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晚年自述：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如何認識和評價毛主席，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曾經代表中央就這個問題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志多次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還說過，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他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志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后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小平同志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贊成。我認為，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前一段時間，曾經有些同志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比較偏激，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同志。這種態度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有責任講講自己的看法。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歷史。

在創建紅軍時期，毛主席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黨中央的多數領導人和中層以上社會的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像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等人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只有少數人能夠堅持革命立場，支持農民運動，并且只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地贊揚湖南農民運動，把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產黨員對這個重大關鍵問題，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確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在“八·七”會議上，黨中央提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并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搞武裝暴動。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暴動，原來準備進攻長沙。暴動時來了原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警衛團，團長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同志盧德銘，他帶著隊伍輾轉到達修水一帶，與毛主席取得聯系。羅榮桓同志等在崇陽、通城等地領導農民暴動，也組織了小小的隊伍。此外，還有平江、瀏陽的農民義勇軍，萍鄉、安源的工人自衛隊和醴陵的起義農民等。毛主席將這些隊伍收集起來，組織了平江、瀏陽、醴陵的秋收起義。但是進攻長沙的計劃未能實現。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太近，大的部隊在這里難以長期立足，便決定放棄占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來。秋收暴動中，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由于經驗不足，多數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堅持下來沒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贛東北領導的一小部分武裝力量。

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關系重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后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干。

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是我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參加南昌暴動的有三萬多人，后來在湯坑、三河壩等地打了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編為一個團，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比毛主席領導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沒有毛主席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朱德、陳毅同志所領導的隊伍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后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江、瀏陽斗爭，彭德懷和滕代遠同志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們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建立根據地、建黨、建軍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后，又回到平江、瀏陽一帶，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蘇兆征、葉挺、葉劍英等同志領導的廣州暴動失敗后，由袁國平、葉鏞、陸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政治素質、軍事技術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兩支隊伍基礎都好。領導海陸豐斗爭的彭湃同志，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都失敗了。為什么毛主席領導的隊伍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也經歷過曲折，受過損失，卻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呢？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緊要關頭，對于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和發展，怎樣才能存在和發展這些關鍵問題，只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正確地解決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紅軍后來有很大的發展，也是和井岡山紅旗的影響分不開的。

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這么一套正確的東西就非常困難呀！那時的黨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沒能搞出這一套。毛主席當時比我們確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舉個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于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么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后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始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后發五毛。后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總之，在大革命失敗以后這個最危險的歷史轉折關頭，毛主席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很明顯，沒有他的艱苦卓絕和富有遠見的奮斗，沒有他所領導樹立的井岡山這面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么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貢獻呢？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

 

要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以正確的態度來評價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建立全國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記得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黨中央。在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后，王、楊、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使我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個人認為，毛主席后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了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之后，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的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并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指導上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做敵我矛盾，把階級斗爭絕對化、擴大化，并且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處理黨內矛盾，以致被壞人鉆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些后果是盡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說了。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小平同志講得對，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對許多錯誤都是有責任的。有一個同志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比如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只要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事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該來承擔責任。當然，毛主席作為中央主席要負領導的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如果把錯誤都算到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我們大家來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那才符合歷史事實，符合唯物主義。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干。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又沒有經驗，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

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也是我們全黨所必須引以為戒的教訓。還有一點同志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從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1958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容易出差錯。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壯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這一生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幾十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盡管這些亂子給我們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毛主席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錯誤。因此，我們在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重的心情來諒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于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這是合乎實際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們的黨，丑化、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