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需要實現三民主義

當前需要實現三民主義　　

       結合現實，想想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的清末民初，為了社會的進步，振興中華，使人民幸福，孫中山提出了民生、民權、民主的三民主義主張。后來蔣介石沒有把三民主義繼承發展好，把三民主義糟蹋了，要不然，三民主義的宗旨會逐漸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起來，中華建設會走向大民主，大團結，大共和。孫中山也是看透了帝官封社會的丑惡面目，他著重于運用三民主義改造舊世界。在當時和后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三民主義也是一向贊成。以此來說，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在上層建筑的內容要求上，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因此孫中山才認可和主張國共合作。江澤民總結稱孫中山為中國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偉人，是準確的。對于現實來說，三民主義也很有價值品味。而今，對于腐敗官僚主義問題的解決手段，同樣需要三民主義?！　?/p>

       一切社會在外表看來，都有官僚和人民組成，在孫中山看來，三民問題是社會的本質。因為社會問題包含權力結構問題，因此孫中山著重于利用官僚層面鬧革命，而不著重于發動人民群眾鬧革命，導致在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政治體制不合乎三民主義的要求，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問題很大，這就是民國革命的不徹底性。而在馬恩列斯毛看來，社會本質的東西是生產關系。而權力結構這東西，則是社會的一種表象，不是各個社會的本質。人是決定的因素，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不管是怎樣的形式，怎樣的矛盾運動，都是由人這個因素在決定著，也就是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地位所決定著。而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與人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關系和地位、產品的分配形式，三個元素之間又是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因此，生產關系是貫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一條“寫作紅線”，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應從解決生產關系問題入手?！　?/p>

    三民主義雖是上層建筑領域的，但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過程，也需要通過改善生產關系來實現。即改革改善人與人的關系地位，作為“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的“杠桿”作用，從而使得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相對和諧，達到矛盾運動良性循環的發展。但是這種矛盾運動循環過程中，往往總是要釋放出一些博弈斗爭的能量的，不過或大或小而已。博弈斗爭的激烈程度越小，則就越相對和諧。孫中山著重于官僚層面上，在人的關系上作小的博弈，僅僅主要是運用那一支光禿禿的杠桿。雖然他也明白分田分地、農有所耕、民有所食的道理，但因沒有徹底認識到運用整個杠桿原理元素，即“支點”和“支點位置”，以及“力臂的長短”等所有因素，也因他去世太早，結果將權力交給了蔣汪之類，使得民國革命夭折?！　?/p>

    雖然人與人關系地位的改善是一個“杠桿”，但卻不是“支點”。充當“支點”的則是“產品的分配形式公平原則的分配制度”?？墒?，這個支點安放的“位置”是起著首要決定作用的，那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毛澤東在力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吻合的辦法上，首先找準了支點的位置，整個用了“杠桿原理”的“全部因素”，把杠桿原理整個因素考慮在內作為“寫作紅線”，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直都沒有忽略這個杠桿原理中的每個因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初期這段時間內，資產階級勢力即反動落后的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本來就不容易用新生年幼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根“寫作紅線”，硬性進行拉上，本來就不容易把帶有腐朽成分的經濟基礎，提升到新生的上層建筑的層面高度，本來就很難促成經濟基礎與理想的上層建筑之間的和諧統一，一致向上。然而，毛澤東將這條“寫作紅線”中人的因素采取“加紅”的辦法，運用了人民民主的三民主義，走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路，使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壓迫；解放后，對腐朽的官僚資產階級進行制約和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的確太平，晝不上鎖，夜不閉戶。這樣的景象歷朝歷代沒有幾個，人民群眾的確感到精神上的滿足和幸福。如果有人說“文革”是搞過了頭，那么我的理解是，力矩與力臂比例有點失算，那是因為四人幫把“紅線”搞得“過火”的原因，但是總的“杠桿原理”“寫作紅線”還是用對了。　　

       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謂是資本主義末期的一套東西，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了，人與人關系地位中的至高無上者決定了支點側重于個體位置。這樣的結合，使得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和地位發生了與前不同的深刻變化，出現了官權大于民主、制度大于民權、商富大于民生，這樣相對下落的經濟關系境況。使得原來的上層建筑，被高高地懸掛在經濟基礎之上；使得捆在上層建筑上面的，對下落的經濟基礎進行生拉活拽的，那根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杠桿原理”的“寫作紅線”，它的長度的確不夠用了，幾乎聯系不上了，因為扯得距離太大了?！　?/p>

    我們知道，民主主要是屬于人民的，統治主要是屬于官僚的。民主與統治應該是矛盾統一的關系。如果只是矛盾而不能和諧統一，那么大多都是因為代表統治的官僚，導致了人民與官僚之間的矛盾，即官僚主義盛行的官僚腐敗，壓制人民民主所導致的矛盾，目前就有這種矛盾加劇的現象。而官僚主義盛行，就使得人民民主專政失去了人民民主；而失去了人民民主，其專政的對象必然就成為人民群眾。其表現為打擊舉報人，用各種手段包括國家機器，甚至卑鄙利用黑社會手段進行威脅，使得人民民主的上訪問題和舉報腐敗的案件，總是不得而終。腐敗者自由穿梭于“法網恢恢”之間，使“疏而不漏”成為笑談?！　?/p>

    對于目前多位愛國者和改革者來說，光是知道支點安放在哪個“位置”，也知道哪個是“支點”，而缺少了對那個“杠桿”作用的認識，也是不夠的。尚且在上層建筑上捆綁的那根紅線，還依稀發出紅色光芒的時候，說明紅線還沒有離去，只是無力拉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靠攏而已。而當無力向上拉動的時候，就有極大可能被拖拽下去。因此我們需要先去找來那根光禿禿的“杠桿”，先用那根杠桿戳來戳去，不斷調整杠桿位置，才能把準確的“支點”“位置”找出來，把杠桿再放準位置。如果擔心“亂折騰”而形成“文革擴大化”，那么，就應該注意恰當調節力矩和力臂的比例關系?？墒牵绻麚摹皵U大化”而因噎廢食，不敢采用這個三民的杠桿，恐怕也是不行的?！　?/p>

    綜合而看，當以解決反腐敗的民生民權民主的上訪舉報問題，作為杠桿，算是借用了孫大圣的金箍棒。解決了腐敗問題，才能賦予光明的環境空間，從而照亮和找回那個支點位置。而不能信奉和崇尚“完善制度”，甚至說是“調整權力結構”，或者什么“完善官員決策制約機制”，這些不是依靠“活人”而是依靠“死物”的理由，甚至在沒有清理腐敗分子的情況下，一定參雜著眾多腐敗官僚的“死人”因素來所謂地調節社會矛盾。這不是本質的，只是在做表面工作，是不徹底的。不徹底的改革和工作，就會反彈，因為人是決定的因素，所以要先將腐敗官僚之人進行清理。　　

    所以，在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下，在民主與統治之間矛盾不斷增生之時，在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不和諧因素下，在高層已經認識到政治體制與腐敗問題相關時，尤其是認識到腐敗問題又株連到黨的生死命運時，政治體制必須改革時，就要突破“亂折騰”的擔心，解放思想，“保守治療”地及時改革不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的政治體制，以解決關于民生民權民主的反腐敗舉報上訪問題，從而順應和履行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要求?！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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