱為“社會主義”的黨國體制。只要能泄恨，民眾也絕不會去考證什么學理、追究什么事實！三言兩語就給復雜的歷史處境與歷史過程蓋個章、簽個字，判個生死，束之高閣！簡單的判斷，往往夾雜著現代人對于歷史的傲慢！
歷史有其復雜細致的前因后果，不去深入了解以還原歷史進程與歷史事件的真實“邏輯”，我們所得出的只是從概念到概念的貧乏聯系、簡單邏輯。例如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之被“打倒”，便被有些“小人”歸因于毛澤東與彭德懷過去的個人恩怨，另外，大躍進、文革中出現的種種系統性失誤與悲劇全被歸咎于毛澤東一個人，甚至歸咎于其個人心理問題。因為過去有過結，所以現在必然結梁子；因為過去沒讀過大學，所以現在仇恨知識分子。這都是些什么荒謬言論！然而此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認識，卻于怨氣騰騰的民間頗有市場，除了別有用心者造謠生事，民眾的思辯素質也的確堪憂！再如，發現在“春秋時代”，孔子還提倡“克己復禮”，而“禮”又是“周禮”，于是當然他就是“反動倒退”（對此后文再細述）。凡此種種，莫不過于簡單貧乏，以致可笑，沒有前因后果，沒有處境、情境，皆只是訴諸于概念之間的單純聯系而已。
“思辯”必然是歷史地思辨，思想才能與歷史的邏輯相統一；歷史既然是連續的、豐富的，思想就必然是復雜的、多維的，一句話，這種思辯就必定是“辯證的”，這樣的哲學認識與思辯能力應成為我們的基本人文素養。須知，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已經到來，今后強權的統治方式即是觀念與信息的統治，沒有這樣一種素質，我們就極易不知不覺、心甘情愿地，為各種單純的口號與“似是而非”的邏輯所左右，為伊歡喜為伊愁，全成了資本控制下大眾傳媒鼓噪的對象，談什么政治民主、談什么公民社會！只可惜，我們被主流引導著，反反復復地去控訴三十多年前文革中出現的種種匪夷所思的悲劇，集體嘲笑例如帖標簽、扣帽子、上綱上線、漫畫式以至謾罵式的人身攻擊等等，卻全然不去檢討，這許多毛病哪一天不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上演？“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小偷”；與你觀點不同那就是“五毛”、或者“網特”，你一表示出肯定前三十年、歌頌社會主義，那就是“毛左”甚至“極左”，你一表示要反思“極左”、歡呼自由，那就必定是“精英”、漢奸；一談起中國傳統文化，那必是專制、腐化、墮落，從《論語》里面找出一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就把儒家思想罵個狗血淋頭。各式各樣的大帽子，各執一端的偏執，斷章取義的臆想，每一天，我們就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各種身份，揮舞著唇槍舌劍，在形形色色的網絡壇子里互掐，彼此嘶喊著攻城陷陣，氣象萬千。
有什么樣的民眾素質，也就必然有什么樣的體制與風氣。要錯全錯，要對全對的偏執思維！多少年來，政治風向一變，對之前的一切便全盤否定，忽而東風忽而西風，于是我們也就常常成了各種流行觀念輕易操弄的對象。鳴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更加“嘆”其不明！難怪“醉俠”孔慶東要大聲疾呼：“喪失了辯證思維的能力，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精神危機之一也……你說梁羽生好，他就認為金庸不好；你說孔子偉大，他就認為魯迅錯誤；你說文革中普通人民過得很幸福，他就以為根本沒發生過武斗抄家；你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就以為明天八國聯軍便來朝拜納貢了”。
其實何止如此，有些根深蒂固的片面印象簡直成了思想“高壓線”，如今一提起文革，人人都憤憤地道出“黑暗、崩潰、浩劫”這幾個歇斯底里的詞，同樣一提起毛澤東時代，關注和討論的就總是餓死了多少人、整倒了多少人，可是文革所要試圖解決的官僚主義特權問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要解決的現代農村與農民的組織問題，等等等等全都被忽略了，就好像這些事情當初就是憑空發動，或者至多也就是某個“暴君”的個人心理問題導致的。不還原到歷史中去，我們就永遠這樣偏執片面下去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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