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中華民族奴隸社會“禮治”（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毛主席語錄　　

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個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                                       （《新民主主義論》）　　

周公是中華民族奴隸社會“禮治”（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評文化苦旅客的《我斷言：周公是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發起者》　　

                          探索者　　

何謂“文革”？“文化革命”的簡稱。所謂“文化”，從廣義上說，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從狹義來說，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所謂“革命”，①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稱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為“革命”。《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②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變革。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重大變革，即社會革命。在此，當然“革命”是指“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重大變革，即社會革命。”　　

筆者剛剛研讀過《禮記·禮運》，并發表過一篇拙文：《論〈禮記·禮運〉 “大同-小康”一段的假孔丘及“大同”、“小康”是什么東西》，請讀者找來讀一讀。因為在《禮記·禮運》中的“大同”、“小康”一段，就有對于中國古代“文革”歷史的有關“論述”。所以今天我們不妨就由此談起。　　

（一）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禮記·禮運》）　　

由此，可見：　　

1、在堯舜與禹之間，中國歷史曾經發生過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就是所謂“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由堯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即“天子之位傳賢不傳子也”，變成“天子之位世襲傳子不傳賢”。對此，可稱為一場“文化革命”。　　

2、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之間，并沒有發生如同堯舜與“三代之英”之間發生過的那種由“天下為公”到“天下為家”的巨大的社會政治變革。“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都是“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周公并沒有做出如同使“天下為公”變成“天下為家”的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貢獻。周公并不是一個“文化”“革命家”！周公不僅不是“是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發起者”，也沒有發起過什么“文革”！　　

（二）　　

周公對中國歷史究竟有沒有做過什么貢獻？有。那么周公究竟作過甚么貢獻？　　

《論語·八佾·3·14》：“子曰：‘周監于二（筆者：夏、商）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公依據周制，“鑒于（夏商）二代”，“制禮作樂”，完善了典章制度，從而使周“郁郁乎文哉”。周公是中國奴隸社會由夏（約公元前20世紀）經過商（約公元前16世紀）到周（約公元前11世紀）以來一千余年“禮治”的集大成者。　　

至于“文化苦旅客”稱“武王滅紂，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神鬼文明到人本文明的過渡，由于武王天命不假，這個偉大的文明嬗變的過程是在周公手中完成的”等，那卻完全是胡說八道。　　

“天命”的觀點，是伴隨著奴隸制的產生而產生的，是被神化了的奴隸制的國家觀念。因此，列寧指出：統治階級總是要樹立一種觀念，“說國家是一種神奇的東西，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它是上天賜予的力量。”（《列寧選集》第4卷，42頁）　　

據史載，“天命”觀念，在夏代奴隸制已經出現。夏族奴隸主統治者宣告：“有夏服（受）天命”（《尚書·召誥》）。說我夏族是受“天命”來統治你們的。后來，殷族討伐夏桀時宣稱：“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史記·殷本紀》）說夏族有罪，我殷族惟恐違犯“上帝”的意志，不敢不討伐夏桀的罪惡而取代其統治，這是“天命”對他的懲罰。殷朝殘暴的統治者紂自稱：“有命在天。”（《尚書·商書·西伯戡黎》）奪取殷朝政權的周族奴隸主也是宣稱：“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周書·康誥》）周王朝并不是打著“人本文明”的旗幟上臺的，也是打著“天命”的旗幟上臺的！　　

至于“周公只可能用‘文革’手段------發動群眾 引導群眾 使群眾自我教育 自我完善 的方式實現。不可能通過簡單的上傳下達 行政命令式的官僚作風實現。這種發動群眾 引導群眾 使群眾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的方式就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方式”等，那更完全是不沾邊際的胡胡言亂語！　　

因此，文化苦旅客的“斷言：周公是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發起者”，完全是其睜著眼在說胡話！　　

周公是“禮治”的集大成者。“儒家”最本質的階級特征就是“克己復禮”。當然周公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因此，甚至于孔丘在老年體衰之時還嘆息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見周公！”（《論語·述而·7·5》）孔丘臨死前不是想見他爸見他媽，而就是想見周公。這說明了什么？這就是說孔丘是以周公為典范的，是周公事業的繼承者。　　

（三）　　

那么，孔丘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扮演了一個什么角色！　　

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紂，建立周朝。都鎬（hào）京（今陜西長安縣西北灃河以東的昆明池北岸）。周公東征后，確立宗法（也就是禮治）制度，并分封諸侯。后期，貴族日益腐敗。公元前７８2年，周幽王即位，他重用“善諛好利”的虢（guó）石父，寵愛褒（bāo）姒（sì），過著更加荒淫無恥的生活，使國人對之愈加憎恨。公元前７７１年，申侯聯合繒、西夷和犬戎等攻破鎬京，幽王倉皇出逃，被犬戎軍隊殺死于驪山之下（今陜西省臨潼縣境內）。次年，公元前770年，申侯支持被幽王廢了的太子宜臼在申地（今河南省南陽市北）即位，為周平王。同年，宜臼在一批貴族的操縱下，向東遷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在歷史上，稱東遷以前為“西周”，以后為“東周”。東周包括“春秋”和“戰國”兩個時代。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５年，“韓、趙、魏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這段長達二百九十五年的歷史，稱之為“春秋”時代。在這期間，東周王朝越來越弱，根本不能號令諸侯，實際上已成為各諸侯間爭奪的一塊招牌，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相繼稱霸。經過長期的諸侯爭霸戰爭，許多小諸侯國逐漸被大諸侯國吞并。春秋初期，諸侯國還有一百四十多個，到公元前４７５年，已經所剩為數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國。它們之間為爭奪人口和土地，仍繼續不斷進行戰爭，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朝統一六國為止。自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這段約二百五十四年的歷史，稱之為“戰國”時代。春秋時期的歷史，在政治上的特點，是五霸；戰國時期的歷史，在政治上的特點，是七雄。惲敬說：“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大云山房文稿·三代因革論一》）　　

其實，在奴隸主貴族統治階級內部，隨著“禮治”的提出和建立，“非禮（張己反禮）”與“克己復禮”的斗爭就開始了。《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早在孔丘之前，古籍《志》上，就有“克己復禮，仁也”的奴隸主貴族道德導向。“非禮”與“克己復禮”的斗爭要追溯到夏（約公元前20世紀）。在周時，隨著周公的死，“非禮”與“克己復禮”的斗爭要也越來越激烈和公開化。在歷史上，周的東遷不僅是周奴隸制“禮治”，是中國奴隸制“禮治”決定性失敗的結果，也是中國奴隸制“禮治”由盛至衰的分水嶺。　　

孔丘（約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是“春秋”末期人。到孔丘出生時，周王朝至少已經衰敗了220余年，“禮樂”也至少已經“崩壞”了220余年。當時周王朝早已經是名存實亡，周禮已經幾乎倘然無存，敗落到了極處。　　

然而，孔丘卻仍然死抱著“周禮”不放，要“行”“周禮”之“道”，救“周朝”之“世”。鼓吹“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12·1》）《孔子大辭典·歷史背景·古國地名·周》說得清楚：“孔子把周作為后世效法的典范，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周禮”乃“周朝”奴隸主貴族的宗法制度，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奴隸的桎梏；周朝乃奴隸制社會，奴隸主貴族的天堂，奴隸的地獄。孔丘是奴隸主貴族的幫兇，奴隸的死敵！孔丘是奴隸主貴族復辟的幫兇，奴隸解放的死敵！禮崩樂壞，天下大亂，那是腐朽的奴隸制周王朝的走向死亡，而新的封建制新時代的即將誕生。那是腐朽反動周王朝的死亡，奴隸的解放；那是奴隸制的末日，奴隸的新生，而不是天下的末日；那是腐朽反動周王朝的覆滅的時代，是新社會的誕生的時代。孔丘的社會理想“東周”——“吾其為東周”，他要在“東方”重建一個“西周”，讓周王朝奴隸制的死灰復燃，復興昔日奴隸制權勢的輝煌和榮耀。孔丘的理想社會在已逝舊世的奴隸社會之中，勞動人民的理想社會在未來新世的共產主義社會之中，那是全人類的天堂；孔丘的理想社會在“克己復禮”之中，而勞動人民的理想社會在張己反禮之中。孔丘是應已經失勢的奴隸主貴族夢想恢復昔日的天堂需要而出現的歷史人物，孔丘的說教是應已經失勢的奴隸主貴族夢想恢復昔日的天堂需要而出現的歷史胡謅。　　

孔丘的“行道”、“救世”也并非是什么“理想主義”，而純粹是功利主義——“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9·13》）《論語·八佾·3·24》：“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丘師徒為奴隸主貴族帳目充當幫兇，因此奴隸主貴族不僅許愿給他師徒官做還頌揚他，稱其“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奴隸仇視他，稱其“巧偽人”、“盜丘”，聞其名也大怒不已（《莊子·盜跖》）！孔丘是中國人民的巨大歷史災難！　　

但是，是否孔丘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鼓吹“克己復禮”的“寶貝”？當然那也不是！孔丘自詡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述而·7·1》）。他的“克己復禮”至少是“述”之于“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很可能其“竊比于我老彭”的老彭就是一個鼓吹“克己復禮”者。“子曰：‘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丘只是中國的奴隸社會走向覆滅，封建社會走向勝利這一特殊時期的一個死包著奴隸社會的僵尸不放，力圖復辟奴隸社會的一個跳梁小丑、擋車的螳螂！　　

    孔丘這個歷史角色是顯而醫見的。只要認真地讀一讀被封建統治階級吹上了天的《論語》，或者看一看歷來封建統治階級吹捧上了天的《論語》，或者看看歷來封建統治階級對孔丘的頌揚，就可知了。孔丘越反動，則封建統治階級對其吹捧頌揚就越高越美！因此，封建統治階級對其吹捧頌揚就越高越美，就說明孔子越反動！　　

（四）　　

“世人莫詬文革，周公始是發端，主席踵而繼之，再開千載偉業，文明亮麗轉身，偉哉周公主席，并世中華兩巨人。”　　

文化苦旅客把人民領袖的毛主席與大奴隸主貴族的周公放在一起，不是太不適宜，太刺眼了嗎！這是對毛主席、人民大眾的公開污蔑！　　

文化苦旅客之所以要把人民領袖的毛主席與大奴隸主貴族的周公放在一起，其實是一個陰謀！　　

文化苦旅客之所以要歌頌人民領袖毛主席，是為了塞進大奴隸主貴族的周公歌頌周公！塞進大奴隸主貴族的周公歌頌周公，是為了塞進孔老二歌頌孔老二設下伏筆！只要“周公是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發起者”，那么孔老二就是當然的“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發起者”繼承者。　　

把一個死包著奴隸社會的僵尸不放，力圖復辟奴隸社會的一個跳梁小丑、擋車的螳螂的孔老二塑造美化成“中華民族第一文革”的繼承者的“孔圣人”。把一個奴隸死敵、人民大眾公敵的孔老二塑造美化成奴隸朋友、人民大眾救星的“孔圣人”。

呸！這些鬼蜮們！　　

筆者在這里的作用，只是想給讀者“提個醒”！毛主席告誡我們“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毛澤東在評說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說此段話）。當然這其中也包括筆者。不僅要提高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能力，也要提高識別真假民主、科學的能力，不管孔孟之道穿上何種“馬甲”，也能把它認得出來！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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