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迷霧重重、疑問紛紛的重大歷史問題。有一個80后青年問我：文革運動時期，學生不上課，到農村工廠勞動，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更有甚流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極左思想，成名成家的思想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還發生了“白卷英雄”教育革命的光榮事件，這些都是反知識、反文化的，為什么這樣的政治運動，還稱之為文化大革命呢？
的確，現在的年輕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很荒唐，不可理喻；不了解中國政治文化國情的外國人，也是很難琢磨透文化大革命運動的。
有人把文革運動出現的許多非理性言行，歸為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這種看法是感性幼稚的。對于一個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八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因為一個領袖的品質錯誤，而轟轟烈烈的改變了歷史的政治文化走向，長達八年之久（若不是毛澤東逝世，這一歷史將更長），而且毛澤東逝世以后，雖然文化大革命被官方徹底否定，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地位仍然被中國共產黨高度肯定。
毛澤東晚年，認為自己的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打倒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說，要讀懂毛澤東，就必須懂的文化大革命，而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又必須讀懂毛澤東。簡單的講，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畢生追求的政治文化革命理想的最后表達，這個理想就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它與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理念有很多的相似，甚至是一種傳承，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氣勢磅礴有著它深厚的文化根基。
要讀懂毛澤東必須從頭思考，毛澤東為什么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必須經得住歷史的考驗，要能夠經受長期的歷史考驗，就必須有最卓越的中國革命的思想理論體系。毛澤東成為革命的領袖正是因為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首先毛澤東確立了馬列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而這種信仰和中國古代的儒家大同社會的理想有著本質的相通。在毛澤東之前，康有為、孫中山先后是中國政治思想改革和革命的最重要的領袖，他們也毫無例外的并且十分高舉的推崇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因此毛澤東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是對中國古代美好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一種繼承方式。可謂繼承這種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是英雄所見略同，但他們政治實踐的實際結果是大相徑庭。
大同政治理想的產生已幾千年了，康有為、孫中山將之作為奮斗理想，但他們和歷史上其他人一樣，都是葉公好龍，坐而論道，唯獨毛澤東卻言行一致的將中國革命的理想等同世界大同，終其一生為之奮斗，做出了破天荒的革命。
首先分析毛澤東革命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探討這一問題，要分析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外的政治革命形勢。從世界革命影響來看，資本主義的戰爭危機導致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蘇俄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有這樣的政治意義：社會主義革命不一定在生產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而可以在資本主義國家最薄弱的環節發生，這些落后的國家階級矛盾和斗爭表現的更為尖銳。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就在于，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比蘇俄更為落后的多，但中國不斷惡化的階級矛盾，廣大人民赤貧的經濟生活狀況，卻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堆極易燃燒的干柴，中國的革命者只要找到正確的革命理論，點燃這堆干柴，大火就會熊熊燃燒起來。
從國內來看，孫中山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并提出要喚起民眾，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孫中山看到中國革命若要獲得勝利，取決于廣大人民的支持。但是怎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呢？這就要求革命的理論能夠代表中國最廣大窮苦人的利益，提出共產主義理想，實現窮人翻身解放，這就從根本上代表廣大工農的利益，從而喚起他們的革命意識。因此提出共產主義的理想，既與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吻合，又能夠喚起廣大民眾的政治革命意識，贏得最廣泛的思想文化認同。孫中山雖然認識到要喚起民眾，但他的政治理論排斥階級斗爭，與共產主義相左，結果他的政治理想實行起來，如同空中樓閣。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運用馬列主義革命理論，宣傳共產主義革命理想，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很快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后起之秀，顯示出馬列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寶貴價值，相比較其他西方政治理論，其對中國革命的精神鼓動，如鶴立雞群，威力無比。工人農民被發動起來，全國性的大革命隨之起來，革命陣營開始分化。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事變，標志著中國的階級斗爭公開的轉化為你死我活的奪取全國政權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雖然暫時失敗了，但階級斗爭這把大火，被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點燃了起來。
1930年1月5日 ，毛澤東發表了對全中國革命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的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處于最艱難的時刻，但毛澤東具體分析了國內外的革命形勢，指出由于帝國主義各個國家在中國爭奪利益日益迫切，以及統治階級相互混戰而全國沒有統一政權，導致了中國各種社會矛盾迅速的空前激化，造成了中國社會革命的形勢比西歐國家更加有利的局面。
該文寫道：“大革命失敗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的確大為削弱，剩下的一點小小的主觀力量，若據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后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認識到中國各種深刻的無可挽救的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文章最后毛澤東預言：“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可以認為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思想理論體系形成的一個標志。首先毛澤東更加堅定了中國革命必然性的思想，并且比較了敵我兩種力量強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遭遇最嚴重挫折的時候，卻通過辨證的分析，得出了創造性的結論，認為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甚至會大大超過具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力量的西歐國家。其次，毛澤東堅信中國革命的高潮必將再次到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并且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毛澤東例舉五卅運動，說明了中國革命的運動已證明馬列主義在中國行之有效，并且是中國革命的思想理論法寶。第三，毛澤東掌握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方法。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活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最重要的本質就是正確認識事物的矛盾，而認識事物的矛盾又必須在實踐中逐步提高認識水平。毛澤東后來發表的著名的理論著作《矛盾論》和《實踐論》，其中矛盾的觀點、實踐的觀點，已貫穿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當中，毛澤東善于分析矛盾、駕馭矛盾、轉化矛盾、引導矛盾的領袖政治才華，在該文中已具有了充分的反映。我在其他文章中曾極力推崇愛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維的自由創造”的哲學認識方法，毛澤東不為表面現象所困惑，而善于認識中國革命本質的思維風格，和愛因斯坦的認識方法實屬一致。
毛澤東革命思想理論的建立，對后來戰勝敵人更瘋狂的更致命的進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934年蔣介石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全面的圍剿，紅軍被迫長征，在這場震驚全世界的生死決戰中，紅軍卻不可思議的贏得了革命北上的勝利，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歷史時，充滿自豪的作了這樣的評價：“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別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2萬余里，縱橫11個省。請問歷史上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
可以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領導，紅軍長征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而如果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毛澤東的思想也不會迅速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具有絕對崇高地位的指導思想。毛澤東不僅挽救了黨，而且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成為了聞名世界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還強有力的戳穿了蔣介石政權加之中國共產黨身上的許多污蔑之詞，為后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廣泛的基礎。
毛澤東充分的去認識和宣傳長征的深遠的革命政治意義，他說道：長征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11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領導地位的牢固建立，使中國共產黨超越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切實際的指揮，從而使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夠更加切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長征的勝利，實際上已奠定了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奪取全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基礎。中國共產黨這時候已具有兩個最重要的勝利條件，第一，具有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堅定信仰，這一信仰是紅軍武裝不可戰勝的強大的精神力量，而讓馬列主義革命思想能夠在中國革命中生根開花的就是毛澤東的思想。第二，一批具有堅定信念的共產主義戰士，以毛澤東為核心并且緊密的團結在毛澤東的身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正是憑借這兩個條件，以少勝多，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反觀蔣介石的政治，政治信仰徒有其表，統治集團內部勾心斗角，腐敗不堪，面對中國極其復雜尖銳的政治經濟矛盾，一籌莫展，軍隊貌似強大，實則是個紙老虎，一觸即潰，土崩瓦解。
1936年和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兩次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有兩點特別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一是，毛澤東問斯諾會不會加入美國共產黨，斯諾回答如若我國的人民也遭受同中國人民一樣的苦難，一樣的被黑暗政治勢力壓迫，我就會加入共產黨去推翻反動的政治統治。毛澤東同斯諾一樣，參加共產黨和發動革命首先是基于解救中國廣大勞苦大眾的政治良心。第二，毛澤東在談話中直言不諱的表達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將要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點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具有廣泛的民眾基礎，第二點說明毛澤東的革命思想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堅定的價值信仰的追求，毛澤東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目的。理解這點非常重要，這點其實是理解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把思想鑰匙。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道：“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對黨的三大法寶進一步補充說明：“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1949年的三大法寶的進一步說明很重要，它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的黨性，它指出了黨性的純潔是靠自我批評，而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是為了純潔黨性，革命的方式也是靠黨的自我斗爭，自我純潔。這一思想后來實際上就發展為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繼續革命的理論。待續…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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